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左翼电影运动七十周年的启示

左翼电影的启示——纪念左翼电影运动七十周年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左翼电影运动有其独特的成就和贡献，正如张骏祥先生生前所说：“它是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和中国电影艺术奠定了基础的第一次飞跃。”它对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纪念左翼电影运动70周年之际，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认真探讨其成就和局限，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进一步发扬传统，更好地推动今天的电影创作、电影理论批评和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都是颇为有益的。

10年前，在纪念左翼电影运动60周年时，我曾先后在《文汇报》《电影新作》和《当代电影》上发表了《继承左翼影评的战斗精神》《继往开来，不断前进》、《充分肯定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贡献》和《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飞跃——论左翼电影运动的生发与贡献》等多篇文章，表达了我对这一段历史和这一电影运动的基本看法和评价。重读这些文章，我仍然坚持这些基本看法和评价，为此，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想着重谈谈左翼电影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之一：电影创作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电影工作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历来是电影创作和电影美学不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课题。从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来看，可以说，电影创作不能回避社会矛盾，不能回避人民大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创作就会流于苍白、浅薄，缺乏打动人心的激情和感染力。左翼电影在当时之所以能很快占据影坛，赢得观众，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这些影片能及时选取富有社会性和现实性的生活素材，去暴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许多左翼电影工作者都认为：电影创作应该“从专写‘身边琐事’、‘多角形恋爱’、‘跳舞场咖啡店’、‘私人纠葛’的范围中跳出来”^[1]，面向时代和人民。当然，他们也不是“唯题材论”，而是既强调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也主张题材的多样化。夏衍就曾撰文指出：“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描，富人与穷人生活的映照，在教育的意味上固然重要，但活泼泼的，更扩大的，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摄取有关社会问题的题材，给观众一种启示，一样是不可少的。在任何方面的题材，只要编剧的观点正确，在教育的意义上是同样的。”因此，“在电影界从剧本作者到影评家，必须突破这‘局限、狭隘的题材’的路”^[2]。正是基于这种辩证的认识，所以左翼电影的创作既注意突出了那些正面表现反帝反封建内容的题材，又注意面对整个社会生活，从各个侧面和各个层次进行反映和描绘。例如，《共赴国难》、《民族生存》、《风云儿女》等一批影片，及时表现了抗日的主题，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共赴国难、夺取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狂流》《春蚕》《盐潮》《渔光曲》等一批影片，正面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反映了广大农民、蚕民、盐民、渔民的种种苦难及其觉醒与反抗的历程。《上海24小时》《香草美人》《压迫》《大路》等一批影片，则以工人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揭示出工人的失业、贫困及其家庭悲剧同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之间的内在联系。《新旧上海》《马路天使》等一批影片，又把镜头对准了都市社会的小市民阶层，以悲喜交融的艺术笔触，较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可悲的生活境况。《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神女》《新女性》等一批影片，既表现了各类知识妇女、市民阶层妇女的生活磨难，也描写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至于《时代的儿女》《桃李劫》《十字街头》等一批影片，或着重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悲哀和挣扎，或着重探求进步知识分子应有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道路；可以说，30年代的社会历史面貌在银幕上留下了真实、生动的写照。正是从这些影片中，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听到了民众的呼声，意识到民族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当然，其中有些影片是适应形势的“急就章”，艺术上较粗糙；有些影片是“思想大于形象”，内容与形式未能和谐统一；这是其缺陷。但是，多数影片则显示了当时电影创作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其中如《渔光曲》《马路天使》《神女》等，则已成为中国现代电影的经典作品，具有长久的美学生命力。显然，由左翼电影奠定基础的现实主义传统，及左翼影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启示之二：电影创作既要适应观众的审美需求，又要提高观众的审美趣味。

电影是一门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大众艺术，观众既是电影的服务对象，也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赢得了观众就赢得了市场，把握了观众的审美心理趋向，就能使电影创作有的放矢，适合观众的需求；反之，孤芳自赏，背离观众，电影创作就会难以为继。当然，适应观众的审美需求，并不意味着迎合与俯就，而是要在适应中努力提高观众的审美趣味。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文艺作品应该发挥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这是文艺服务大众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所在。有无这样的责任感，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

左翼电影的勃兴，首先就在于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装侵略，使民族矛盾更加突出，全民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时代形势的这种变化也极大地改变了人民大众对电影的审美要求和欣赏趣味，他们已厌弃那种鸳鸯蝴蝶、神怪武侠之类脱离现实的影片，“猛醒救国”正是他们对电影界发出的强烈呼声与殷切希望。左翼影人正是把握了这种变化和新的审美需求，及时地创作了一批令观众耳目一新的影片，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又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当然，观众是有层次的，其需求也并非完全一致；特别是当时电影观众的主体是都市小市民，其审美趣味难免有低俗之处，这就需要引导，需要提高。左翼影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他们在创作上既顾及观众的欣赏口味，又不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同时，还注重通过异常活跃而又颇有成效的电影评论对观众加以引导，帮助他们分辨优劣，提高审美趣味；使之能更加自觉地关注和支持左翼进步影片的创作，抵制那些消极落后的影片。正因为如此，所以左翼进步电影才能赢得较多的观众，逐步成为影坛之主流。

启示之三：要积极培育和形成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

电影虽然是舶来品，但它传入中国后，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长繁荣，就必然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虽然以郑正秋、张石川为代表的早期电影的开拓者们曾带着他们长期从事文明戏的经验及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熟悉和了解，在这方面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在诸如电影的叙事方法、结构原则和镜头运用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从20年代电影创作的总体状况来看，多数影片或是对好莱坞电影的因袭模仿；或是过多地与文明戏传统结缘；创作者在影片的民族风格方面尚缺乏自觉的美学追求。左翼进步电影工作者十分注重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注重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有机地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拍摄了一批有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影片，如《渔光曲》《神女》《压岁钱》《马路天使》等，从而为中国电影民族风格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赢得了良好声誉。

今天，中国已经加入WTO，面对电影市场激烈的竞争态势，中国电影既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电影的长处，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又要培育和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以独特的美学品位来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左翼进步电影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https://www.xing528.com)

启示之四：要充分发挥电影理论批评对创作和观众的引导作用。

左翼电影的勃兴是以左翼电影理论批评的蓬勃发展为前导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以后，一面积极进行左翼进步影片创作的准备工作，一面着重抓了理论批评的建设；除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陆续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占领电影副刊阵地外，还创办了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杂志，虽然该杂志仅出了四期就被查禁，但它对于当时理论批评的发展，仍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左翼影评立场鲜明，尖锐泼辣，成效显著，影响颇大。尽管我们今天来看，有些评论只重意识，不重艺术；有些评论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等；但从总体上看，左翼影评不仅为左翼进步影片的创作廓清了道路，提供了条件，创造了生存环境；而且也对广大观众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正如郑正秋所说：“靠着前进批评家的努力，便造成了新的环境的需要，它这种力量，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再推向前去。”^[3]

与左翼影评相比，今天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批评阵地的萎缩，锐气的缺乏，乃至批评的缺席和失语，使影评与创作和观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无法更好地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为此，继承和发扬左翼影评的战斗精神，进一步加强电影理论批评的建设，也是当务之急。

回顾是为了前瞻，我们今天纪念左翼电影运动七十周年，不仅仅是为了肯定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贡献，而且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由左翼电影奠定基础的中国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以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又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上占据应有的地位。无疑，我们应该珍视中国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因为这是一代又一代进步电影人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因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4]；而这种遗产往往能“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5]；更何况传统并不是一种遥远的、凝固的存在，而是一种在过去、现在以至于未来的整个时空中不断流动的文化过程。为此，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都不可能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也就不可能有完全脱离传统的绝对意义上的创新。所以，任何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创造，实质上都是传统在各个时代的变体。当然，珍视传统并不意味着作茧自缚，也不意味着固守和模仿传统；而是应该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突破。倘若没有不断地艺术创新，没有不断地为传统增添新的素质，传统也就无法得到延续和发展。只有把握了这种辩证关系，才有益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由左翼电影奠定基础的中国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左翼电影运动七十周年的意义所在。

（此文为作者于2002年6月19日在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主办的“纪念左翼电影运动70周年暨阳翰笙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群言》2002年第9期。）

【注释】

[1]阿英《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载《明星月报》1933年第1卷第1期。

[2]夏衍《题材与出路》，载1933年5月25日《晨报》。

[3]郑正秋《如何走上前进之路》，载《明星月报》1933年第1卷第1期。

[4]《鲁迅致魏猛克信》，载《鲁迅研究资料》第2 辑。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