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制科，是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其目的是选拔特殊异等之才。在康熙朝时，为笼络士人，平抑他们对满族政权的仇恨，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设了“博学鸿词科”。但随着清廷文字狱的加重以及入选的严格，应博学鸿词科的人是越来越少。“事严典旷，中外相顾，莫敢先发。逾年（1734年），河东督臣举一人，直隶督臣举二人，他莫有举者。”[25]乾隆登基之后，督促举荐，人数增多，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二十八日，应博学鸿词科的176人在保和殿考试，但“读卷者（鄂尔泰、张廷玉以及吏部侍郎邵基为读卷官）犹持严重之意，仅以十五卷上……盖中额隘，视己未四之一耳。己未三取一人，今十不能得一也”[26]。面对此种问题，为进一步选拔留心经学之士，乾隆又开设了“保举经学”科。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颁谕旨，命内外大臣精心推选潜心经学之士，其文曰：
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其枝叶也。翰林以文学先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诗赋，颇致力于文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术之阃奥者，不少概见。岂笃志正学者鲜欤？抑有其人而未之闻欤？夫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大学士、九卿、在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27]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二月，吏部核定内外大臣举荐的饱学之士49名，经过筛选，不合格者8人。十六年（1751年）五月，高宗在为举荐潜心经学之士的谕旨中说：“盖经术为根柢之学，原非徒以涉猎记诵为能。朕所望于此选者，务得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著大学士九卿将现举人员，再行虚公核实，无拘人数，务取名实相符者，确举以闻。如果众所共信，即可不必考试。若仍回护前举及彼此瞻徇，则尤重负尚经学求真才之意。”[28]经过内阁等衙门对荐举数十人详加较量，最终选定当时学术界精于考证，博通经史的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等四人。乾隆帝在勤政殿召见吴鼎、梁锡玙时说：“汝等以是大学士、九卿公保经学，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是汝等积学所致，不是他途幸进。”[29]又派翰林20员、中书20员在武英殿膳写吴鼎、梁锡玙两人所著的经书，然后原书归还本人。下面简单了解一下这四位饱学之士。
陈祖范，乃江苏常熟人。雍正元年（1723年）的举人，并于同年秋会试中试，但因病未参加殿试。乾隆十五年（1750年）保举经学，但因年老不能任职，赐司业衔。乾隆十八年（1753年），卒于家，年七十有九。撰述有《经咫》一卷，此书“凡《易》七条，《书》十二条，《诗》七条，《春秋》十三条，《礼》六条，《论语》十三条，《中庸》二条，《孟子》十条，而以杂文之有关礼义者八篇列于《礼》后”[30]。“祖范于学务求心得，论《易》不取先天之学，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31]钱大昕对陈祖范的评价是“于学务求心得，不喜驰骋其说与古人争胜，尤耻剿袭成言以为己有，盖合于《论语》之‘君子儒’焉”[32]。吴鼎，江南金匮（今江苏无锡）人，乾隆九年（1744年）举人，十五年（1750年）保举经学，授国子监司业，后又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迁翰林院侍讲。撰有《易例举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等。梁锡玙，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1724年）举人，荐举经学后授国子监司业，与吴鼎同食禄办事。乾隆十七年（1752年），命直上书房，累迁詹事府詹事。大考降左庶子，擢祭酒。所撰有《易经揆一》。顾栋高，江南金匮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授内阁中书。雍正元年（1723年）因奏对越次被罢职。归里后潜心研究经学，尤其是《春秋》一经更为深入。顾氏积十年之力，对《春秋》二百四十年的闰月设置逐年考证，订正前人失误之处，最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撰成《春秋大事表》。乾隆元年（1736年）举博学鸿词科，未取中。荐举经学因年老不能任职，赐国子监司业衔。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召见，加祭酒衔并御书“传经耆硕”四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卒于家。著述除《春秋大事表》外，还有《舆图》一卷、《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大儒粹语》二十八卷等。(www.xing528.com)
虽然“保举经学”只进行了一次，且举荐人数仅有4人，但其影响甚大。当时盛誉江南的经师惠栋言道：“历代选举，朝廷亲试，不涉有司者，谓之制科，又谓之大科。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33]而精通清朝典章制度的昭梿对其影响则说：
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蹍足而退矣。[34]
从昭梿的话中，可以看出，“保举经学”的实行标志着考据学开始由民间学术走向政坛，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对后世深具影响的乾嘉汉学实则发轫于此[35]。宋元强先生则认为其影响之一在于“促进了学风的转变，开启了乾嘉汉学之端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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