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帝王的励精图治，至乾隆初期，社会稳定，经济富足，文化繁荣，呈现出了封建时代“治世”的繁荣景象。乾隆继续推行前代帝王所确立的“崇儒重道”的文教政策，稽古佑文，尊崇经学，举国上下文教兴盛，书院林立，编书、校书、刻书之风盛行，学者辈出，人才济济，堪为“斐然比于汉唐”[1]。在经学发展上，这一历史时期的考据学已经“羽翼丰满”，打出“汉学”之旗帜，与宋学“分道扬镳”。并且考据学借助学术骨干入主翰林院、礼部等政府重要部门，得以将学派的影响向全国各地扩散，以此培植学术骨干，壮大学术团体。也正是基于此，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异常兴盛，风靡天下，使之成为清代主流之学术。梁启超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2]相比之下的理学虽然“仍在北京享受着政治性的供奉”[3]，却在汉学的挤压下黯然失色，显出衰微之迹象。而正当乾嘉汉学兴盛之时，偏于一隅的常州庄氏，治学不务名物、典章考据，喜好探究公羊学之微言大义，代表了一股新的学风，悄然兴起。
这一历史时期，科举考试在制度上也有重大的改革。先是将首场“四书”文之后的“五经”题放置到第二场，而将第二场的论、表、判概行删除，然后又在首场“四书”文题后增加五言八韵诗一首，随后，又恢复“论”一道并放置在首场“四书”文之后，而将五言八韵诗放置到第二场；但“论”题在乾隆朝晚期又被废除，同时“五经”分试也改为并试。另外，长期用来衡文取士的胡安国《春秋传》也被废除。在试题方面，乾嘉时期的乡试、会试以及殿试试题中，大量考据学的题目出现。那么，这便给我们提出疑问，为何乾嘉时期的科举考试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与变革？这一系列的改革与变化是否与考据学的兴盛有莫大的关联？如果有关联，考据学又是怎么对科举考试施加影响的？这一串串的疑问和谜团促使我们对乾嘉时期科举考试和经学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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