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儒学思想及演变

乾隆自幼研习儒学，尤其是在他被雍正定为皇位继承人之后，更是由朱轼、鄂尔泰、张廷玉、徐元梦等理学名臣，对他进行了系统的儒学教育。“熟读《诗》、《书》、四子”，“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4]。乾隆自幼深受理学影响，即位之后，恪遵父祖遗规，切实推尊理学，坚决打击立异程朱的理学官僚，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乾隆元年（1736年），御史谢济世自著《学庸注疏》进呈朝廷，意欲替代朱子《中庸章句》而颁行天下，而另一位御史李徽则奏请欲将《孝经》与“四书”并列于学官。针对此等事，尊崇理学的乾隆帝颁谕进行了驳斥：“谢济世请用其自注《学庸》，易朱子《章句》，颁行天下。独不自揣己与朱子分量，相隔如云泥，而肆口诋毁，狂悖已极……李徽欲以《孝经》与‘四书’并列为五，立义支离，属辞鄙浅。于宋元大儒所论《孝经》源流离合，曾未寓目，即欲变乱历代论定，列于学官，数百年不易之旧章，亦不自量之甚矣。”^[5]当他得知外放湖南督粮道的谢济世于当地刊刻著述时，便对军机大臣说：“朕闻谢济世将伊所注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关系，亦不可置之不问也。”并令即将到任的湖广总督孙嘉淦，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6]。接着，又应准了国子监祭酒杨名时的奏请，颁发康熙朝御纂的《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尚书传说汇编》、《诗经传说汇编》、《春秋传说汇编》各十六部于太学，刊示诸生。六月，乾隆命方苞编选“四书”文。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乾隆帝为朱子家庙题“百世经师”匾。五年（1740年），乾隆又颁发谕旨敦促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员平时多读宋儒之书，究心理学圣贤之道。他说：

朕命翰林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该，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诸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工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途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说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学者正当持择审处，存诚去伪，毋蹈徇外骛名之陋习。崇正学则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风俗，培养国家之元气，所系綦重，非徒口耳之勤，近功小补之术也。^[7]

从这一谕旨中，可以看出，乾隆高度重视程朱理学作为道统的神圣地位，肯定了宋儒之学“入圣之阶梯，求道之途辙”的重要性。同时，乾隆也对汉学与宋学进行了比较，并且承认了汉学“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的长处，但还是明确表示宋学“经术之精微”、“圣人之微言大义”的巨大优越性。由之，可以看出乾隆“扬宋抑汉”的基本立场。

随后，乾隆以朱子的“学以为己”之说训饬士习流弊，“朱子同安县谕学者云，学以为己……朱子此言，即是科举中为己之学。诚能为己，则‘四书’、‘五经’皆圣贤之精蕴，体而行之，为圣贤而有余。不能为己，则虽举经义、治事而督课之，亦糟粕陈言，无裨实用，浮伪与时文等耳。故学者莫先于辨志，志于为己者，圣贤之徒也，志于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国家养育人才，将用以致君泽民，治国平天下。而囿于积习，不能奋然求至于圣贤，岂不谬哉！朕膺君师之任，有厚望于诸生。适读朱子书，见其言切中士习流弊，故亲切为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为学者知所以学”^[8]。通过此圣谕，可窥见乾隆规劝士子潜心程朱理学、探究圣贤精蕴的良苦用心与殷切期望。

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在训饬诸臣公忠体国时，宣称：“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9]同年九月，责成湖广总督孙嘉淦销毁谢济世在外放地刊刻的《学庸注疏》。“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10]九年（1744年），乾隆允准直隶总督高斌、顺天学政赵大鲸关于刷印康熙年间纂修的《御纂四经》、《性理》的奏请。

在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同时，乾隆还特别留意经学，不但广布经籍，鼓励天下士人习经，而且还优奖绩学人士。登基不久，乾隆便召见尚书杨名时所荐举的留心经学的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并委任国子监属员。接着，允准协办大学士三泰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各一部于各省会府学中的奏请，命各省督抚于省会书院及有经阁之府州县就近动项购买，颁发刊印，分给府州县学。四月，命广布其父祖时御纂诸经书，定生员试经解。“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人才多则俗化茂，稽诸史册，成效昭然。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凡艺圃书仓，靡不博览，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特敕直省布政司将诸书敬谨刊刻，准士子赴司呈请刷印。”为了“广圣教、振儒风”，还特命各省督抚招募书坊、商贾，刷印圣祖时所御纂的经书，通行鬻卖，以使家传户诵，大广厥传。为鼓励生员习经，要求各学臣要对“生童中有诵读御纂诸经者，或专一经、或兼他经”开名册报，等考试文艺之后，另期发问，给予“只令依义条答，不必责以文采，有能答不失指者，所试文稍平顺，童生即予入泮，生员即予补廪”^[11]的优惠政策。

乾隆二年（1737年）正月，赏给治《礼记》尤为精深的江南贡生王文震国子监助教职衔，在“三礼馆”纂修《日讲礼记》。三年（1738年）十月，乾隆帝规训士子留心经学，他说：“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后文章。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12]四年（1739年）五月，乾隆允准大学士张廷玉关于殿试策文推重经史的奏请。“臣等细加酌定，应取历朝流传诵习之文，以为成式。并饬各省学政，广行晓谕，务须贯穿古今，陶铸经史。试卷旧无横格，贡士等如有学问淹通者，听其发挥，惟不及一千字者，以违式论。”^[13]同年八月，朝廷因年近七旬的江南镇江府金坛县贡生蒋振生依石经格式，手书“十三经”正文，予以奖励，授国子监正职衔。九年（1744年），乾隆再度提倡士子讲求经学。“学以敦行为主，尤以明经为要。请饬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时时以经学造士。学臣考校生童，亦务以经义与‘四书’文并重。查‘六经’为载道之书，国家设科取士，自州县试以至乡会，近奉谕旨，训饬考官，不得专重《四书》文而忽经义。请再行通饬考校各官，如‘四书’文虽佳，而经义影响游移者，概置不录。士子自必勉强学问，经义日明。”^[14]

可见，在乾隆朝的前十年，乾隆秉持其父祖所确立的“崇儒重道”文教政策，并不遗余力地推行。一方面推尊理学，倡导大臣和士子精研义理，一方面也崇尚经学，提倡天下学子要以经学为本。但是从乾隆十年（1745年）开始，乾隆对理学的推尊变得不那么积极，对振兴理学也失去了兴趣，随之兴趣点逐渐由推尊理学向崇尚经学的一端转移。推动乾隆学术取向发生转移的因素既有理学自身少有创见，士习不端，理学大臣“欺世盗名”、“假道学”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以考证经史为特色的汉学研究迅猛发展的原因，但引发其兴趣发生转移的“导火索”是乾隆九年（1744年）的顺天乡试稽查事件。

乾隆九年（1744年）八月，顺天乡试开科，乾隆命大臣前往顺天乡闱严密稽查，结果仅头场便搜出夹带21人，而让乾隆更为恼火的是，他亲命的“四书”文三题，由于“取其略冷，不在外间拟议之中”，“场内多人遂尔阁笔，交白卷者六十八人，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真草违式及文不对题者二百七十六人”^[15]。恼火的乾隆似乎感觉到被一些大臣“国家人文日盛”的奉承之语所欺蒙，所以严令如果再敢有奏请广额的，以违制论处。这一震怒，使得乾隆深刻认识到要想发展理学，扭转士习空疏之学风，必须走崇尚经学、鼓励天下人稽古穷经的途径方能奏效。所以他在十年（1745年）的殿试中明确指出：“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16]十一年（1746年），又颁谕督促儒臣进讲经史，研究经术。十二年（1747年）三月，乾隆在为重刻的《十三经注疏》撰序时明确指出了“笃志研经，敦崇实学”的文教方针。他说：(www.xing528.com)

朕披览《十三经注疏》，念其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爰勒词臣，重加校正。其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附于卷后，不紊旧观。刊成善本，匪徒备金匮石室之藏而已。《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　《传》曰“经籍者圣哲之能事，其教有适，其用无穷”……自今津逮既正，于以穷道德之阃奥，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17]

可见，乾隆十年是清高宗儒学观念和学术取向的“分水岭”^[18]，在十年之前，是秉承父祖遗志，推尊理学，一心想振兴理学，但是十年之后，他对振兴理学失去了兴趣，注意力向奖崇经学方面转移。随着乾隆皇帝的学术兴趣向奖崇经学方面转移，他对朱子学说的态度也由尊崇转向质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的经筵进讲上，乾隆对《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二句提出异议。“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诚之外无性，明之外无教。圣人浑然天理，无所用其明而明无不照，谓之‘所性而有’，尚属强名，则何藉乎教……朱子谓与天命谓性、修道谓教二字不同，予以为政无不同耳。”^[19]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的经筵进讲上，乾隆对《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提出了与朱子不同的观点。“朱注以为未及乎力行而为仁，此或为下学者言。夫笃志近思而不力行，则又安得谓之笃志近思乎？”^[20]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经筵进讲上，对《论语·雍也》“仁者先难后获”一句，乾隆将董仲舒、朱子两人的解释进行比较，认为“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21]。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二月，经筵进讲官德明、刘跃云进讲《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完毕后，乾隆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论道：

夫子在齐偶闻之耳，必曰在齐始有韶，夫子闻之之后而韶遂绝，是岂知乐者哉！司马迁增知以“学之”二字，朱子亦随而注之，则胥未知乐，且未知夫子矣……且夫子天纵之圣，何学不能！而必于韶也学之，以三月而后能乎？盖三月为一季，第言其久耳，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说，反复论辩不已。吁！其去之益远矣。然予以为夫子不图为乐之语，亦有二义焉。至于斯者，至其极也。乐之感人为最深，而亦有善不善之殊，非乐之罪也，在于用之者之人耳。^[22]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于朱子随司马迁《史记》在“闻韶”之后增加“学之”二字而作注的做法认为不妥。很明显，乾隆对于朱子的态度相较于初期的尊崇已大不相同。而相对的，乾隆对于汉学则更有浓厚的兴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为表彰朱彝尊的《经义考》有裨于经学，高宗御制诗文，题于卷首：

秦燔弗绝殆如绳，未丧斯文圣语曾。疑信虽滋后人议，述传终赖汉儒承。天经地纬道由托，一贯六同教以兴。藜阁炎刘校诚韪，竹坨昭代撰堪称。存亡若彼均详注，文献于兹率可征。远绍旁搜今古会，焚膏继晷岁年增。考因晰理求其是，义在尊经靡不胜。枕葃宁惟资汲鉴，阐崇将以示孙曾。

注：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亡可考，文献足征。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至其义在尊经，不惟汲古之助，并将昭示来兹矣。^[23]

从诗文来看，乾隆对于朱彝尊的《经义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说是赞誉有加，而“秦燔弗绝殆如绳，未丧斯文圣语曾。疑信虽滋后人议，述传终赖汉儒承。”更是表明了其对汉儒传经之功的高度肯定。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前后时期儒学思想和学术取向的确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由其先的推尊程朱理学逐渐转移到崇尚经术的一端。“乾隆的学术态度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不仅没有再鼓励臣下研读宋儒著作，著作中也较少出现赞美宋学的文字，取而代之的是质疑、批评甚至驳斥宋学的言论。相较于此的，肯定或赞美汉儒、汉学的言论倒一再出现，这种情形并非偶然，除了证明乾隆的思想已经明显倾向汉学之外，很难有其他合理的解释。”^[24]上有所好，下必有应。乾隆本人学术取向的这种转变，必将会给经学发展和学术风气带来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