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剥夺：国家再次受牵连

其实，正如目前这些存在较久的国家一样，新国家也无需再履行大部分都被视为民族国家官僚政治存在理由的职能。因被正统国家所摒弃或剥夺而最惹人注目的职能就是维护那“动态平衡”。卡斯托里亚迪把动态平衡描述为消费增长节律和生产力提高之间的近似均等。这一任务促使主权国在各个不同时期断断续续地禁止进出口，树起入关壁垒，或推行国家管理的凯恩斯式刺激国内需求政策。⑨如今，绝大多数在其他方面都拥有独立主权的（在维持秩序这一严格意义上）国家没有任何办法控制这一“动态平衡”，实际上，它们连这样的奢望都没有。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或更广泛而言，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区别从最狭隘的“保卫领土和人口”意义上是很难坚持的。

主权三足鼎的所有三足现今已全部崩裂。可以说，经济这一足的崩裂是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国家被政治主权领域内人民的政治上连贯的利益所驱驶，已不再能结算账目。因此，它们越来越演化成了它们在政治上无法控制的势力的当政者和全权代表。借用激进的拉丁美洲政治分析家的犀利论断，由于所有所谓的“国民”经济的新“渗透性”，由于它们运行空间的缥缈莫测和非领土性质，全球金融市场将它们的法规强加于世界。“全球化”无非是极权主义将它们的逻辑延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已。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或机动的自由来抵抗压力——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只要几分钟就足以使企业和国家本身都垮台了”：

在全球化这场卡巴莱歌舞表演中，国家要跳脱衣舞。到节目结束时，它光溜溜地只剩下了遮羞布：镇压权。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主权和独立被剥夺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

世界的新统治者不必直接执政。各国政府代表他们担负起御事经管的重任。⑩

由于自由贸易规则无限制和不可阻挡的传播，尤其是资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动，“经济”已逐渐地摆脱了政治控制。其实，“经济”这一术语所传达的首要含义是“非政治领域”。正如美好的往昔那样，政治所留下的任何东西，人们总是期望由国家来处理。可是与经济生活有关的任何东西，却不允许国家去触碰。只要有任何此种企图，世界市场就会暴跳如雷，惩罚性动作就会马上出笼。这样，国家的经济虚弱性就会再一次昭示于众，令当政者惊恐不已，根据勒内·帕塞的计算，⑪纯投机性的货币金融交易额每天就高达13000亿美元——这比商业交换额大50倍，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银行”储备总额15000亿美元相当。因此，帕塞断言，没有一个国家，能长达数天顶住“市场”的投机压力。

允许和期望国家去担当的惟一经济任务，是通过监理和控制地方要求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营运和要求保护人民、抵御更险恶的市场无序后果的压力，以确保“平衡预算”。正如让-保罗·菲图西最近所指出的那样，(www.xing528.com)

然而，这样的计划是无法实施的，除非这样或那样的“经济”从政治领域中剥离出来。财政部当然还是一大无可避免的祸害，不过理想的做法是解决掉经济事务部（也即解决掉经济的管理）。换言之，政府应被剥夺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责。⑫

与经常重弹（却并不见得真实）的论调相反的是，在新的资本国际性（就金融而言，已完成；就贸易而言，已接近完成；就工业生产而言，已大大超前）和虚弱无能的主权国家的新增长之间既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又没有国事上的矛盾。一窝蜂似地创建更弱、资源较不丰富、“政治上独立”的新领土实体并没有与全球化的经济趋势的本质背道而驰。政治的崩溃并不是信息自由流通所契合的新兴“世界社会”的“车轮中的制动棒”。恰恰相反，在经济各方面的“全球化”与重新强调“领土原则”之间似乎有在着一种亲密关系，相互调节并相互补充。

全球金融、贸易和信息产业是依赖世界图景的政治崩溃——分成碎块——来谋取活动的自由和不受束缚自在地追求其目标。可以说，它们在“弱国”中都有既得利益。这儿的弱国指的是国家虽弱，但终究还是国家。无论是故意地还是潜意识地，这些已经问世并在全球资本的认可下被允许从事活动的国家间的超地区机构对所有成员国家或独立国家一次次施加压力，促其系统地摧毁可能阻碍或延续资本自由流通和限制市场自由的一切东西。打开大门，丢开任何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的想法是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会财政援助的先决和默认的条件。弱国正是新的世界秩序——看上去常常难以置信的犹如新的世界无序——需要支持和自我复制的东西。弱小的准国家是很容易被降级为地方警察分管区的（有用）角色，它们获得了一点点管理事务不可或缺的秩序，但不必惧怕它们成为全球公司自由的有效制动闸。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和前者摆脱了后者的行政干预而造成了作为有效代理的政治的权力丧失，这绝非仅仅预示着社会权力分配的一大转变。正如克劳斯·奥费所指出的，这种政治代理权，即“作出有共同约束力的选择并加以贯彻的权力”已成问题。“我们也许得更加富有成效地探讨是否有任何人能胜任需要做的事，而不是问应该做些什么。”由于“边界已变得可侵入”（当然，这是高度选择性的），“主权就名存实亡，权力来源不明，其中心空无所有”。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终极目的地，这一过程一直持续着，仿佛无可阻挡。“主要模式可描述为‘放开制动闸’：撤销管制、自由化、灵活性、增加流动性、促进金融房地产和劳动力市场的业务和减轻税收负担等等。”⑬这一模式运用得越始终不渝，推行这一模式的代理者手中的权力就越少；而且，这个权力越来越少的代理者如果想半途而废，不想再运用这模式或被迫这样做，那就会越没有退路。

新的全球自由移动的最重大的后果之一是：把社会问题重新锻造成有效的集体运行已变得愈加困难，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