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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及其贡献

时间:2023-07-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而王国维先生冲破这种垄断,以甲骨证商史,用金文证周史,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方法论上,他引进了双重证据说,使传统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服务。王国维却以考古材料和这些记载互相补充印证,而相得益彰。

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及其贡献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种疑古学风,这种学风,发展成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古史辨派的学风相反,不是怀疑中国古代史,而是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而说明其可信者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现在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新奇的事。我们看一看和王国维同时的权威经学今古文大家康有为章太炎的学风,就更加清楚。康有为主张变法,提倡“托古改制”,因而他不相信某些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认为是出于刘歆的伪造。他也不相信出土的钟鼎彝器。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和康有为不同,在经学上互相水火,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观点也绝不相同。他相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但他也不相信甲骨、金文。在当时,经学就是国学,两位经学大师垄断了当时的国学界。而王国维先生冲破这种垄断,以甲骨证商史,用金文证周史,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说古史辨派在扫荡不科学不合实际的古史传说上做出了贡献,那么王国维则在建设可信的古史系统上做出了成绩。他们是一破一立,同时存在,至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乃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郭沫若同志曾经给王国维的工作比较全面的评价。他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1]

王国维对于中国古史方面的著作,著名的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几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新成就。但是史学工作者还是忘不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原因是:

(一)他开扩了中国古史研究者的眼界,丰富了古史研究中的可信资料。在方法论上,他引进了双重证据说,使传统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服务。虽然金文、甲骨的研究不始于他,但把这些研究的成果系统地用在古代史的研究上,却始于他。这种方法,结出了光辉的果实,对于中国古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过去的古代史研究者,多在史书上找历史,史书以外的记载,不被重视,有些只当作神话或者小说而不当作历史材料看。比如《楚辞》《山海经》中的记载,过去就没有被重视过。王国维却以考古材料和这些记载互相补充印证,而相得益彰。比如他说:

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喾何宜”二十韵皆述商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十二韵以《大荒东经》及郭注所引《竹书》参证之,实记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而《山海经》《竹书》之有易,《天问》作有扈,乃字之误。[2](www.xing528.com)

这些考证,使我们可能了解哪些记载是历史的真实,哪些记载是后人有意的安排,或者是为了政治上的托古改制,或者是为了消除民族上的畛域。郭沫若同志曾经指出:“例如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便是自然发生的现象。那暗射出一个杂交时代或者群婚时代的影子。又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3]这些意见基本上正确。但须指出,某些先王的祖先由感天而生,不完全出于婚姻形态,也有图腾崇拜的原因,比如姬周之出自“天鼋”,即与夏周氏族之龙蛇崇拜有关。而黄帝之说成华夏的祖先,也是从这方面派生出来。古史辨派的工作,在后人有意安排的古史方面,做了有益的澄清,但有时怀疑过头,未免有玉石俱焚之感。

(三)王国维的工作,补足了正史的缺文。通过他严密的考证,我们知道《史记·殷本纪》有缺文,但无伪造。这一方面说明了《史记》记载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它虽有缺文,但它记载谨慎,具有“缺疑”精神。既然通过考古材料未能证明殷商史有任何伪造,那么,对于还有待于地下材料证实的地方,也不能轻易怀疑。

以上我们粗略地举出王国维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也不是说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不是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来要求他,我们只是就历史事实或者史料考证方面来评论他。比如有关“羊甲”的考证问题,他曾经说:

卜辞有羊甲,无阳甲。罗参事证以古乐阳作乐羊,欧阳作欧羊,谓羊甲即阳甲。今按卜辞,有曰南庚曰羊甲六字(前编卷上第四十二叶),羊甲在南庚之次,则其即阳甲审矣。[4]

这种解释是值得商量的,按着商代祖先次序的先后排列,他应当是沃甲而不是阳甲,但在字形、字音以及字义的解释上,都有不同的说法。在这些不同的说法中,也各有各的理由和缺点,他们的说法好像对,但又不对。那么这里面一定存在着没有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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