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24]“簿状”，即“姓氏簿状”，是一种关于宗族史的谱书；“谱系”，亦为一种谱书。两者相通，都是宗族谱系专著。簿状，政府用以选官，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25]，因此严格要求谱牒资料的准确性。士族成员据以被举出仕；谱系，是士族联姻的考察资料。谱系之作，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四种类型，即帝王诸侯世谱，通国氏族谱（百家谱），地方宗族谱（州郡谱）和家族谱。士族制最盛行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应的是着力于通国氏族谱的编纂，其次是关注州郡谱。员外散骑侍郎贾弼之奉晋武帝之命主持修谱，乃搜集各族宗谱，审核考订，编撰《百家谱》《姓氏簿状》[26]。梁武帝诏令北中郎咨议参军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他乃撰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东南谱集钞》十卷。[27]两晋南朝，贾氏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父子“世传谱学”。王氏在王僧孺之外，王俭等都修纂谱书，因而贾氏、王氏两个家族成为谱牒学世家。唐人柳芳讲，六朝“官有世胄，谱有世家，贾氏、王氏谱学出焉”[28]，就是说的这种情形。看来两晋六朝之编修谱牒，主要是为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之用，次则为选婚。
徽州名族着力于自家文献建设，编纂多种类型文献，有一个一个家族的宗谱；宗族人物传记的先德录，如《潭渡黄氏先德录》；家族聚居地的村镇志，如《橙阳散志》《岩镇志草》；汇集徽州府或某一县名族史的名族志；汇集徽州府名族人士文论的文献志，如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29]，程瞳的《新安文献志补》[30]，程廷策的《续新安文献志》、汪洪度的《新安女史征》。[31]在这些类型文献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宗谱与名族志。名族族族修谱，且多不断续修。何以反复修纂？歙县棠樾鲍氏乾隆续修宗谱，发凡起例云：“谱牒之作，盖子孙录其先人，务尽其实，所以尊祖收族也。”[32]清初汪琬为休宁张氏宗谱作序，认为该谱有三善：“阙疑一也，尊祖二也，收族三也。”[33]编修宗谱，记录家族世代延续状况，令族人各自明了自身及与他人的血缘关系，在祖宗的旗帜下凝聚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修谱起着收族与惇伦彝的教化作用。州郡谱与士族制基本上是孪生物，唐代以后，州郡谱就很少有人制作了，而在徽州，元明清时期却屡次出现，元代陈栎编纂《新安大族志》[34]，明代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35]，曹嗣轩编撰《休宁名族志》[36]。名族志书写名族忠孝节义事迹，提倡名族美好社会风尚及其成员修养，从而提升徽州在全国州郡地位，同时因名族风俗惇厚，有利于社会安定，朝代延续。[37]总之，以凝聚族人，激励自身上进，提高名族素质和社会地位。[38](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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