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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决定率军收复巴塞罗那——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指挥西班牙军队——西班牙军队入侵加泰罗尼亚——詹姆斯·斯坦厄普受命支援巴塞罗那——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计划——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否决计划——法兰西和西班牙军队围攻巴塞罗那——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激起民众热情——修道士和妇女参军——法军进攻蒙特伊克要塞——詹姆斯·斯坦厄普的空白信——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冒险——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离开西班牙——联盟国军队进军马德里——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建议不被采纳——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返回马德里——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被迫带着王室成员再次离开——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和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率军抵达马德里——葡萄牙人的拖延——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和红衣主教路易·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波托卡雷罗承认奥地利大公查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在巴塞罗那按兵不动——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前往瓦伦西亚——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讽刺的书信——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改变路线并延误——詹姆斯·斯坦厄普和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对话——卡斯蒂尔人的忠诚和热情——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和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加入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队伍——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重新夺取马德里——联盟国军队会合——联盟国军队将领们的激烈辩论——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决定离开——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行李在威提被劫——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慷慨与为公精神——英格兰上尉带领士兵犯下暴行——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使马霍尼准将投降——联盟国军队处境艰难——联盟国军队被迫退到巴伦比亚——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评价——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返回马德里
巴塞罗那被占领及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暴乱的消息使马德里宫廷陷入恐慌。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众多大臣中，朝臣与政治家的区别显而易见。在昌盛时期，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看似胆小怯懦、优柔寡断且无能为力，但这时，厄运似乎唤醒了他，并使他显得更高贵。他果断决定要亲自带军收复巴塞罗那。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写信告知祖父法王路易十四这个决定时，并未和之前一样寻求建议，而是恳求援助。法王路易十四尽管自己也面临敌人入侵的威胁，倍感忧虑，但没有对这个请求置之不理。他承诺将派一支法兰西舰队通过海路包围巴塞罗那，并在鲁西荣一侧通过陆路牵制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部队。两国君主也应尽最大努力在萨拉戈萨聚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葡萄牙前线的大部分士兵被召回，以参加这场重要战役。此外，葡萄牙前线的指挥权将再次委任于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由这个天才来弥补兵力不足的劣势。经决定，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将以摄政者的身份和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继续留在马德里，并由亚伯拉罕·尼古拉·阿姆洛辅佐。整个安排，导致西班牙宫廷内部的阴谋诡计越来越多[1]。
萨拉戈萨
不过，整个安排的最大缺陷就是派懦弱且缺乏军人品质的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担任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军队的首领。1706年1月，他已抵达萨拉戈萨。抵达后的几天内，他就巧妙地找到了和萨拉戈萨当地居民打交道的方法。他企图从居民们的法院中调出几个西班牙裔罪犯，然后按军法审理他们。居民们对此感到憎恶。这为法兰西军队入驻萨拉戈萨制造了阻碍。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立即命军团用步枪和刺刀强行入驻，导致了一场难以平息的流血冲突。然后，他竟然提议其他军队继续向前行进，洗劫萨拉戈萨，最终，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才避免了更坏结果的出现。但不久，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就把总部搬到埃布罗河下游的皮诺。在皮诺，他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驻扎在古雷亚的一些法军发现自己的一个中尉被谋杀在床。因此，他们把房子夷为平地，洗劫了古雷亚，并残忍地杀害了附近的一些农民。这种行为得到了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的公开认可[2]。总之，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的每一步行动都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信条，政府和加尔文教徒们最近在国内也按这样的信条行事——蹂躏和残暴肯定能压制反抗，并最终获胜[3]。同时，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对手无寸铁民众的残暴与自己进行战争时的胆怯形成了鲜明对比。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送往凡尔赛或马德里的信都充斥着自己的疑虑和担忧。他夸大联盟国军队的力量，贬低自己的部队。他谈及行军的重重困难，不确定物资供应能否到达，并认为结果注定失败。据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说，每个省的军队几乎不足以维持西班牙人摇摆不定。因此，除非此前已征服瓦伦西亚、莱里达和赫罗纳，否则不应该考虑包围巴塞罗那。通过各种情况，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已看到未来的失败与灾难。总之，他自始至终采取谨慎政策，反对其他人提出的各项计策，自己却没有提出任何计策。然而，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继续按照原计划从马德里出发，于1706年3月8日在阿坎尼斯与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会合，并率两万多人入驻加泰罗尼亚。
同时，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竭尽全力抵挡即将到来的风暴。他把最大希望寄托于英格兰。英格兰安妮女王和议会收到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欣喜若狂，并对他主动请求增援表示肯定。经决定，英格兰安妮女王和议会额外补给二十五万英镑以援助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4]，并任命詹姆斯·斯坦厄普为英格兰特使，带领援军前往巴塞罗那。从那时起，我们发现詹姆斯·斯坦厄普在战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对其他领导人一样，我们需要更细致地了解他的性格及一些生活方面的细节。他的祖父是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斯坦厄普，父亲是亚历山大·斯坦厄普。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的父亲是前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在位时的驻西班牙使者。在青年时，詹姆斯·斯坦厄普和父亲生活在马德里，因此，他精通西班牙语，也熟知西班牙人的各种礼节和习俗，非常适合在西班牙执行各类公务。他在佛兰德斯得到了学习军事的机会，并在马尔堡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技能。他的外交才能在最艰巨的任务中得到了考验——去巴塞罗那见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在作战部和国务部，同僚们都认为詹姆斯·斯坦厄普能力突出。他相继担任作战部和国务部的最高职位——曾是远征西班牙的英军总指挥，后来又担任英格兰财政部大臣。他公正无私，不关心个人利益和财富。这是大家的共识。譬如，受英格兰政府指派，詹姆斯·斯坦厄普与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缔结了一份商业协议，并为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提供重要的军事服务。作为服务的报酬，西班牙授予詹姆斯·斯坦厄普大公爵位并赠予他房产，不过，詹姆斯·斯坦厄普拒绝了这些报酬。他表示如果想要表示感谢，那么只须调整或者接受商业协议中有争议的条款即可。对此，我们可能对他心存感激。许多人留下的是更多的财富，但很少有人留下无可挑剔的品质。即使是现在，他的高尚品质在西班牙依然被口口相传，他的名字仍然光荣地存在于西班牙农民的记忆中。他的两个曾孙曾在半岛地区的战争后期参战，其中一个阵亡。他们经常被问及与“迭戈·埃斯塔诺普”有什么关系。“迭戈·埃斯塔诺普”正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伟大将领詹姆斯·斯坦厄普。
巴塞罗那方面热切期待詹姆斯·斯坦厄普率领令人振奋的增援部队的到来。然而，巴塞罗那方面不能指望围攻前援军就能到达，或凭借援军来支撑战局。1706年，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想到一个冒险的计划，并于1706年3月13日，从瓦伦西亚写信向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提议[5]。他说：“我承认，在这个紧要关头，我想请您做出一个非凡的决定，就像您决定来巴塞罗那一样。我想请您登船起程。我已为这个计划做好了准备。一切顺利的话，您将在葡萄牙边境亲率两万五千个士兵顺利占领您在葡萄牙的第一片土地。现在，西班牙军队只有五千个士兵。随着事态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相信您不久就能进驻马德里。您出其不意的驾到意义非凡。不出意外的话，不出一周，您即可从德尼亚航行到葡萄牙的这个地方。这个海岸没有法兰西的船。我认为现在各方面情况对您来说都是有利的，但保密还是很有必要的。除葡萄牙使者外，我无人可信。当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做最后挣扎时，可能会刺激到这个葡萄牙使者。同时，我将负责保卫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并尽可能打开通往马德里的路。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妙也是最出人意料的政治举措。这一举措或许能迅速解救加泰罗尼亚。如果您现身别处，或许加泰罗尼亚将不会受到猛烈的攻击。”
这个绝妙的举措或许有其他方面的优势，但有一个致命的不利条件——需要一个英勇无畏、积极进取的人来执行，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不具备这些品质。相反，他消极被动、缺乏勇气、面对威胁麻木不仁。因此，一方面，他不敢冒险实施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计划，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大臣的建议。这些大臣用合宜的、忠诚的面具掩饰自己的怯懦，热切地恳求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通过战争保护他们。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决心继续留在巴塞罗那，与加泰罗尼亚人共存亡。加泰罗尼亚人正在冒着生命危险支持他的事业。起初，他未被说服，未能敏锐地认识到围攻已迫在眉睫。当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发出紧急命令，让驻扎在莱里达的部分军队出征，以支援巴塞罗那的军队时，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认为莱里达将会首先受到攻击，竟专横地反对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因此，无论如何，驻防部队的兵力非常不足，很难召集两千名正规军，也没有充足的军需物资。然而，勇猛的驻守巴塞罗那的联盟国军队给了他们一定的准备时间。联盟国军队多次扰乱法军行军，使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延迟抵达。驻守巴塞罗那的联盟国军队利用地理优势来弥补人数的不足，奋力守卫每个要隘。每当撤退时，他们就毁坏城池、驱散牲畜并向泉水投毒。
尽管阻碍重重，法军于1706年4月月初抵达巴塞罗那，与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带领的来自鲁西荣的几支部队会合。一起会合的还有图卢兹伯爵路易·亚历山大率领的备有三十条船的小舰队。巴塞罗那在海、陆方面都受到了强有力的围攻。在紧急关头，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激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宗教热情，并有所成效。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宣布自己将向圣母玛利亚请教，并按圣母玛利亚的建议行事。他手中拿着花冠，在圣母玛利亚的一副肖像前跪拜行礼，并敦促周围的人也这样行礼。片刻后，他神情愉悦地结束礼拜，站起身，然后以鼓舞人心的语气宣布，在两个天使的陪伴下，圣母玛利亚仁慈地向他显现，并预示忠诚的加泰罗尼亚子民将永远不会放弃他，也命他和加泰罗尼亚人民站在一起[6]。人群中呼喊“奇迹”的声音越来越大，极具号召力。不出所料，修道士和妇女呼喊得最热切。修道士们甚至拿起武器，充当士兵，尤其是圣方济会托钵僧。圣方济会托钵僧仍保留着宗教服饰，但用极具教派特色的缎带系住自己长长的胡须[7]。妇女们也组成连队——有些妇女担任轻工兵；有些担任哨兵守卫哨口；还有一些照料伤员。在照料伤员方面，她们很有性别优势。总之，一股不可抗拒的热情似乎充斥着各个阶层，进而激起这些人超乎寻常的斗志，并使他们付诸行动。在冷静时，即使仅考虑这些行动，他们都会战栗。
同时，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以急行军的速度率领自己能召集的兵力加速行进。不过，他召集的武装力量仅有两千步兵和六百骑兵。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带领这支部队，连同西富恩特斯伯爵费尔南多·德·梅内斯·席尔瓦率领的一支非正规军，在巴塞罗那附近的群山间安营扎寨。他们驻扎在法军军营后方，距法军军营数英里。然后，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开始了被法兰西称为“游击战”的战争。这与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偏好和才能特别吻合。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可以夸口说在自己的带领下，两次游击战都无须派出一支由三十个骑兵组成的队伍[8]。他以反复不断的警报和频繁的袭击侵扰法军，还歼灭散兵、拦截通讯，将法军团团围住。这时，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一直被巴塞罗那方面下达荒谬的、反复无常的命令折磨。这些命令要求他强行入驻巴塞罗那，然后与卫戍部队会合。尽管他拒绝孤注一掷尝试这次行动，并计划引入一些人力及补给方面的援助，但其他军官认为这个计划不切实际。
17世纪末的欧洲骑兵
17世纪欧洲军队装备的火炮
托林顿子爵乔治·拜恩
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开始对蒙特伊克要塞进行第一次武力进攻。当时，蒙特伊克要塞被攻破的缺口还未修补完善。不像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那样出其不意的进攻，在数小时内攻陷目标，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直到第二十三天才获得胜利。这时，蒙特伊克要塞的指挥官多尼戈尔勋爵已被杀，卫戍部队被迫撤到城内。然后，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下令开始对巴塞罗那开火，对城墙进行猛烈攻击。大规模的袭击很快就要发生。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发现自己军力太弱，难以解围或袭击围攻者，只能急切地盼望詹姆斯·斯坦厄普带援军抵达。不幸的是，在航行期间，詹姆斯·斯坦厄普受制于海军上将约翰·利克，海军上将约翰·利克的舰队负责运送他们。詹姆斯·斯坦厄普将一封快信送到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手中。信中说，那时，舰队已离开西班牙海岸，自己竭尽全力劝说海军上将约翰·利克尽快抵达巴塞罗那，但海军上将约翰·利克独断的坚持——尽管军力已强于法兰西舰队，但要在更多船加入英军后，才接近法兰西舰队。他们天天盼着海军上将托林顿子爵乔治·拜恩能率这批船从爱尔兰赶过来。詹姆斯·斯坦厄普补充说，自己会尽一切努力让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及时获得会合点的情报，并督促海军上将约翰·利克。不过，为防止情报被法军截获，他又说，如果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收到一个里面只有一张空白页，没有附姓名、地址或附件的信封，那么这是两支舰队已会合并向巴塞罗那进发的消息。这种预防措施被证明非常有效，因为后来由于法兰西巡洋舰或前哨部队的缘故，已不可能像之前那样由舰队向海岸传信。不过，詹姆斯·斯坦厄普轻松地说服了一个西班牙人，这个西班牙人可以毫无风险地传送一张空白的纸。他得以顺利通行，不会受到任何怀疑，而且对自己要传达的信息一无所知，并在巴塞罗那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将信送到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手中。当时，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急于摆脱危险境地，几乎就要匆忙进行毁灭性的冒险。或许，从未有一张平淡无奇的、空白的纸能产生这样奇妙且迅速的影响。部队立即整装待发，并于当晚向海边小镇西切斯行进。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下令在这里捕获并收集所有渔船和其他能找到的小艇。令所有军官吃惊和担忧的是，他竟然在第二天晚上单独和一个副官登上一艘无甲板的小帆船出海了。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担心海军上将约翰·利克会带着他的整个舰队立刻出现在巴塞罗那面前。他的舰队的船数量很多，这会使图卢兹伯爵路易·亚历山大不敢进攻，并割断缆绳，向法兰西驶去。他的这种猜测是有根据的。相反，如果英格兰的一部分船留在舰队后方，或者事先航行到巴塞罗那东部，法军会具备优势，战斗将一触即发。当试图参战的法军退路被切断，而且被数量几乎是自己两倍的舰队包围时，这场战斗能说明什么呢？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为了取得这个辉煌的胜利，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绝对有必要亲率舰队。因为英格兰安妮女王对自己海上全面指挥权的任命仅限于“每当他认为有必要亲自登船”的情况，所以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决定冒着被法兰西巡洋舰发现的危险，在黑夜的掩护下，试图抵达英格兰舰队。在第一天深夜，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划着自己的船，未能成行，不得不返回西切斯。不过，在第二天晚上，他偶然遇到一个士兵。乔治·卡尔顿上尉说：“等天亮时，看到英格兰国旗飘扬在舰艇主桅杆顶端时，整个舰队都为之震惊。最初，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或猜测其中的意义。”然而，尽管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竭尽全力，但还是到的太晚了，最终被法军发现，这是他一直担忧的事。舰队已在法军视线范围内，兵力也已被报告给图卢兹伯爵路易·亚历山大。图卢兹伯爵路易·亚历山大立即解除封锁，起航出海。一次重要的胜利机会就这样丢失了。不过，能为巴塞罗那解围，这仍是令人高兴和自豪的。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已预先对驻守在西切斯的部队留下指示，命他们登上收集的船，然后和英格兰舰队一起进入巴塞罗那港口，并派大量舰队新兵进行救援。
既然进攻已成必然，并且士兵们强烈要求袭击，可以预料到法军很可能会试图在最后几天内猛烈袭击巴塞罗那。不过，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就像一个灾星，不能预知灾难，却能招致灾难，而且他的弱点也影响着周围的一切。他停下来，列举种种困难和障碍，直到詹姆斯·斯坦厄普的增援部队加入其中，他才不得不迎敌。尽管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几个西班牙军官仍渴望坚守阵地，但怯懦的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还是像之前那样否决了他们的建议。在第二天晚上，他们发动突围。为了避免在叛乱的人群中穿行，他们决定向北行进至鲁西荣，而不是撤退回萨拉戈萨。经过仓促且疲惫不堪的撤退后，他们到达鲁西荣。在鲁西荣，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发现自己几乎成了自己领地上的一个流亡者，成了祖父领地上的一个乞求者。他们丢弃了重型加农炮，把生病或受伤的人甩在后面。在逃走的第一天，即1706年5月11日清晨，在日全食的阴霾中，他们更加灰心丧气。太阳曾被波旁王朝选作纹章图案[9]，而在关键时刻，天空中昏暗的太阳通常被认为预示了波旁王朝的衰落。随着法军撤退，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最关心的就是法兰西的伤员和病人。他的慷慨相待赢得了法兰西的伤员和病人的感激。之后，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下令重铸法军丢弃的所有黄铜大炮，每个新铸的大炮都被标上日食的图案和一句谦逊的箴言。
拉米伊战役
发生在巴塞罗那的一系列事情迫使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离开了西班牙。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统治。然而，祸不单行，其他营地也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冲击着他的王权。在佛兰德斯领地内，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在拉米伊彻底战胜总督。如果我们想找到那个时代可以与之比肩的胜利，我们只能将目光投向他之前在布伦海姆取得的战绩。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其他许多城市，立刻相继敞开城门。在几周内，几乎整个西属尼德兰都承认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是自己的君主，并承认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是自己的总督。在意大利，法军在期望能大获全胜的都灵战役中损失惨重。在都灵战役中，法军勇敢的领导人马辛伯爵斐迪南连同雄心勃勃的希望一起陨落。在混乱中，法军被赶出阿尔卑斯山脉地区，获胜一方则以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名义占领了米兰尼斯至荷兰的领地。在葡萄牙，军事行动并非不重要，这些军事行动作为我主题的一部分，不能被不假思索地略过。在这个边境上的西班牙军队减至五千人。当时，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和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的军队多达两万人。不过，他们卷入了一场有关行动细节的讨论。根据与葡萄牙的条约，英格兰军队有权留驻葡萄牙。现在，除非西班牙也有同样的规定，他们才会入驻西班牙。在同西班牙的合作终止前英军将领做出了让步。尽管根据事态的紧急性证明这种决定是正当的，但在之后英格兰上议院的投票中，这一行为被认为“有悖于大不列颠皇冠的荣誉”。
1706年3月月底，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担任西班牙军队的总指挥。他曾在阿尔坎塔拉投入最精良的步兵，但现在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联盟国军队围攻并占领了阿尔坎塔拉，然后，沿塔古斯河继续行进。在联盟国军队到位于边境和托莱多之间的阿尔马拉兹桥前，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军队的行军速度一直领先于联盟国军队。阿尔马拉兹桥距马德里只有几英里，然而，因为没有来自巴塞罗那的消息，联盟国军队在阿尔马拉兹桥停下来。联盟国军队担心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在失去巴塞罗那后会转过身来，包围他们。尽管这样，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仍希望尽快行军。不过，葡萄牙军官认为跨越阿尔马拉兹是草率的行为，而且驻留在那里也没什么用处。他们最终决定在等待巴塞罗那方面消息的同时，攻陷边境的一些要塞[10]。因此，1706年5月11日，他们开始撤退——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也在这一天从巴塞罗那撤退——然后继续向北行进，围攻罗德里戈。这次行动历时七天。不久，联盟国军队得知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此，他们振作精神，继续向萨拉曼卡挺进。在联盟国军队接近萨拉曼卡时，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离开了萨拉曼卡。拖延了一段时间后[11]，联盟国军队开始向马德里进军。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意识到凭借自己为数不多的士兵难以抵抗他们。因此，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在快信中恳求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不要从佩皮尼昂返回马德里，不然，他只能在马德里暂留数日后，像逃亡者一样放弃马德里。相反，他应该立即在布尔戈斯建立驻地，因为布尔戈斯曾是卡斯蒂尔的首要城市，所以议会及西班牙王室方面的人可能会在布尔戈斯会合。不过，就像对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的建议一样，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对这个建议置若罔闻。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希望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能从佩皮尼昂撤回巴黎——据推测法兰西人的目的是能完全支配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以便进行和平谈判[12]。如果历史没有揭露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真实意图只是急于与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会合[13]，我们或许会敬佩他的勇气，毕竟他能急切地奔向危险之地。1706年6月月初，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匆忙地穿过潘普洛纳，来到马德里，然后发现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再次离开马德里。因为国库已完全亏空，所以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钱。大臣们收到捐赠钱财的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语言上表达了忠诚，但在实际行动上却非常谨慎。他们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打算与双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一个西班牙女士做了诙谐的评论——这些大臣们就和谨慎的信徒一样，给了圣马克尔一支蜡烛，同时给了魔鬼一支蜡烛[14]。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亲自前往市政厅，向地方法官提出上诉，但只能从这些大臣手中夺走六千皮斯托尔。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政府在危急时刻提出新要求或征收新税金，几乎总是徒劳的，这非但不会增加资源，还会暴露自己的弱点。
布尔戈斯
州议院和公共法庭的人现在启程去布尔戈斯，因为之前人们决定修复布尔戈斯的王室住所。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也去了布尔戈斯。在“十八天的旅行”后，她写信给曼特农侯爵夫人弗朗索瓦兹·多比涅[15]：“在昨晚，我到了布尔戈斯。天还没亮就起床，我真的累坏了。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尘土几乎让我窒息。我睡在最破败的茅舍里。有一次，一堵墙倒了，把许多人置于极危险的境地。从这一点，你可以判断其他情况。我们本来希望到这里后，能住得更舒适。然而，到这里后，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尽管有很多生活上的困苦，但我们不会抱怨，因为只有这样，国王才能战胜敌人。然而，让人难过的是，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能听到一些新的不好的消息。”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在马德里多待了几天，然后，加入了在索佩特兰的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军队。索佩特兰位于在瓜达拉玛山脉的山脊上。几乎所有能拿武器的贵族都追随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连那些看来最不忠诚的人也是这样。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所有不担任公职的人，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留在马德里。但有些人以喧嚣和骚动为趣，或者以信任为傲，因此，与强大和繁荣的时期相比，在最危难的时期，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肯定会更依赖他们。现在，马德里向联盟国军队敞开了大门，联盟国军队毫无阻碍地越过了城北的高山，把南北卡斯蒂尔分开了。联盟国军队的轻装部队已抵达此处。1706年6月25日，在比利亚韦德侯爵的率领下，骑兵先锋队占领了这座要塞。两天后，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和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凯旋。不过，居民们迎接他们时是冷淡的、沉闷的。对葡萄牙人来说，这确实是荣耀的时刻。因为他们在七十年前是西班牙的臣民，但现在，不仅要坚持独立，还要作为征服者，进入他们傲慢的暴君的首都！不幸的是，对葡萄牙人来说，他们沉浸在取得荣耀的欢喜中，再加上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的无能，使他们无法继续前进，也无法守住已取得的成功。很明显，他们不该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喘息的机会，不该让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追击、粉碎自己仅有的武装力量。那么，如果他们喜欢的话，可以坐下来，悠闲地享受他们的荣耀。恰恰相反，葡萄牙将军们占据了帕尔多的宫殿，让部队在曼萨纳雷斯周围安营扎寨，让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在街上宣布自己的身份。他们试图重新组建公共法庭。简而言之，他们毫无作为，浪费了整整一个月。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在一封信中说：“像汉尼拔在加普亚那样致命的停留。”[16]
查理六世（即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
然而，无论如何，葡萄牙人的拖延带来的恶果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了。几个地位高、影响力大的人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支持，而人民的不满只是在无声地发酵。在前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在位期间，曾两度担任总理的奥罗佩萨伯爵和女婿哈罗伯爵都甘愿在瓜达拉哈拉被捕。同时，还有一些人，如莱莫斯伯爵安·弗兰西斯卡·埃尔梅内吉尔达·德·博尔雅·伊·多利亚雅·多利亚和仍在马德里的西印度群岛的首领，都公开支持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其中还有时任内阁秘书的里瓦斯侯爵安东尼奥·德·乌比拉。值得注意的是，他尽管有最热切的请求和最高的承诺，但绝不会背离自己关于前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遗嘱的陈述，也不会像联盟国一样怀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不过，从托莱多，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是力量的增强，而不是数量的增多。托莱多曾有一段时间是孀居的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及红衣主教路易·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波托卡雷罗的避难所。在统治后期，这两个激愤的人成了两个对立党派的领袖。然而，在下台和流放的过程中，他们长久以来的敌对关系消失了，通过人际关系中最稳固的纽带之一——共同的仇恨，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作为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亲戚，孀居的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牢记自己是德意志人。红衣主教路易·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波托卡雷罗因为自己的耻辱，强烈抨击了法兰西政府的暴政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忘恩负义。在盛怒之下，他忘了自己正在摧毁自己亲手构建的政局。在他违背自己政治生涯的伟大目标时，他必然会破坏它的声誉。因此，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在阿塔拉亚伯爵的命令下向托莱多派了一中队骑兵后，接着他们就受到了孀居的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的热烈欢迎。孀居的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褪下丧服，与家人一起穿上了庆祝节日时的盛装，出现在众人面前，不过，孀居的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因不符合礼仪规矩而受到谴责。她给侄子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同时，送出的珠宝首饰更是表达了自己的敬意。按照礼遇标准，红衣主教路易·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波托卡雷罗在大教堂里主持了一场庄严的感恩赞礼，亲自为奥地利人祝福。夜幕降临后，圣公会宫殿闪耀着令人愉悦的光芒，并为纪念这一天举办了一场花销巨大的宴会。
摩尔人
因此，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可能会成为这群西班牙党羽中有力的领袖，也是奥地利王室的最后一代。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通过另一地区的叛乱获得了西班牙最好的军械库和最后剩余的舰队。奥兰当时被摩尔人占领。在卡塔赫纳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指挥作战的圣科鲁兹伯爵接到命令——带着食物和五万多美元，驾驶着两艘帆船前往奥兰。然而，奥地利政党早已将圣科鲁兹伯爵拉拢过来。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带着财宝来到了巴塞罗那。通过他的劝说，英格兰人被诱使派船攻打卡塔赫纳，法军不战而降。不久，奥兰因为失去预期的供给，所以向摩尔人投降。对西班牙正在斗争的两派来说，他们都失去了一座要塞。一方面，奥兰是靠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的睿智取得的。另一方面，萨拉戈萨及整个阿拉贡，都意识到了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的行为不检，因此，摒弃了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忠诚。它们默默达成一致。然而，在历史中这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
目前，西班牙似乎由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控制，但他远没有足够的精力快速地占据优势。他在巴塞罗那对法军的最后一记重击像被鱼雷击中一般，不仅对法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也使他失去了理智和行动力。现在很难让他离开巴塞罗那，因为那是个危险的地方，也是个让人慵懒的地方。然而，要是没有冲突和伤害的话，他继续留在巴塞罗那也没有意义了。起初，的确有传闻说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意欲围攻赫罗纳地区。因此，詹姆斯·斯坦厄普被派去保护这个地区。他称赫罗纳地区为王国的“屏障和关键”[17]。然而，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并未这么做。因此，詹姆斯·斯坦厄普急忙回到自己的外交和军事岗位上。自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从马德里撤退后，当时开放的马德里处于无防备的状态中。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提出立即向马德里进攻，他推崇采取瓦伦西亚路线行军，因为瓦伦西亚已经被联盟国军队占领，没有阻碍，也不会耽误时间。1706年5月18日，召开的军事会议同意这个计划，决定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部队和步兵走海路，骑兵部队走陆路，最终到达瓦伦西亚。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在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护卫下被转移到托尔托萨，并将一直待在那里。等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打开通往马德里的路，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再加入军队，挺进马德里。按这个计划，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立马登上船，驶向瓦伦西亚。西班牙人一直不停地进攻克萨蒂瓦，当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抵达后，他们就仓促地撤退了。不过，胡安·包蒂斯塔·巴塞特·伊·拉莫斯上将的行为和对这件事的道歉，被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以自己惯常的、尖刻讽刺的口吻提及：“刚好，英格兰人来了。在这里，胡安·包蒂斯塔·巴塞特·伊·拉莫斯上将已经派了两个拉斯·托雷斯伯爵克里斯托瓦尔·德·摩斯科索·伊·蒙特马约尔的军官来到这里，只想让这两个军官知道自己是如何有力地保护它的。”[18]接下来，英军将领派一支小分队攻陷通往马德里的边境小镇——雷克纳。雷克纳几乎是英军前往马德里的唯一障碍。在短暂的抵抗后，驻守在雷克纳的部队就投降了。不过，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厌倦了巴塞罗那方面下达的荒谬多变的命令，后来说：“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我比在船上划桨的奴隶还要疲倦。”[19]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脾气有些火爆且烦躁不安，给别人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引起了别人对他的怨恨。用他的话说，自己“不受任何人命令”[20]。缺钱使他处境艰难，也使他脾气急躁。他给詹姆斯·斯坦厄普写信说：“我没有发现补救的办法，除非以自己的信用做担保。我能找到一些途径为国王筹款。我确信国王在我做出这种尝试前会改变方式，不会用这么愚蠢的方式来对我。我希望你能使国王明白国王对我的态度有多重要。”[21]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发现了他的公德心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我决定去多做一些努力，看看有什么能触动德意志人的心。我收到了一大笔钱。国王和军队将会拥有它们。我将送上所有黄金并远征。”[22]
现在，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一直期待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加入。然而，萨拉戈萨的叛乱使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做出改变，或者说，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神圣罗马帝国顾问决定放弃从瓦伦西亚到马德里的路线，而选择通过阿拉贡到马德里。詹姆斯·斯坦厄普说：“当葡萄牙军队及所有希望自己的国王在卡斯蒂尔平安的人都急切盼望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抵达马德里时，我和葡萄牙使者认为行程肯定会有一定拖延。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可能还要冒着风险，仅带着一小部分军队，在还没有宣布接受他的卡斯蒂尔行进三百英里，而且卡斯蒂尔还有很多法军。”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写了同样的信，但收效甚微。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坚持自己的计划。行进仍进展迟缓。这种情况早已存在。因此，直到1706年7月18日，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才和随从部队进入萨拉戈萨。一个月左右前他就应该抵达马德里了，而不是应该还在萨拉戈萨。的确，在危机中，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突然离开卡斯蒂尔，这很奇怪。这导致有人说他已暴毙。在卡斯蒂尔，有些人准备宣布早已对他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并已将他下葬[23]。人们在赌咒发誓的时候，要是能像平常一样小心谨慎，那就好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向詹姆斯·斯坦厄普解释自己延误的原因，说自己的侍从及马车还不适合进驻马德里。詹姆斯·斯坦厄普回答道：“荷兰执政及英王威廉三世坐的是租来的敞篷马车进入伦敦的，而几周后就成了国王。”[24]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在瓦伦西亚停了很长时间，不可能不受谴责。而这时，他知道英军已到马德里了。后来，我们确实发现他坚持说自己没有定期或直接从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或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那里得到情报。无可置疑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一定早就知道马德里被占领了。不可否认，早在1706年7月6日，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就派了一个西班牙军官经过瓦伦西亚到巴塞罗那——的确没有给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任何信，只是口头宣称占领了马德里[25]。因此，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的情报提供不及时确实应受到指责，但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在危机时刻的无所作为和佯装无知也是要负责的，他不应该因个人的疏忽影响了大局。
然而，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不可征服的忠诚精神在卡斯蒂尔爆发的话，这些错误本就是无足轻重的。在位时，君主不受民众的爱戴，而当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使君主要和民众分离时，民众却忠诚地团结在君主身边，历史上很少会有这样出色和激动人心的民族运动。确实，西班牙人或许比其他民族更慷慨，这自然会使他们倾向于站在弱者和失败者一边。他们更喜欢弱者和失败者向自己求助，而不是保护自己。西班牙人对这个曾被认为是自己国王的人的尊敬，比我们对他的尊敬要更高、更神圣。西班牙人习惯用“陛下”来称呼上帝和自己的君主。至于“他们的君主”[26]，他们对前者是一种忠诚，对后者是一种奉献，两者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除了这些原因，正如卡斯蒂尔指挥官预见的那样[27]，卡斯蒂尔人对任何来自加泰罗尼亚或瓦伦西亚的君主都非常厌恶。他们憎恨加泰罗尼亚人的残忍和频繁的背叛。至于瓦伦西亚，宜人的气候和令人沉迷的奢侈只会激起他们的蔑视。甚至在卡斯蒂尔人中，有句以对句形式存在的谚语：“在瓦伦西亚，肉是草，草是水。男人是女人，女人——什么都不是。”詹姆斯·斯坦厄普说：“现在，西班牙大陆被分成几部分，就像以前被分成卡斯蒂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我们已经占领了阿拉贡，而且我相信阿拉贡人民也希望西班牙地区维持分裂状态。不过，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担心的。因为分裂格局会让西班牙在欧洲权力平衡中完全无关紧要。”[28]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声明同样有力。这时，他写道：“在卡斯蒂尔，你要确保自己有一种非常暴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来对抗我们。”[29]每个小镇，每个村庄都武装起来。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只不过是自己军队占领的地方的主人。因此，即使在卡斯蒂尔，他们也会担心夜间的突袭。在萨拉曼卡，联盟国军队刚离开不久，当地居民就不承认联盟国军队的权威，并自行组建了一支轻型部队，在边界巡视，还切断了联盟国军队与葡萄牙的通信。在托莱多，人们反抗红衣主教路易·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波托卡雷罗和孀居的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人们撕毁了孀居的前西班牙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在宫殿上悬挂的奥地利军旗，派守卫在她门口看守，并将她当作国家的囚犯。据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说法，安达卢西亚人为这项事业创造了奇迹[30]。在紧急关头，他们奋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集结了一万四千个正规步兵和四千个骑兵。尽管各个地区都很贫困，但它们争先恐后地提供财富。简单来说，这种精神是普遍存在的，但请允许我说两个更特殊的例子。圣科鲁兹伯爵的弟弟是科尔多瓦的副主教。圣科鲁兹伯爵一听说西班牙人在向联盟国军队出卖苦役犯和财宝的消息，就急忙跑到城里的洗礼薄上，撕下写着他弟弟名字的纸，气愤地喊道：“希望人民中不会再有这样卑鄙的恶棍。”[31]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宫廷中，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接见了一个乡村神父。他给了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一百二十个西班牙金币。这些金币源于一个只有一百二十户村民的小村庄。他又补充说：“村民们很惭愧不能送给您更多的钱，但他们恳求您相信，在这个钱袋子里，有一百二十个至死不渝的忠心。”想到当时的场景，于尔森公爵夫人玛丽·安妮·德·拉·特雷莫说：“在说这些话时，这个善良的人哭了。我们听他说时也哭了。”[32]同时，哈德拉克附近挤满了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军队而征召的兵力。此外，还有拉斯·托雷斯伯爵克里斯托瓦尔·德·摩斯科索·伊·蒙特马约尔率领的军队和从鲁西荣撤退的兵力。这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暂时摆脱了以往呆滞麻木的状态。他在军队面前慷慨陈词，否认了自己打算离开西班牙的谣传，并发誓只要还有一支骑兵中队效忠自己，自己就会身先士卒、勇往直前[33]。为了讨西班牙民众的欢心，奥里公爵让·奥里奉命留在巴黎，而不是回国扮演最不受欢迎的角色——西班牙财政部大臣。
不过，在马德里的联盟国的实力被迅速削弱。医院里有六千多个伤员。这些士兵身负重伤。西班牙历史学家们推断他们得到了部分女性的大力相助，这些女性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忠诚和责任心。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和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看到军力消耗殆尽，因此，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队伍。不过，整个城市外的乡镇都在公开起义，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明白要从萨拉戈萨出发并非易事。因此，最终他决定沿达罗卡和莫利纳行进，又向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下令，命他同时从瓦伦西亚启程，以便互相掩护，并在途中会合。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按命令照做，并对延误的行程进行认真的思索。他说：“在占领雷克纳后，本可以派二十个骑兵去马德里。这样一来，所有地方都会接纳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而我会保护他们免受西班牙步兵及胡安·包蒂斯塔·巴塞特·伊·拉莫斯上将手下的那帮盗贼和无赖的骚扰。尽管这很难做到，而且大家会认为我疯了。但现在，有成千上万武装兵力阻碍我们穿过蓄卡尔河。更糟糕的是，他们不仅拆毁了所有的桥梁、扬沙飞土，还封锁了许多关隘。一切都充斥着恶意。幸运的是，当时天气干旱，水位较低，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蹚过蓄卡尔河。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必须要去马德里了。不过，到马德里后，迎接他的只会是嘈杂的声音。有人告诉他的朋友们决定性的战役即将要打响了。因此，他们盼着战役到来。”[34]在这段令人恼怒的时期，即便是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赞美，也带有一丝苦涩。因此，1706年8月2日，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再次写信给詹姆斯·斯坦厄普：“不得不说，当靠近你所处的宫殿时，我的全部慰藉只有你。不过，你的所有信都没提自己有没有收到钱。我想你大概是得到了一些就满足了，没有想再去多弄些。”
联盟国军队一离开马德里，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就派了一支骑兵中队去攻打联盟国军队，这支中队由安东尼奥·德尔·瓦莱率领。1706年8月4日，法军抵达马德里城门。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也在这天进驻马德里。抵达马德里后，法军非但没有受到任何非议，还得到了最热烈的回应。人们疯狂地抢夺奥地利军队首领的房屋，又把抢到的所有家具和其他财产当众烧毁，以表明自己的目的是惩罚叛徒，而非利用战利品牟利[35]。法军又在太阳门广场烧毁了奥地利军旗和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肖像。守卫着皇宫的数百个葡萄牙人因缺少供给，在两天内被迫投降。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和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于帕斯特拉纳会合，并于1706年8月5日在瓜达拉哈拉与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和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率领的部队会合。不过，即使是这样，整个联合军队的有效兵力加起来也不超过一万八千人，而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率领的兵力已接近两万两千人[36]。不仅如此，人们的敌对态度更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他们骨子里似乎有股不认输、不屈服的精神。从这时起，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预见到会发生更大的灾难。但他依然高傲，并宣称欧洲的一切力量都不足以制服卡斯蒂尔。
此外，联盟国军队似乎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将领们过多。且不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将领们，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和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似乎都有成为总司令的潜力。可以看出，这正是英格兰政府在半岛地区的战争后期犯下的错误。也因为这个的原因，辛特拉的协议才会签订，维梅罗的荣耀才会黯然失色。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是高级军官，据英格兰方面的指示，似乎有意提任他为总司令。尽管是这样，他还是在等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到来，并主动提出服从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命令。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已向英格兰方面申请回国，在收到回复前，他会一直听命于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不过，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拒绝了这个提议，也放弃了自己的主张[37]。因此，将领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们不仅无法就未来的计划达成一致，还就过去的行动相互指责、相互揭短。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觉察到，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已对自己丧失信心，而且越来越不尊重自己。在瓦伦西亚时，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曾尖锐地劝诫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这使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大为恼火。此外，趁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宠臣和宫廷里的其他一些刻薄的随从，甚至包括并未与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结怨的人，都开始怂恿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要抵制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呵！愚人们往往通过指责伟人的缺点来寻求自我慰藉，从而获得心理平衡。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觉察到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对自己很冷淡，有意疏远自己，还驳斥了自己的所有提议——尤其是收复马德里的提议。显然，他如果继续留在军队，不仅无益于公众事业，对自己获得荣誉和满足感也没什么帮助。因此，他准备使用指示中的一项条款，即一旦时机成熟，可向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提供帮助。这个想法在他的上封急件[38]中表现得异常强烈。当时，都灵已被严密包围，他突然宣布要去支援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
1706年8月9日，大臣们和将领们在瓜达拉哈拉王宫里讨论这件事。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本来希望通过宣布自己的计划来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希望大家劝他不要离开，并承诺如果他留下来，就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然而，后来的争吵使所有官员都认为他带来的弊大于利，甚至钦佩他军事才能的人也觉得，在一种相互不信任和愤愤不平的状态下，他的军事才能未必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让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去执行自己的计划。他们这种爽快和毫不犹豫的态度严重伤害了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虚荣心。为了计划顺利实施，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让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在热那亚筹集十万雷阿尔的贷款，并可用西班牙的任何王室领地做抵押。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还向他指出米诺卡岛最易攻取。当他从意大利返回时，不妨一试，而且在攻打时，可全权指挥舰队。然而，对是否让他返回马德里，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却只字未提。相反，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似乎希望能尽可能在其他地方给他安排尽可能多的事。在任何国家，做出这么大贡献的将领都不应被忽视。
1706年8月11日，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前往瓦伦西亚，仅带了八十个骑兵做护卫。动身没多久，他就听到消息说自己留在瓜达拉哈拉的所有行李——包括金属牌和其他贵重物品，价值总计八千英镑以上，在威提被人抢劫[39]。在进一步调查抢劫者的过程中，所有线索都指向威提居民。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顿时怒不可遏，命军队立即向威提进发，一副不把威提化为灰烬不罢休的样子。然而，因为当地的神职人员和地方法官恳求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手下留情，并承诺赔偿他的损失，所以他又动了悲悯之心，决定接受赔偿。他要求他们全额赔偿被盗财产，不过不要现金，而用玉米抵付。当时，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军队供给严重匮乏，玉米是他们最需要的。人们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毕竟比起现金，玉米更好收集。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又想办法让人用车把玉米送到营地的王室物资供应所。乔治·卡尔顿上尉说：“我不禁感慨，在15世纪，几乎再找不出一个像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这样慷慨且能真正为公众服务的人了。而且这些及时的救助还是发给最近与他发生争执并使他恼怒离开的将领们。单凭这点，就值得我们对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胸怀大加赞扬。毕竟那些将领们对他做过太多过分的事。这件事或许可以证明，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不会意气用事。无论个人情绪多强烈，他还是会将公共责任放在首位。”
因为这件事和其他非公共性质的事[40]，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在威提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带着一小队骑兵继续向瓦伦西亚行进途中，在刚比利奥小镇住了一晚。在刚比利奥小镇，他收消息说，当天，有人在邻近村庄犯下惨无人道的暴行。据说，有一队由一个英格兰上尉带领的、刚从医院出来的士兵，意欲加入主力军，却遭人背叛，并被囚禁。其中一些人被处死，而其余的人被更野蛮的对待——挨个被投入坑中，摔得粉身碎骨。听到这个消息，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立即命人备马。当时，他的士兵们正在休息，听到命令后，立刻出发，去为自己惨遭毒手的同胞报仇。然而，凶手们或是出于畏罪，或是听到了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追击自己的风声，早已逃之夭夭、杳无踪迹。他们在教堂里找到了死者的衣服，但只找到了一个凶手，即教堂的看守人。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下令将他吊死在自己家的门环上，并烧毁了整个村庄。当时，乔治·卡尔顿上尉也在场。他说：“在这场军事审判后，我们被带着去看了那个要人命的坑，或者说是洞。很多人都被残忍地丢在里面。在那里，我们发现有一个可怜的士兵还活着。在被扔下去时，他抓住了几棵快要倒下来的灌木，在洼地里靠一小块凸出来的地方保住了性命。听到有人讲英语，他开始大声呼救。我们把绳子放下去，不一会儿就把他拉了上来。然后，他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讲了很多细节，我记得其中一点是，他跟我讲自己在那个角落里死里逃生的经历。在他被扔下去后，他们又扔下去一个可怜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士兵的妻子，被扔下去时，她奋力挣扎着，又喊又叫，导致他们用尽全力也不能把她扔到中间去。结果，她跌在他旁边，又差点把他拉下去。”
途中，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曾多次与詹姆斯·斯坦厄普通信，指出在当前形势下，自己认为联盟国军队最好应怎么做，并补充说：“我看只有你能胜任这个行动。”他的羞辱感在自己写给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夫人的一封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称：“天底下最差劲的国家就是西班牙。西班牙的军官简直是强盗，而士兵如同懦夫。只有女士们没那么糟糕，但又相当危险。”[41]在刚比利奥小镇事件发生两天后，他抵达瓦伦西亚。在瓦伦西亚，他有几天一直沉浸于舞会、斗牛和其他娱乐活动，似乎是急于躲避周围的一切，又或许想摆脱吞噬着自己的羞辱感。他正准备起航前往意大利，但在起航前，又参与了另一个行动。当时，阿利坎特已经被乔治·卡尔顿上尉带领的数支英格兰军队及由海军上将约翰·利克指挥的数艘军舰包围。阿利坎特已经沦陷了，但马霍尼准将还在抵抗。随后，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赶到阿利坎特。在他运筹帷幄的部署下，马霍尼准将很快就投降了。接着，他重新部署了舰队，打算像之前提议的那样攻打米诺卡岛。不过，令他再次觉得屈辱的是，尽管他为实施这个提议向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提出了请求，但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有一半的信都是命他去西印度群岛。因为海军军官们嫉妒一个陆军将领竟然凌驾在自己之上，所以他们也不情愿与他共同展开任何行动。因此，他现在必须放弃或至少要暂停攻打米诺卡岛的计划。因为已经停止对都灵的围攻，他可能也不必驶往意大利。他意识到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军队一贫如洗，而且如果返回的话，自己的建议根本不会受到重视。因此，他决定按原计划行事，继续驶往热那亚，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洽谈贷款的事，尽管这有些折损自尊。因此，他于1706年9月从阿利坎特起航——为了奥地利而起航，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对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的自主行动的讲述到此为止。现在，我们回头来谈在瓜达拉哈拉的联盟国军队将领们的处境。自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离开后，将领们的处境日益艰难。应米纳斯侯爵安东尼奥·路易·德·索萨的请求，军队打算撤退到葡萄牙一侧。当时，军队已撤退到阿兰胡埃斯东北部的一个叫辛芎的村镇。这时，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趁机重新发动进攻，在辛芎和托莱多之间拦截联盟国军队。在塔古斯河南岸，驻扎着一大群来自拉曼查的武装农民。联盟国将领们要经过的地方是山区，道路崎岖不平，而对手是敏捷机警的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这些障碍对他们来说，似乎根本不可能克服。撤出瓦伦西亚是他们仅存的生路。联盟国军队的将领们尽管意识到了这点，但犹犹豫豫、踟蹰不决，没有立即撤退，而是在辛芎停了一段时间。人类最普遍的弱点之一就是，尽管已经做了决定，但迟迟不肯付诸实施。因为辛芎对他们很不友好，所以他们常常受供应匮乏的困扰。而且因为这个原因，一旦一个士兵掉队或一小支部队离开自己的营地，要么被抓，要么被杀，几乎无人幸免。最终，他们从辛芎出发，穿过富恩特杜纳的塔古斯河。行进途中，他们不仅遭到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军队的追击，还频繁受到小规模的骚扰。期间，卡斯蒂尔人找到了一些便携式铜烤炉，将它们视为战利品。这些便携式铜烤炉原本是属于查理五世即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不过，在后来一个世纪中，奥地利的约翰在与葡萄牙人的战役中弄丢了它们。因为无法在卡斯蒂尔占得一席之地，联盟国军队越过了瓦伦西亚边境的山脉，占据了冬季营地。不过，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未等他们安扎营寨，就对昆卡、奥里韦拉和卡塔赫纳发动围攻，并在遭遇短暂抵抗后，成功占领这些要塞。在展开这些行动中时，他得到了胡安·德·泽里泽达的大力相助。胡安·德·泽里泽达被他称为“欧洲最好的游击队军官”。胡安·德·泽里泽达总是能及时提出建议。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说：“这场战役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战役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战役之一。局面在短时间内迅速扭转。战役开始时，我们几乎就要彻底完蛋了，但在结束时，我们为法王路易十四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军队赢得了无上的荣光。当时，联盟国军队的将领们在马德里，但我们没有军队去阻止他们，法王路易十四又使我们停止对巴塞罗那的围攻，并迅速返回法兰西。西班牙的命运似乎已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的对手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胜利果实，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现在，西班牙国王就是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了，我没指望也不能指望天主教国王能回来了。不过，因为联盟国军队的将领们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而且卡斯蒂尔人无比忠诚，所以为我们争取了时间，使我们得以通过一些手段重新占据上风，并再次击退他们。两支军队绕了——请允许我这样表述——西班牙一圈。战役在巴达若斯附近打响，接着又在卡斯蒂尔进行，最后在瓦伦西亚和穆尔西亚结束。瓦伦西亚和穆尔西亚相距一百五十里格。虽然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行军收获不比战争胜利的收获小。我们占领了八十五个营地并俘虏了一万人。”[42]
巴达若斯
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和西班牙王后玛丽亚·路易莎也从瓦伦西亚的边界回到马德里。期间，马德里的人们十分拥护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可想而知，他的到来是多么受欢迎。卡斯蒂尔议会开始对支持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的主要人物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形下，至少对强权者来说，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他判莱莫斯伯爵安·弗兰西斯卡·埃尔梅内吉尔达·德·博尔雅·伊·多利亚雅·多利亚和其他有权势的贵族短期监禁，以示处罚。他又立即赦免了红衣主教路易·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波托卡雷罗。这与其说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又功勋卓著，不如说是因为在西班牙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很不好应付。有人建议让前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遗孀诺伊堡的玛丽亚·安娜离开这个危险且动荡不安的地方。最终，她被送到巴约那，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期间，她既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囚徒。后来，她获许返回西班牙，最终，在瓜达拉哈拉逝世。在流放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对当时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侄子查理六世（即奥地利大公卡尔三世）获得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感到十分愤慨，毕竟正是因为他，自己才被驱逐的。有些人可能会疑惑到底是因为自身的遭遇，还是因为自己亲戚的得权升势，她才遭受了最不堪的痛苦。
【注释】
[1]《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3卷，第317页。——原注
[2]《德·泰赛伯爵勒内·德·弗罗莱回忆录》，第2卷，第210页。——原注(www.xing528.com)
[3]《圣西蒙公爵路易·德·鲁夫罗伊回忆录》，1829年版，第5卷，第3页。这一信念在圣西蒙公爵路易·德·鲁夫罗伊的文章中更强烈地体现出来。他告诉我们，拉斯·托雷斯伯爵克里斯托瓦尔·德·摩斯科索·伊·蒙特马纳尔在阿拉贡处死一群叛乱分子并拒绝宽恕，又吃惊地补充说：“但这不能阻止起义！”——原注
[4]《议会史》，第6卷，第477页。——原注
[5]《弗赖恩德的记述》，第118页。有删减。——原注
[6]《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3卷，第348页。——原注
[7]《圣费利佩评论》，第1卷，第191页。——原注
[8]《弗赖恩德的记述》，第278页。——原注
[9]伏尔泰：《路易十四》，第24章。1662年左右，一个工人为法王路易十四设计了这个象征图案。——原注
[10]《议会史》第6卷第943页中的《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的记述》。——原注
[11]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7月13日。信中严厉批评了这次拖延：“你曾告诉我，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命军队从阿尔马拉兹撤退。尽管没有敌人，我仍选择撤退。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我认为在没有敌人时不为夺取王权发动进攻更出人意料。”——原注
[12]《圣费利佩评论》，第1卷，第196页。法王路易十四给孙子写信建议他向潘普洛纳进军，无须进一步行进。不过，这封信直到1706年5月29日才寄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在马德里收到了这封信。——原注
[13]《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回忆录》，第1卷，第210页。——原注
[14]《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3卷，第359页。——原注
[15]《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1706年7月6日的信。——原注
[16]《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回忆录》，第1卷，第222页。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这也是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的观点：他们如果在马德里待得不开心，那么肯定会紧跟在我后面，离开马德里。——原注
[17]致秘书长查尔斯·赫奇斯的信的手稿，1706年5月31日。——原注
[18]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6月。——原注
[19]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7月24日。——原注
[20]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8月1日。——原注
[21]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5月30日。——原注
[22]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7月8日。在另一封1706年7月2日的信中，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说：“我认为我们的事情做完了，而且做得相当成功。1706年，我们赶走一个国王，迎来了另一个！我只想解救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然后在冬天去威尔斯的咖啡馆。”——原注
[23]《萨默维尔的安妮女王》，第141页。这份报告在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中提过。——原注
[24]致罗伯特·沃波尔先生的信，1706年6月23日。——原注
[25]《弗赖恩德的记述》，第104页。《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在议会历史上的回答》，第6卷，第949页。福尔利先生的日记的手稿。——原注
[26]怀特先生自西班牙写给多不拉多的信，第11页。他说，“西班牙诗人的忠诚非比寻常。当我在西班牙时，于1827年11月6日的《马德里公报》中看到了一首纪念斐迪南七世访问瓦伦西亚的颂歌。即便马拉松和萨拉米斯被忘记了，这首颂歌也不会被忘记。”——原注
[27]《圣费利佩评论》，第1卷，第169页。——原注
[28]致财政部大臣多尔芬伯爵西德尼·戈多尔芬的信的手稿，1706年8月11日。——原注
[29]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8月1日。——原注
[30]《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回忆录》，第1卷，第218页。——原注
[31]《圣费利佩评论》，第1卷，第212页。——原注
[32]《圣西蒙公爵路易·德·鲁夫罗伊回忆录》，1791年版，第3卷，第239页，注释。给曼特农侯爵夫人弗朗索瓦兹·多比涅的信，1706年8月12日。——原注
[33]《圣费利佩评论》中的一些让人好奇的细节。——原注
[34]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1706年7月13日及8月1日两封信的手稿。——原注
[35]《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3卷，第365页。——原注
[36]詹姆斯·斯坦厄普致秘书长查尔斯·赫奇斯的信，1706年8月10日。——原注
[37]《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的记述》，第6卷，第945页。——原注
[38]《弗赖恩德的记述》，第133页，查尔斯·赫奇斯爵士的急件，1706年6月19日。——原注
[39]致詹姆斯·斯坦厄普的信的手稿，1706年8月16日。对这件事，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说：“我失去了我的马和奶酪。部分马和奶酪本打算送给戈尔韦伯爵亨利·德·曼苏尔和你。我之前说过，那八辆载着食物和饮料的运货车本就是送你的。但如果时运不济，可能会浪费食物、饮料和马，甚至对整个王国不利。”——原注
[40]《乔治·卡尔顿上尉回忆录》，1706年8月16日。待在威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一直与女性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听威提的一个牧师说，当听到有人要火烧威提时，西班牙的一个绝世美人正在女修道院避难，因此，他希望见见她。那个女修道院坐落于威提的一座小山丘上。为了查看情况，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想到了这个计策：让我来当工程师，向我请教如何在女修道院的山上修缮一个适当的防御工事。我在那里等彼得伯勒伯爵查尔斯·莫达特前来。在他来后，我们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及为何要这么做。女修道院院长和那个女士立刻走出来，并恳求说，最好不要那么做。——原注
[41]《威廉·考克斯在马尔伯勒的生活》，1706年9月4日，于阿利坎特路上的一封信。——原注
[42]《诺瓦耶公爵安·朱尔斯·德·诺埃勒斯回忆录》，第1卷，第238页到第23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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