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TAFE体制的创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现教育公平。当时，技术学院的老师工资待遇低，设备简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惠特拉姆工党政府实行了全部免费的高等教育政策，并且投入了巨大的财力支持TAFE学院，提高教师的工资。这也是技术学院教师团体极力呼吁的结果。同时，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也是当时教育不公平的重要方面。开办TAFE学院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些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所以，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同样需要解决我国目前比较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为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条件，使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职高专学校应当努力为弱势人群提供高等教育机会，为广大工农贫寒子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为实现社会阶层的顺利流动提供可能。
其次，为产业发展和学生就业服务。教育具有为经济服务的功能，从另一个角度说，在当前世界性的就业压力大、失业人数多的情况下，实行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是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最新贯彻的办学主导思想。澳大利亚TAFE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职业能力为教育的基础，而我国那时刚刚开始建立一批学科性质浓厚的职业大学。我们比人家晚半拍。现在由于高等学校扩招，大学生就业难成了社会问题，所以“职业”性质的高等学校更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加强产学研结合，大力开展“顶岗实习”，加强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突出应用性。
再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完善高职高专院校的转学功能。根据美国建立社区学院和澳大利亚建立TAFE体制的初衷，以及美国的伯顿·克拉克关于“减压阀”的理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精英教育，也不必要所有的人都成为研究型人才。但是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差异性和兴趣多样性，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当时没有能够升入本科高校，应当开辟一条通道允许这些人进一步升学或者转学。因此，高职高专院校必须具备升学的功能，否则就是典型的“双轨制”，终结性教育是一种教育的不公平。作为职业教育发达地区的宁波实行了“职普教育融通育人模式”，就是“融通班有一定比例的中职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转学到普高就读”。[2] 虽然这是中职教育的融通情况，但是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对高职也具有很强的影射意义。说到底，就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我们高职院校需要在一定基础之上开设两套方向性课程：一是为就业做准备的高级应用性教学，加强实践动手能力培养，淡化专业理论的学习；二是为升学做准备的高深理论性教学，加深数语外基础课程的程度，减少实习实训的课时。(www.xing528.com)
关于高职升本的尝试，我认为我国目前有两种模式：一是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四年制高职。这个改革在2002年“教育部选择机械CAD/CAM三个工科专业进行四年制高职教育改革试点”[3] 时曾经轰动一时，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由于受到学历颁发问题，我国教育管理部门不太认可，这个改革也不了了之。另外一种模式以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就是在高职院校进行本科班，挂本科院校的牌子招生，在高职院校进行教学。自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先是与石家庄铁道大学合办，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停办，现在又与河北科技大学合办四年制本科班。这些措施实质上是为升本做铺垫，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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