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与中国的思想变迁的介绍

晚清知识分子——尤其是维新派——为救亡图存而大力宣扬俾斯麦的事迹，主要着力点在于他统一德意志的成就，将其塑造成匡扶天下的英雄、贤相。在他的身上寄托自己挽救民族危机的愿景，“俾斯麦”已经不仅仅是万里之外的一位外国宰相，更是时人用以唤醒民族意识，呼唤时代英雄的工具。但正如前文所述，俾斯麦在华形象的变迁是国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同时也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欧战爆发后，中国兴起反思战争，要求公理正义的呼声，关于战争的反思也上溯至俾斯麦，出现了批评“铁血政策”的声音。俾斯麦形象的一波三折，反映了国人思想变迁中的复杂面向。

“一战”爆发后，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派遣十数万劳工参战。战争结束后，对战争起因的反思，对德国扩张政策的批评蜂起，国人对俾斯麦多有批评，对他的“铁血政策”、扩张政策更是大加批评，这种声音既存在于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存在于大众传媒的宣传之中。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国际研究”演讲会上以《大战与哲学》为题进行演讲，着重介绍尼采的强权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克罗巴金的互助主义。德国的战争政策归于尼采的强权主义，俾斯麦即其代表人物，“现在误用托氏主义的俄人失败了；专用尼氏主义的德人也要失败了”^[34]，协约国获得了欧战的胜利。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素来抱有好感，曾提出过许多师法德国的教育主张，此时则公开质疑德国的扩张政策。

1917年，《申报》刊登周瘦鹃的《俾斯麦传》一文，文章在介绍俾斯麦功绩的同时，将“一战”的爆发归于俾斯麦的影响：“俾斯麦为欧洲历史中有数人物，以铁血宰相蜚声世界，闻其名者无不震其勋业。今日威廉二世之战血几染欧洲全土，未始非此老陶冶之功也。”^[35]另外，这种反思不仅见诸周瘦鹃一类的职业报人笔下，1920年《教育月刊》刊登一名高等二年级学生的文章——《俾斯麦铁血政略论》，作者韩汉元认为“铁血政策”“用于一时可矣，苟久远用之不特足为人类之害亦适以自戕而已”^[36]，可用于一时但不能长远实行。此外，公理成为维持和平的主要力量，作者将“铁血政策”视为“强暴政略”，与公理相违背，自然难于实行于当时之世界。一言以蔽之，即“铁血政略不可谓改良策也”^[37]。(https://www.xing528.com)

“一战”结束后，各种“主义”传入中国，虽然它们的主张五花八门，但要求公理正义，反对强权政治是大多数“主义”共同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俾斯麦及其“铁血政策”代表的强权政治受到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1922年成书的《中国军备与世界和平》一书中认为“卑（俾）斯麦式的爱国主义”虽然使得德国“操纵全欧洲，勋威赫赫”，但也是今日德国战败求和的根源，他主张“吾人之爱国主义当一反卑（俾）斯麦之所为”，提倡“国际的爱国家”，而反对“外则割夺人土地，内则以专制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际主义，而为大同主义之确实的准备”。《向导周刊》曾刊文：“像梅特涅、毕士马克、克列满梭、鲁易乔治、哈定等为争一国的霸图和个人的勋名富贵，总是忍心害理拿弱小国和战败国当国际间的礼品……他们的功业固然悻成一时，可是亿万的被宰割的民族却永沦地狱历劫不复了。”^[38]在反对秘密外交和强权政治的背景下，俾斯麦自然也就成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