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行商的籍里问题，同古代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它涉及到户口制度、科举制度和籍贯观念，研究商人的历史，不能不留意于他们的籍里。然而要想弄明白，却颇不易。人们有很强烈的家乡意识，可是子弟回乡里科举考试不容易，在寄居地报考，就要入籍，或拥有商籍，再或者人住一地，到非原籍的另一地占籍，这样，自然使人的籍里复杂起来，记载也难于周详，后世研究者就不易掌握其原籍、寄籍、占籍的变化情形了。前述《两淮盐法志·科第表》按语已道出其难度，嘉庆《江都县续志》亦讲到类似的事情：“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属两地……此外如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若但以《题名碑》为据，而于历《志》相沿之旧，概行删去，且或载其父而遗其子，录其弟而外其兄，于情事不合，未便轻为附和也。”意思是对于流寓人员，不能单看他们科举《题名碑》上的籍贯，以为那是唯一准确的，其实他们有入籍的，有保留原籍的，情况不同，要根据多种载籍加以鉴定，不要仅据《题名碑》，而使本地志书漏载已是本地人的学子。比如汪楫，官方史籍说他是“安徽休宁人，寄籍江苏江都县”[34]。《扬州画舫录》谓汪楫是“江都人”[35]。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云其为“江都人，仪征籍”[36]。嘉庆《两淮盐法志》说他“休宁人，以盐荚占籍仪征”，他做官之前生活在扬州，世人所称的“邗上三先生”之一。[37]看来，汪楫原籍休宁，寄居扬州，占籍仪征，说他寄籍江都，并不确切。一个人的籍贯，关系他的身份、科举、仕进、职业，发展前途和生活道路，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一个流动的商人，一般来讲，寄居的地方可能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他生活于此，事业在这里，如果慢慢地扎下根来，这儿自然要比原籍更有价值。所以我们研究流寓商人的历史，应当明白他的原籍，寄居与占籍的状况更不可忽视，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后一种情况的了解比前者尤为重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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