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报告的精确生成与优化

决策咨询报告具有特定的读者群体，决策咨询服务的指向鲜明，在研究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鲜明，影响决策和决策者的目标鲜明。决策咨询报告就是在把事情说明白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终目的是完成思想的推销，说服决策者接受自己的思想、观点或方案。智库报告需要求实、求真、求善、求新，在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五个精准。

一、 服务对象精准：熟悉客户，练好基本功

谁是我们的客户呢？智库是为公共政策服务的，党委政府的决策者就是智库最主要的客户。智库要增强顾客意识，要分析认识我们的客户。智库重要不重要，有没有价值，不取决于智库专家自身的感觉，而是主要取决于智库服务对象——决策者的认同。智库不能靠所谓的活动和曝光率来刷存在感，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智库专家要增强政策素养、政策感觉、政策感悟和政策观察的直觉和敏锐性。智库的工作是主要为党委政府领导决策服务的，服务是否到位、是否做得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握决策部门的意图和决策者的思想，能否满足领导的决策需求。智库专家需要定时定期与党委政府所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保持沟通联系，即时了解党委政府关心关注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熟悉了解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工作任务的实际落实情况，为承担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奠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决策是智库报告的第一目标和价值追求，不能够转化的报告都不是好报告。当然，做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应该做到科学研究、坚持真理、坚持客观公正、敢于直言，既要把握决策者的意图，也要坚决防止不顾客观规律一味迎合领导、投领导所好的错误做法。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在多数情况下，智库专家跟领导的观点并不一致，智库专家要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再论证，看是不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进行了误判。一旦确认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管决策者是否认可和接受，智库专家都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

智库专家应善于研读各类政策文本，要梳理清楚所研究领域在国家和省级层面的重要思路和决策，也就是要知道当前党政的主要工作方向、目标、任务和重点，然后结合现实问题，寻找到研究方向与解决方案。

智库专家有效服务决策的过程，就是与决策者开展心灵对话的过程。智库专家能否与决策者对上话，智库专家的话决策者能否听得进，取决于智库报告的质量。在做决策咨询报告时，通过书面的形式呈送智库报告，要想象成相当于有3分钟的当面汇报工作的时间，或者给智库专家5到10分钟的书面发言的机会。要认真地分析论证，需要汇报什么，什么内容不需要汇报，以什么样的语气汇报。还要想象到，就像在一个会议上发言，领导会听很多专家的意见，关于一个热点问题，会有许多建议送到领导案头，你的建议，让领导眼前一亮的点是什么？如何能够让领导尽快地“GET”到这个点？当然，这个发言机会，与当面座谈不同，如果题目、摘要和开头无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可以直接忽略，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决策辅助部门把关，书面报告进入决策者视野之后，会获得发言机会。这个发言机会，如果质量过硬，可能是10分钟或更长；如果质量一般或较差，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对于繁忙的决策者来说，与系统内运转的正式公文必须办理的要求不同，智库通过内刊呈送的研究报告，属于决策者的“课外作业”或者说是选修、选读课程，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关注并认真阅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智库建设的兴起，各类智库报送的成果数量成倍增长，现在不少人讲，决策者每天收到的各类决策咨询资料可以用麻袋装。因此，决策者只有挤时间、有筛选地做一些浏览和研读。因此，智库类决策咨询报告要向微型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相较智库报送的决策咨询报告，办公厅信息部门编报的信息，更容易受到决策者关注并批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的时效强、篇幅短、聚焦准。

参照有关智库专家的观点，在此提出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3696”标准。

3：3页纸，篇幅在2000字以内为宜。

6：6段话，现状、问题各一段，再加上4条左右的建议。

9：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都能够看得懂。智库类决策咨询报告，不需要复杂的公式、定理、概念和模型，主要是说明并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

6：6秒钟内能否让决策者把握主要观点并且产生阅读的兴趣，作出要不要继续看下去的决定。如果决策者对内容比较感兴趣，会认真阅读下去，并且就成果是否需要批示或转化做出决定。如果决策咨询报告不能在短时间内引起决策者的注意，成果转化的时间窗口可能就消失了。

平面媒体的信息容量和决策者关注决策咨询信息的精力，都决定了智库产品的形态的多样性，需要智库内容、风格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以书面报告为主的平面媒体传播信息，其生动性、直观性与面对面交流相比，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要处理好“中餐”与“西餐”的关系：一方面，要做成信息快餐，吸引眼球，通过花色品种吸引决策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做成需要细嚼慢咽的中餐，开发一些具有技术含量的深度产品。做智库研究是需要靠实力说话的，不能摆花架子，不可过分追求新闻效应，不可过分地追求形式，需要形式上很美、骨子里更美。

智库服务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的不同环节，服务的重点有所不同。决策前，服务的重点是决策者，主要产品形式是决策咨询建议。决策后，智库专家一方面可以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再就是服务的重点转向社会公众，通过智库专家的宣讲和解读，把党委政府的政策完整地准确地传递给公众。因此，智库要处理好服务小众与引导大众的关系，在智库研究中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咨询取向。

二、 研究对象精准：瞄准问题，确立政策靶

所谓问题，管理界普遍将之定义为“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之间的差距”。问题是研究的起点，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对问题进行准确的界定，厘清问题的边界。智库专家研究的问题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不是拿假设的结论来验证。研究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问题本身。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各类信息进行全面深入多维的分析，对问题进行不断地提炼再提炼，成功地找到并且能够清晰地界定、准确地描述问题，智库报告的撰写也就成功了一半。

智库研究的问题从哪里来呢？首先要探求一下这个问题的来源渠道，问题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差距当中来，从日常的观察思考当中来，从党委政府的一些讲话和政策文本中来，特别是其中提到的需要研究、创新和探索的问题，都值得智库专家更多关注。比如，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的选题指南，就是根据省委省政府年度工作要点提炼的，根据省里重要的会议和文件精神整理形成的，从实际工作部门征集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要精准地理解问题，以党委政府当前关注的问题为关注，以党委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为关注，善于把领导关心的问题变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自己研究的问题变成需要领导决策的问题。

有些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起步。”陈功先生《信息分析的核心》封面上有这么几句话：一流学者“发现”问题，二流学者“解决”问题，三流学者“讨论”问题，四流和不入流的学者“研究”问题。大师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发现、发现再发现。陈功先生结合哥德巴赫猜想进一步分析，如果哥德巴赫作为问题的发现者是“一流”学者，陈景润作为问题的解决者是“二流”学者，能够参与问题讨论的学者们是“三流”学者，而其他学者包括观众恐怕只是“四流”或是根本“不入流”。

优秀的智库专家进行决策咨询，实际上是与决策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智库专家与决策者的关系：第一种情况，决策者提出问题，智库专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供决策者参考，在决策者决策过程中发挥辅助作用；第二种情况，智库专家提出问题，通过引起决策者的注意而进入政策议程，从而推动决策者调动更多的研究资源解决问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提出该问题的智库专家最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相比较而言，在第二种情况下，智库专家的意义更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库专家更多的责任是帮助决策者发现问题，而不是帮助决策者解决问题，主要的是帮助决策者提出解决问题的理念和思路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智库专家需要严谨。智库是带着挑剔和批判的眼光来看政府的，但智库专家不会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时找到正确的方向或者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智库专家就不要对公共政策妄加评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只有深入挖掘问题，才能提出有效对策。给领导出主意、提建议，要着眼于事关大局的大事，着眼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问题范围的界定和标题的拟定，要聚焦决策最需要、发展最前沿。对于一个问题，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观察、来切入，有纵向的视角、横向的视角，有宏观的视角、微观的视角。一篇咨询报告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智库研究报告的选题更多的是着眼于中观偏微观层面，要能够接地气，要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随着我们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越来越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的智库跟前几年的智库不一样，前几年的智库可能是出一些点子就行了，现在智库更多的责任是结合中央的政策，结合地方的实际处理好一域与全局的关系，拿出能够解决这个地方具体问题的一些实际方案。当然，不同的智库的视野是不一样的。国家智库还要研究国家层面的一些宏观问题，省级层面的智库更多关注具体政策层面的问题，市和县等基层智库，主要是关注政策落实层面的问题。再就是在写咨询报告的时候，你要考虑你这个咨询报告是交给谁的，如果说是写给省级领导的，那么你对一个市的数据的分析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意义并不是很大。如果说你深入到某一个领域，你说教育行业有哪些问题需要怎么来改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写教育领域的某一个很小的具体问题，就可能难以得到省级决策者的关注。也就是说，智库专家研究问题要与领导站在同一个层面上来观察问题，所研究的问题是这个层面的领导能够关心到、关注到的问题。特别是决策者对一个决策咨询报告进行批示，一方面是对报告的观点是否认同，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是不是自己分管的领域，很少有决策者会超越自己的分管领域和职权范围对智库成果做批示。

智库成果报送的最佳时间节点问题。围绕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进行的对策建议性报告：五年规划方面的建议，规划出台前半年左右；拟在重要会议上出台的相关政策问题，针对这类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报送的最佳时间是会议召开前1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是决策者到基层调研时间最集中、思考最集中的时期，是组织有关人员对文件初稿进行征询意见的时期，也是起草和修改决策者针对政策问题发表讲话的时期。总之，近期需要对问题拍板，需要集中思考，决策者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都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观点比较容易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要想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很容易，但要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讲简单，用大众化的语言把它精准地表达出来，是需要一定功底的。作为智库专家，要清楚究竟谁比谁懂得更多，谁比谁知道得更多，谁比谁聪明，谁比谁更有智慧。如果能够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信息搜集、实践观察和理性思考，与其他智库专家相比，与决策者相比，成为“前一个谁”，专家就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如果与其他智库专家和决策者相比，只能是“后一个谁”，那么，所谓的智库专家也就只能是“砖家”。

紧紧围绕“问题”展开，无论是问题的真相和全貌、问题的本质和规律，还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都是以“问题”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1) 。可以说，问题意识强否、能否抓住关键问题，将决定智库研究工作的成效。智库研究要聚焦问题，研究对象精准，研究内容聚焦，对策建议要有针对性，做到有用管用、精准精到。

智库专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提前预设调子”，即带着自我观点，将导致调研者在调研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重视与自我观点相符合的信息，忽视与自我观点不一致的信息，调研结果必然会偏颇(2) 。要根据掌握的论据确立观点，对原有的观点进行验证，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而不能根据观点去找论据，对党委政府的政策进行简单的诠释、印证。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900年在国际数学大会上提出23个数学问题，后来统称为“希尔伯特问题”。有人请教他提出数学问题的秘诀，他回答说，他会在散步途中向遇见的路人解释他提出的问题，如果10分钟之内对方能听明白便是好问题。可见，一个好问题的提出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提炼的过程。同样，如果智库专家撰写的智库报告，能够让一个外行人在1分钟之内能够看大概，3分钟之内能够看明白，就是一个好报告。智库报告不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而应该是大道至简、一语中的。

智库专家，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其次才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发现问题之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间和场合，用什么样的话语，提出问题，让决策者能够关注和接受。一般来说，智库专家要围绕问题提出建议，提出思路和政策方向，把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政策作为后话，或者交政策部门研究，或者智库专家继续开展后续研究。

智库研究要选择适合的切口。研究主题指的是社会研究所涉及的现象领域或问题领域。一般来说，一个研究主题中，可以包含许多个不同的研究问题。而选择研究问题的过程，则常常是从宽泛的研究主题开始，逐步缩小到更为集中的问题，是一个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在界定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切口，避免过于宏观或者过于微观。过于宏观，一个是地域过于宏观，给省领导讲国家层面的问题，向国家层面提建议，省领导如何批示？一个是问题的截面过于宏观，总以为领导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想说。过于微观，主要是选择问题的地域过于微观，选择的问题的领域过于微观，选题问题的视域过于微观，这都不利于成果的转化。

三、 研究内容精准：内容为王，增强说服力

智库研究要注重研究方法的综合与系统，注重实证调查，注重定量研究，逻辑清晰，方法科学。在内容上，决策咨询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拉近决策主体与决策客体之间的距离，更好地为决策者服务，增强决策咨询研究的创新性、前瞻性、建设性、可操作性。

创新性。创新不是标新立异，不是与政府唱对台戏。智库专家要避免人云亦云，认识问题要有新视角，分析问题要有新工具，解决问题要有硬核举措。智库专家要为党委政府提供宏伟谋略，从长计议，而不是权宜之计。智库专家不但要帮助决策者解近忧，更要帮助决策者谋远虑，想决策者所未想、将想、应想，聚焦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史学界泰斗茅家琦曾经讲过做学问的三个层次“见所常见，思所常思；见所常见，思其思所未思；见所未见，思其未思”。第一个层次，我观察的是大家经常观察的，我思考的是别人经常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我观察的是大家经常观察的，我思考的却是别人虽然在思考但是没有思考到的；第三个层次，我观察的是别人尚未观察的，我思考的是别人尚未思考的。智库专家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同样需要经历这样的三个阶段。

建设性。在解决问题这一终极目标上，智库专家与决策者应当是同向的，尽管智库专家在思维上可以与决策者同向也可以逆向，但与政府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智库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智库专家的创新，不能和政府唱反调，更不能发一番牢骚算完。智库专家在开展智库研究与撰写决策咨询报告的时候，要坚持不跨界、不跑调、不说外行话；不跟风、不摇摆、不唱对台戏。也就是说，智库专家提出来的对策建议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站在政府立场上思考问题，用理论的武器和发展的眼光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批判和挑刺，从建设性的角度给政府提一些务实管用可操作的建议，供决策者参考。

前瞻性。智库主要帮助政府解决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决策部门和决策者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有前瞻性和预见性。智库作为“参谋”部门，不但要为领导者“解近忧”，更要为领导者“谋远虑”，要做到超前思考、超前探索、超前研究、超前谋划，有预见性地研究问题，不能领导知道的你不知道，领导不知道的，一问你也三不知，当参谋就不合格。政策研究要聚焦当下，对策研究要着眼未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一个不同。政策研究是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在问题到达一定阶段之后要出台政策了，要把智库的观点、专家的观点、领导的观点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政策文本，这是政策研究。政策研究要就事论事，要聚焦当下。而智库所从事的对策研究更多的要着眼于将来，要帮助政府来考虑明天和后天的一些事情，不仅仅是今天的一些事情。

可操作性。决策咨询成果的价值在于对问题解决的指导功能，而指导功能主要体现在决策咨询的对策方案是否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否可转化、可应用，是否务实管用，是决策咨询成果与学术论文最大的差异。学术论文可以包括抽象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的原则和指导思想等，但决策咨询成果应更多体现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炼出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方案和思路(3) 。对实际部门来说，决策咨询成果主要为其决策提供建议和指导，便于操作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切实的操作性和实用性是决策咨询成果的生命力。做智库比较高的一个境界，就是把自己的文章变成政府的文件，把自己的对策变为政府的政策，把自己的观念变为政府的施政理念，把自己的一些思路变为当前政府解决问题的出路。特别是在提出对策建议时，要明确政策实施所面临的若干约束条件，不能动不动就采用行政的思维，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办事机构，加大工作投入；要充分考虑到新成立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机构、编制、人员和经费等方面的约束条件。

四、 语言表达要精准：精心打磨，过好转化关

决咨成果的语言要求简洁明了，观点突出，能将问题说明清楚和透彻，使对策方案通俗易懂、便于执行，达到决咨成果的基本要求(4) 。在语言表述上，宜简不宜繁，宜实不宜虚，宜明不宜暗，宜委婉不宜过激。

第一，转化关。对于大多数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智库专家来说，存在着一个话语体系转换的问题，需要把学术语言转化为政策语言。学术研究有一些句子比较长，特别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一些语言，表达方式上会用很多概念，做咨询报告则要善于进行政策化的一些表达，把话语体系转换过来。要熟悉政策语言，尽量朴实而又生动，避免表达的学术化和复杂化。而且咨询报告要以党委政府决策者能够快速捕捉重要信息的语言风格进行书写，善于进行政策化的表达。决策咨询报告不应突出学术、理论的梳理，要突出问题的周延分析和解决方案。

第二，语气关。做智库报告不是教师给学生上课，写政策报告最忌讳的是摆教师的架子，动不动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或是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做，有什么毛病，你怎么知道他知道得不比你多(5) 。做智库报告不等于领导讲话，不能四平八稳、大而化之，要拿捏分寸、恰到好处。有的政府研究机构说有些智库写出来的报告就像领导讲话一样，在语气上总是居高临下，完全用号召、祈使、命令的语气。如果说领导讲话比较注重全面的话，那么做智库报告就要更多突出一些重点。(www.xing528.com)

智库报告的运转，具有一定的公文性质。从智库报告的属性看，智库报告不是下行文，应当介于上行文和平行文之间。既然是报告，就带有上行文性质；同时，又是专家平等参与有关决策、与决策者协商的一种方式，具有平行文的属性。在一般的公文中，比如指示、命令、决定、讲话、意见、通知等公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怎么办，不该怎么办，多是使用指令性的语言。而调查报告这种文体多是用于个人向组织报告，用于下级向上级报告，用于部门向上级报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强调什么，注意什么，多是用探讨性的语气，很少用指令性的语气(6) 。智库报告也是如此。

高校教师写决策咨询报告，要跳出四个惯性：一是跳出教师身份的思维惯性。在写决策咨询报告时，自己的身份已经由一名教师转变为一名决策咨询工作者，党委政府决策的参与者。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对于决策咨询报告来说，阅读对象不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和同行，而是对于专业知识可能有所了解但并不深入，而且不关心学术问题本身、主要关心的是学术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现实问题导向的决策者。二是跳出学术的思维惯性。不能运用写学术论文的思维去写决策咨询报告，必须在明确两者之间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向着决策咨询报告的方向努力。三是跳出贪大求全的惯性。作为高校教师，很少有机会直接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由于上报渠道的限制，能够进入决策者视野的机会和数量有限。高校教师在撰写决策咨询报告时，不要企图把所有的思想和观点都在一篇报告中表达出来，就像难得有机会见决策者一面，有机会了什么都想说。要知道，决策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决策者获得信息的渠道有很多，要把自己的创新点，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内容表达出来，把在当时场合和时空条件下最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做好观点内容筛选和决策咨询报告“瘦身”的工作。四是跳出一味批判的惯性。智库学者需要具有批判思维，但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是党委政府的反对党，智库专家的天职不是批判而是建设。当然，既然智库专家要坚持问题导向，这个问题，可能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需要决策者关注并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智库专家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政策和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是目前决策者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但解决的思路和方案存在偏差需要进一步矫正的问题，特别是由于政府的疏忽或者不作为所导致的问题，在这个时候，问题以及与问题相关的决策者也就成了智库专家“批判”的对象。但无论哪一种批判，都是建立在最终帮助党委政府解决问题的目的之上，建立在提出系统精准的建设性建议之上。一般来说，智库研究应当研究有解的问题，无解的问题不应当是智库研究的对象，不能乱批评一通却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相对于一般智库专家现状、对策、建议的思路，智库大咖往往能够结合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给出一个重要的判断，这个重要判断，是作为一种观念，智库专家向决策者表达的重点，也是作者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原因和逻辑出发点。智库专家要自信，但不是盲目自信，特别是要有理论上的自信。这个理论自信，是指专业知识、理论修养和学术积淀等方面的自信，智库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智库专家在撰写智库报告时，语气应该是肯定的，不能含糊，己不信不能信人，自己都不能确定的事情，如何能说服决策者相信？以己昏昏不能使人昭昭。另一方面，鉴于决策条件的复杂性和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于预测未来的研究，智库专家研究不要用过激和过于肯定的判断。这也是分寸感的把握，要留有余地，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铁板钉钉做出判断。另外，由于智库专家的报告以建设性为主，否定消极的句子一般不出现在段落的结尾，一般来说最后一句话用正面的句子收一下。比如：“长此以往，政府的形象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这样的句子就不能作为段落的结尾，可以增加一句，“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三关，精减关。文字简练，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多的信息。决策者案头积攒了太多各类报告，如果文字冗长将降低报告的被阅可能性。在撰写智库报告的过程中，要注意不断地精简，精简、精简再精简。比如，有些智库报告，可能来源于有着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重大课题结项报告，也可能是一本比较深奥的理论专著，要把决策者关心、能够为解决现实政策问题所用的元素提炼出来，用智库话语表达出来，而且要求表述高度概括和凝练，能够用两三千字的篇幅讲清楚说明白，达到言约意丰、言简意赅的效果。

智库专家要懂得取舍之道。郑板桥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上联主张以最简练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以少许胜多许。比如画兰竹易流于枝蔓，应删繁就简，使如三秋之树，瘦劲秀挺，没有细枝密叶。下联主张要“自出手眼，自树脊骨”，不可赶浪头、趋风气，必须自辟新路，似二月花，一花引来百花开，生机勃勃，也就是创造与众不同的新格调。大艺术家罗丹说：“什么是雕塑？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删除，就是当大数据这堆石料越来越多后，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去掉不要的，为的是让雕像留下来。雕像就是意义所在。简单地说，大数据的取舍之道，就是把有意义的留下来，把无意义的去掉(7) 。

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和演说家，他曾经回答了一个关于演讲的提问：“准备一个十分钟的演说得花多少时间？”答：“两个礼拜。”“一小时的演说呢？”答：“一个礼拜。”“如果两小时的演说呢？”答：“不用准备。”

智库报告语言风格的把握。智库报告的主题鲜明，主线突出，主句分明，在行文的过程中要注意拿捏好分寸。智库报告的标题和题目多用些长句，能够从大小标题看出作者的主要观点，每一部分的小标题实际上就是这段的段意。报告的正文应该尽可能多用短句，简洁一些，能不要的虚词、连接词一律不用。比如，在党委政府的公文和智库报告中，要尽可能少用“的”“了”之类的助词虚词。

成果的物理厚度（篇幅）与思想深度之间的关系。智库报告往往是研究成果的二次提炼加工，通过高度概括和合理取舍，实现从厚到薄，一言千钧。智库专家向决策者展示的往往是冰山一角，但决策者自己必须充分了解和全面把握冰山的全貌。智库报告篇幅较短，并不意味着花费的时间更少、研究的过程更短，而是相反。决策咨询报告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和积淀过程，并且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过程。如果说学术研究仅仅可以通过抽样调查和建立模型就可以得出结论的话，决策咨询报告还需要更加缜密的调研和论证过程。总之，决策咨询报告是智库产品形式的一种，往往是省略过程，突出结果。比如，据说朝鲜战争爆发后，兰德公司分析中国的动向，得出结论是中国将向朝鲜半岛派出军队，欲将一句话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提交给美国政府，并希望以数百万美元的报价出售全部报告内容，而美国军界对此不以为然。

智库报告要精简、精简再精简，要用最少的语言来表达最多的信息。那么，如何精简？

可能性之一：提纲式精减，只保留提纲。但是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否定的，就是有些智库专家写的报告比较长，我们说把它压缩一下吧，压缩到3000字左右，他就压缩成一个提纲报过来了，实际上从里面看不出来什么“道道”来。

可能性之二：结构式精减，角度更加聚焦，选取一个更小的角度讲清楚。比如，原来5个要点，不是把每个要点都缩写的让人读不懂，而是只保留1—2个要点，把保留的要点讲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写一篇报告太长了，是按照有关要求形成的2万字甚至是超过5万字的研究报告，甚至是20万字的书稿，要形成一篇决策咨询报告，并不是说把每一个部分都精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审视研究成果的现实和实践价值，研究的问题是不是对于决策者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这是成果是否需要转化的标准。

第二，审视研究成果的学术成分，并且按照智库研究报告的要求，决定如何进行取舍。比如，原来聚焦的是一个大问题，决策咨询报告是不是可以只聚焦其中的一个方面，原来聚焦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决策咨询报告需要淡化理论色彩，强化其现实和实践属性。

第三，由于学术报告与智库报告的不同，学术成果的文献综述和建模过程等内容，在决策咨询报告中一般都不需要，可以完全删除或者只做一个过渡性的交代。

第四，由于智库报告有特定的读者，要充分考虑决策者的需要，处理好已知与未知的关系，把领导已经知道的简化或全部删除。

第五，根据以上原则对智库报告进行重新布局和提炼。比如，原来的报告是五个部分，是不是有的部分可以整体删除或者只保留几句话作为过渡句，对策建议原来讲了八个方面，是不是可以归纳整合为不超过五个方面。

研究报告为什么要简明？因为，智库专家向决策者展示的是研究结论、主要观点而不是研究过程。但智库在研究中必须要有这样的过程，当决策者或者辅助决策部门需要更多详细的内容或者这个过程的话，智库专家应该能够把它科学地还原。因此，智库专家要把信息分析的过程“包揽”过来，既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不一定要向决策者直接展示这个过程。

智库报告是参与决策的，因此必须对信息产品进行高度的抽象，只有经过专家的高水平简化（抽象）之后，形成的真实信息，才会对决策有所帮助。因此，真正的研究成果，总是简明的，总是抽象的，抽象产生价值。事实上，决策层所能接受的研究成果，都被明确要求是简明的，这就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怎样的政策是好政策，怎样制定出好的政策

为政策的研究，对政策的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不仅仅是“为”教育政策的研究，而且是“对”教育政策的研究。前者侧重于政策制定的因素、内容、策略、方法等的研究，是制定出一项好政策的研究，从学界的角度说，政策咨询报告就是典型的为政策的研究。后者是把政策过程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的科学分析，侧重于政策制定的程序、模式、特点、角色功能等的研究，是怎样制定出一项好政策的研究，它对于改进和完善致策过程，制定出一项更充分地反映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和更容易被社会接受的政策有很重要的意义(8) 。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学者常常认为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没有得到重视和应用；政府部门的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又认为学者的研究不管用。这种“学术文化”和“决策文化”的分离状态，可谓由来已久。教育活动中“决策文化”与“学术文化”两分的状况，即教育政策的制定脱离研究背景、缺乏理论支撑，教育理论的研究脱离现实要求、缺乏应用价值的状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决策者和学者双方共同的主观意识。现在，在教育领域“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的观念，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深刻理念和价值追求(9) 。

正如陈功在《信息分析的核心》所言：其实，无论中外，决策层对信息分析家们的要求，几乎都是相同的，政治家们、企业家们都是大忙人，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文件，不可能阅读页数过多而形式烦琐的报告。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向中南海的高层决策机构以及数位国家领导人提供过信息分析报告，我记得有数次被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亲自要求，所有的报告都必须控制字数和页数，“小二黑”（指小二号字体及黑体）是经常被提及的版型要求。而我也亲自听到过一位主管金融事务副总理的秘书抱怨说，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经常会有一些部门，甚至是一些大学的名教授们，提供给他和他的领导看一些数十页甚至几百页的报告，而他们完全没有时间去阅读这样的报告(10) 。信息分析家（智库专家）与决策者形成合理的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智库专家通过信息分析提出建议方案供决策者选择。

五、 报送时机精准：抓住时机，增强命中率

约翰·W.金登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并阐述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金登认为，在整个决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源流：问题、政策和政治。在关键的时间点，三条源流汇聚在一起，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被金登称为“政策之窗”，这些“窗口”是由紧迫的问题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的。“问题源流”是大学智库获取话语权的逻辑起点。“政策源流”是大学智库获取话语权的核心。对“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的把握是大学智库获取话语权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大学智库尤其要主动追踪和高度关注“政治源流”的变化，洞察和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否则“政策之窗”可能“稍纵即逝”。同时，要发挥中国特色治理语境下，大学智库与政府机构制度化关联的优势，与政府部门维持特有的“均衡式”联络渠道并形成互动，确保在“政策之窗”开启时“政策源流”的高效传递和信息反馈(11) 。从某种意义上说，围绕公共政策，原来可能只有两个方面的政策流：基于政治考量的政策制定流，基于行政考量的政策执行流，随着新型智库的兴起，还要有一种政策流汇入到整个公共政策的运行中，这就是政策咨询流。

有道是，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智库专家要把握政策制定的关口，先入为主，新知新觉，先知先觉，先思先悟。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保证智库报告创新性和质量的基础上，反应速度快是决策咨询工作的制胜之道，要快思考、快成文、快报送，在特别关键的时候，甚至能够“一快遮百丑”。智库专家要以快制胜，跑在实践的最前沿，跑在决策者的前面。智库专家并非与决策者争夺什么，只是弥补一项政策进入议程之后决策者准备的不足或者忽视的某些方面，政策问题的把握和对策方案的设计应具有高度的时效性。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层出不穷，昨天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可能已不是主要问题，这决定了决咨成果应具有较强时效性(12) 。相应的对策方案必须随时空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把握时代的节奏和脉搏，否则决策咨询成果也显得不合时宜而毫无价值。

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节奏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关注点。政府关注关心的问题是有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就像火箭发射一样，有一个最佳的时间窗口问题。一些决策咨询报告报送的时间窗口由于政策议程的转换稍纵即逝。政策议程的窗口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可能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敞开的，也有可能是瞬时的，机会窗口有可能随时关闭。智库报告的推出和投放，要讲究时机和方式，把握窗口期和最佳时间窗口。时效性是智库的竞争力，时效性要求聚焦党委政府当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时间就是价值，必须紧跟党委政府的决策动向，把握舆情动态，及时提交研究报告(13) 。做智库研究应该比领导的决策快半拍，如果慢半拍就成“马后炮”了，决策咨询建议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智库专家要能够把握党委政府的工作节奏，在把握这个节奏的基础上要快半拍。要想决策者所想，想决策者所将想，想决策者所未想，决策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处理今天的事，智库专家更多地考虑的是明天和后天的事。智库专家的研究，要从目前的普遍比决策议程慢一拍，过渡到基本同步，再到比政策议程快半拍的转变。要聚焦党委政府当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重大战略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就要把功夫用在前头。要提高时效性，就要及时更新理念、更新知识、更新信息，时刻处在理论前沿、实践前线、发展一线，能够针对形势变化进行快速反应，这是智库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新型智库，既要能够在党委政府急需的时候百米冲刺，为决策者供给应急方案，更要能够针对党委政府思想和战略层面的需求持续长跑，为决策者供给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思想产品。新型智库发展需要定力和耐力。要把媒体的速度和智库的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智库专家要有新闻记者抓新闻的敏锐和速度，能够在第一时间，以第一视角，挖掘到第一深度。如果说一个媒体人转到智库之后，在保持快速反应的基础上，能够利用原来的积累，在每一个问题上再挖的很深，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很快形成一篇高质量的智库报告。原来做新闻记者的做智库，往往是比较容易成功的，特别是写具有一定深度的评论性稿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库发展需要与多方面融合，智库发展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一方面是需要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方面需要有政府部门实际工作经历的，再一个就是随着平面媒体受到一些挑战，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人也转入智库这样的行业，媒体和智库融合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

至于如何把握时间窗口，需要加强对公共政策议程相关信息的研究。比如，党委政府每年公布的工作要点、工作计划，是智库研究线索和选题的重要来源。比如，2016年初，从江苏省委公布的年度工作要点中，江苏省社科联得知当年要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意见，并对当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8个方面的要求。江苏省社科联为此组织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和省内顶尖教育专家，把这一段话分为9个题目，通过约稿的方式，组织专家在前期深厚积累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形成9份专题研究报告（见表4.2），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1个月左右，以教育现代化系列决策参阅的形式报送，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重要会议和重大战略等主题，组织一批研究机构和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开展研究，形成同1个专题的系列决策咨询报告，一般不少于5篇，不超过10篇。把握好该政策议程进入决策者关注热点阶段，比如重要会议举行前1个月左右（重大活动需要留出更多的时间提前量），这个时间是有关文件起草和修改的时间节点，是决策者围绕该主题开展广泛调研的时间，是党委政府政策研究部门撰写领导讲话稿的时间，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重点的举措都要陆续敲定，此时决策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也最高，如果能够有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进入决策者视野并进而转化的可能性更大。

表4.2　关于教育现代化工作要点与江苏省社科联决策参阅篇目对照

续表

智库报告报送时间节点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从摩拜单车与ofo小黄车创始人的不同命运中受到启发。摩拜单车，是由胡玮炜2015年初创办的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18年4月3日，美团以27亿美元的作价全资收购摩拜。ofo小黄车，由戴威2015年8月成立的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同样在2018年上半年传出版本不同的被收购信息。2018年9月，ofo小黄车被凤凰自行车起诉，陷入多重困境，欠下巨额债务，创始人收到多条“限制消费令”。在这里我们不研究两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管理，只是从时机把握的角度，共享单车作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短短几年迅猛发展中存在着无序，对于创始人来说，其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风口也隐含着不小的危机，一个是把握时机，急流勇退，成功套现人民币十几亿元；一个是患得患失，错失良机，最后成为烫手山芋，欠下巨额债务。摩拜单车与ofo小黄车创始人的不同命运，根本在于是否把握住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对于智库专家服务党委决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实际上，智库思想产品的转化和共享单车公司的命运有相似之处，在关键的节点上其价值变化具有瞬时性，最佳的时机有可能转瞬即逝，在适当的时候价值连城，在不适当的时候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