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兴盛对晚清科举考试的影响及优化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对于引导知识界、思想界走出考据学烦琐的考据之泥潭，转向经世致用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抡材大典的科举考试，今文经学的兴起也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揭露科举之弊，呼吁改革变制

社会上下关注现实，倡言变革，革除弊政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其中，针对科举考试与社会脱节，不能选拔实用人才的问题，社会各界提出了很多改革建议。黄爵滋积极倡导经世之学，呼吁打击贪污分子、刷新吏治、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严禁鸦片，使清廷摆脱困境，重新振兴。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在《敬陈六事疏》中的“广贤路以襄郅治”条中，大胆指出自古人才之弊有二：“一在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一在于名不副实，实不副名”，并对其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前者在于科举之弊，后者在于保举之弊。对于科举，他提出“或特开一科，如从前诏举博学鸿词故事，第不试以诗赋，而试以策论，取其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用之，或兼设数科，如汉之经任博士，文任御史，才任府县等目，分别试之”^[32]。龚自珍针对科举制度脱离实际的弊端，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啄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33]故此，他大胆提出要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魏源对科举制度禁锢天下智慧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揭露，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以“四书”、“五经”为范围的八股取士制度，认为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不问真才实学，而以内容空疏的八股时文取士，“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34]。“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35]鉴于此，魏源认为必须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以实用知识来选才。“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例案而图讦谟、图远猷始。”^[36]还建议在闽粤两省的武乡试增设水师一科，以拔取海军人才。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清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思想界纷纷借用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针砭时弊，倡导科举变革，其中以冯桂芬最具代表性。冯桂芬秉承龚、魏“变易”之思想，认为必须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37]。他认为，“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38]。因此，他极力建议加大考试的难度，“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39]。在试艺校阅上，他主张变合校为分校，实行三场各一主考，分别校阅的方式，以克服“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40]的弊端，会试、殿试仿乡试法进行，童生试也实行三场校士的方法，取消复试。对于武举，冯桂芬则提出了“废武举”的主张，他认为，“当世为大将、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故武职以行伍为正途，而科甲不与，显与国家设科之意不合，而沿袭具文何为者？夫优劣高下既有一定之数，何取乎一日之短长，何取乎一人之衡校，何取乎关防之顼碎，何取乎考试之劳费？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41]。

戊戌年间，廖平以及康、梁师徒对于科举制进行了猛烈抨击，大大推动了清廷废除八股的决策。廖平从托古改制、因时救弊的立场出发，严厉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科举麻痹国政，致使国家衰败。因此，他主张科举考试内容应用《王制》来取代小学训诂，而制度应该以策论来代替八股时文，“以救时言，《王制》之易小学，亦如策论之易八比试帖也”^[42]。维新变法运动之领袖康有为一方面认为八股时文迂腐无用，指出：

惟垂为科举，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其博学方闻之士，文章尔雅，援引今故，间征子纬，旁及异域，则以为犯功令而黜落之……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既流为笑语，复秉文衡，则其展转引收，为若何才俊乎？^[43]

一方面认为，八股文空疏谫陋，阻碍人才培养：

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盖今之八股，例不许用后世书后世事，美其名为清高雅正，实以文其空疏谫陋。夫激励士人以学，犹虑其不能相从，况禁其用后世书后世事乎？是恐稍有知识而故靳之也。督人以圣贤义理之学，犹惧不能，况束以连上犯下，偏全枯窘，缩脚搭截之法，而欲其游刃有余，善言德行，乌可得哉……夫公卿大夫，皆从八股出身，农商工贾，皆为生童所教，故士子读书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况能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治法哉？^[44]

甚而，康氏认为，近代军事战败，割地赔款，罪魁祸首乃均是八股文。“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今群臣济济，绝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古台辽之割……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皆）割于八股。”^[45]“然则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故臣生平论政，尤痛恨之。”^[46]而其追随者梁启超对八股科举更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说：“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7]并且呼吁将西学引入科举考试，培养实用人才。

在康、梁等人的积极敦促下，光绪帝于百日维新期间，下诏变法，改革科举，废八股改策论。上谕中说：“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偱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48]

（二）影响考试内容，畅言公羊思想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盛，不仅推动了晚清科举制度的变革，而且还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今文经学促使了经世致用学风的转变，表现在科举考试试题上，则是由原先烦琐细碎的考据学类试题转向了讲求实用的试题，更加注重经邦济世，通经达用。这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科殿试策问题中表现最为明显。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科殿试，制策以经义、钱币、水利、用人发问，道光帝在殿试策问的最后提出，“夫研经训以求实用，权食货以阜民生，讲疏浚以利农功，登俊乂以熙治绩，皆经邦之要道，立政之宏纲也”^[49]。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殿试时，讲求实用的基调则更为明显，“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有用者”^[50]。纵观晚清的各科殿试策问，可以清晰地看出，事关国计民生、治国安邦的问题大大增加，而经学源流、经籍版本辨别、史书体例类的问题相反则迅速减少，甚至消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晚清社会现实所导致的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而今文经学对于这股思潮的兴起则有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文经学派的思想与立场除了在晚清思想界、知识界有巨大的反响，也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在晚清的科考试题中均有体现。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恩科殿试中的经学策问：

汉廷治狱多引经义，其见于各传者如隽不疑^[51]、萧望之^[52]辈，不一而足。能述其事举其辞欤？其以《尚书》、《春秋》博士补廷尉史，始于何人？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六篇，今佚不传。《困学纪闻》所载凡三，此外尚有存者否？《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后之用者，惟宇文泰、苏绰差为近古。而刘歆、王安石或以文奸，或以致弊。岂《周官》果出于伪托欤？抑不善用者之过欤？或谓汉法未备，故有取于经，后则事皆有例，援古反以滋疑。然例文过多，胥吏或以舞弊。何以用之克善欤？^[53]

在设问中，不仅提到了董仲舒的《春秋决事》，而且指出《周礼》一经被刘歆所窜改，让应考者回答《周官》的真伪问题，即是否为刘歆伪造。西汉治狱理事多依儒经，隽不疑、萧望之均是利用《春秋》决狱的大臣，同时也是经学家，他们均被魏源等今文经学家所推崇。而在《周礼》的真伪上，龚自珍认为《周礼》乃是刘歆窜改，借王莽改制而立于学官，加之经名。

再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试中关于西汉经学师承知识的考查：与此题内容类似的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癸卯科山西乡试的第一道策问：

自秦燔六经，微言中绝。汉兴，除挟书之禁，遗籍间出。诸儒说经者，大抵皆孔门苗裔。商瞿^[54]受《易》，六传至田何^[55]。其间授受姓名，《史记》与《汉书》互异，何欤？子夏之《诗》，四传至大毛公。左氏受《春秋》，八传至张苍。二家相承之渊源，能备举欤？伏生治《书》，后苍^[56]说《礼》，俱不详所自出。或谓伏生受《书》于秦李克，信欤？^[57](https://www.xing528.com)

汉晋以后，诸儒又皆各守师法。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易传》、《诗序》之外，能举其授受之学欤？田何之《易》、毛公之《诗》，公谷之《春秋》，申公之于《鲁诗》，张苍之于左氏，其学皆有所本，能详其师承欤？《易》有施孟、费高，《书》有伏、孔，《诗》有毛、齐、鲁、韩，《礼》有二戴，《春秋》有左、公、谷，其间文字异同，章句错互，其故何欤？汉集诸儒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同异，又集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能历举其人欤？晋元帝，先置九经博士，后又增为十一人，能详言诸经之次第欤？^[58]

从今文经学的观点看，今文经学在西汉皆立博士，受业皆祖孔子，说经者各有师承，这与古文经学的观点恰恰相反，古文经学派认为今文经多流传于民间，经说溯源于周公，传经皆不授业。在以上的策问中指出，诸儒生说经，大多是孔门后裔，“五经”传授也各有师承。

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殿试策问中关于治国安邦的问题，重点提到了《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对此状元陆增祥的回答为：

董生有言曰：琴瑟有不调者，必取而更张之。此类是也。昔日之利，皆今日之弊，弊一日不去，则利一日不复。因循者不求其故，苟且者不究其原。利日消，弊日长，大率在此。诚能相机筹画，实力察核，又何废之不可举，而何重之有难返也哉？

从中可以看出，魏源等今文经学家所提倡的“变易”思想已经对庙堂之上的殿试策问题产生了影响，而状元陆增祥的答卷则体现了今文经学派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已有了很大的影响。

光绪年间，今文经学更加兴盛，对天下士人的经学观念影响更加明显，今文经学的立场也越来越受到广大学人的信奉。如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殿试中的经义策问：

经学导源于汉，尚已。　《易》上下经十翼，本为十二篇，何人始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尚书》，伏生所传者二十八篇，孔安国《传》，晋梅赜始奏于朝，果可信欤？逸诗散见诸书，或谓孔子删诗，有删其篇者，有删其句者，尚详征之？《春秋》三家之义孰长？杜氏^[59]注《左》，果优于服^[60]注否？《礼记》为汉儒所综集，《中庸》为子思作，《缁衣》为公孙尼子作，程子独谓《儒行》经解非圣言，确否？《周官》晚出，是否后人伪托？《仪礼》注家甚少，贾《疏》据何家为定本？三《礼》之学，不讲久矣，能言其所心得欤？^[61]

状元陈冕对此的回答为：

言《易》者以《十翼》释经始。费直以彖、象合经，高贵乡公谓始康成……公羊高受学子夏；谷梁赤后于二家。三家于《春秋》互有短长，而左氏、公羊为信。注《左传》者，贾逵、服虔先于杜预，贾、服书既散佚，杜且不当深规。而孔颖达伸杜以攻贾、服，则更惑矣。马融、卢植传戴圣《礼》四十九篇。康成谓《中庸》子思作。刘瓛谓《缁衣》公孙尼子作，如《王制》则汉博士作……《周官》多春秋后窜改，亦非周公本书。^[62]

在《周礼》真伪上，今文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学家将《周礼》视为周公致太平之书，而认为《周官》晚出，多刘歆窜改，非周公所作。陈氏“《周官》多春秋后窜改，亦非周公本书”的回答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完全一致。

伴随着今文经学的日益兴盛，到光绪朝中期，知识分子喜谈公羊，援引《公羊》家言，畅言变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受其影响，光绪朝中期的乡、会试首场制义中引用《公羊》语也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光绪十四年（1888年）戊子科江南乡试，中式第三十一名的江标（江苏苏州人）在首艺“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中以“权”字作主语，指出“《春秋》一书，圣人之权书也”。“《春秋》之作，所以补《诗》教之衰也。闻之权者，从变而移，《春秋》之常辞也。”并且在答卷结尾处点出：“夫经者，法也。法久必变。《易》曰‘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63]在答卷中，江标明确指出，《春秋》乃是一部权变之书，而且也指出“从变而移”乃是《春秋》的主要思想。这与廖平等今文经学家一贯所提倡的《易》是以“通变不倦为宗旨”的主张是完全契合的。次年的己丑科会试，中式第四名的李滋然（四川重庆人）在首艺中更是大谈《春秋》：

礼乐参四代，述《春秋》以传教也。盖孔子作《春秋》、《礼》、《乐》，实兼备四朝，举时辂冕韶告颜渊，持其大端耳。昔孔子暮年归鲁，考《礼》正《乐》而后始作《春秋》，以四代之宏纲，作质文之沿革。凡所为改正朔易器械，别衣服，明音律，诸巨典悉参酌而备于一经，乃不禁于颜子为邦之问，历撮其大要以告之，此笔削之微旨也……《春秋》纪时，多夏正于郜于河阳，冬言狩以夏十月易周十二月也。于郎春言狩以夏十一月易周正月也。他如获麟春言狩去周正而用夏时，不加正月者。又讥文之变例，盖夏承舜质而文法与周同而授时异，夏后殷质而忠统与周异，而观象殊正朔三而文质迭更。春秋从夏之忠者，其例如此……三王之道，终而复始，夏殷之交，由文而质，殷周递嬗，由质复文，沿袭既深，百弊滋甚，终以韶舞谓《春秋》之文成致麟，犹《虞廷》之凤凰来仪。所谓拨乱世，反之正也……亦谓《春秋》讬天，王以垂制作，惟颜子智，足知此使其克享天年，躬膺授受，依经作传，三科九旨，理必至明，又何至环顾及门，仅传卜商，卒至传家，纷歧麟经，终晦也。^[64]

李滋然的答卷中，指出了《春秋》乃是孔子暮年归鲁之后所作，是“笔削之微旨”，指出《春秋》讥文变例，由文而质，尤其是指出《春秋》乃是“王以垂制作”和其“三科九旨”的思想主张。公羊学派认为“三科九旨”是《春秋》的宗旨，也是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义。

光绪朝中期人人喜谈《公羊春秋》的社会风气，对于乡试、会试考官校阅考卷、甄拔人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载，自光绪朝中期开始，乡、会试的首场制义中若有引用《公羊》者，往往易于中式。“制艺中之讲《公羊》者，自光绪戊子江南乡试始。主考为李芍农侍郎文田、王可荘太守仁堪，皆崇尚经学者，故所取士，如费念慈、李传元、江标，皆表表者也。次年己丑会试，总裁为潘文勤公祖荫，正场首艺，凡发挥《公羊》‘王鲁’之义者，无不获售，江南连捷者至十余人。癸巳，费充浙江副考官，所取之士，如钱保寿、邹寿祺，皆治《公羊》学者。”^[65]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借用《公羊》家言，较其他更具有新意，不仅可以给考官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投考官所好。在当时士人中间广为流传的今文经学著作以何休的《公羊释例》最为受众士子青睐，其原因在于“何氏《公羊释例》一书为最善本，盖体例详明，而文采亦不枯寂也”^[6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清今文经学的兴盛不仅对科举制度的制度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晚清科举制度的变革，最终使得八股时文被废除改试策论，而且也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产生了明显影响，不仅今文经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类试题在晚清科举考试中占有绝对的比重，而且随着今文经学的日益兴盛，科考试题中的“公羊学”色彩也随之浓厚，很多士子在答卷中大量引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言论，倡导“变易改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