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离我的国家，跟不上那里的作家们为表达己见而斗争的形势。我在1919年开店时也没有预见到——本书店会因为大西洋彼岸的镇压行动而获益。我认为，镇压和因镇压而造成的气氛是部分原因，所以我感激许许多多的顾客——这些二十年代的朝圣者漂洋过海在巴黎定居并且把塞纳河左岸开拓成了移民地区。
我开书店的消息很快传遍美国，书店是朝圣者们来到巴黎之后要首先造访的地方，这使我惊奇不已。他们都是莎士比亚公司的顾客，其中不少人把书店看作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经常告诉我，他们早已把莎士比亚公司用作他们的住址了，希望我不要介意。我不介意，这主要是因为来不及对此事另作安排，也只好尽可能有效地完成这一重要的邮件转交任务了。
每天都有我从《小评论》或《日晷》上看过的某作品的某作者欣然光顾，由大西洋彼岸开来的每一艘海轮，都给莎士比亚公司送来更多的顾客。
这些人像野鸟似的从美国飞来，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禁令与镇压。乔伊斯、庞德[1]、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2]以及多数人来巴黎的原因——此言不妥，因为T.S.艾略特去了伦敦——则是跟禁令或镇压大有关联。
我的许多朋友住在蒙帕尔纳斯区，即如今的圣日耳曼德佩区。他们只需穿过卢森堡公园便可到达本店。
我的第一批顾客里的第一位顾客却从柏林来。他就是作曲家乔治·安特尔[3]。我记得，1920年的某一天，乔治和他的妻子布约斯克手挽手走进店来。乔治的个子矮胖，亚麻色的头发梳成刘海，鼻子扁平，两眼有趣却显得有些诡诈，嘴巴很大，一笑就是咧嘴大笑。他那样子像美国中学的学生，他或许有波兰血统。布约斯克是匈牙利人，娇小玲珑，浅黑色的头发，那一口英文实在很蹩脚。
安特尔的某些想法使我很感兴趣，他也来自新泽西，我们还真有点缘分。乔治的父亲是特伦顿镇的友情鞋店的业主，此镇跟普林斯顿只有一街之隔，如今乔治即将成为我在巴黎的邻居了。年轻时的安特尔的爱好是音乐而不是鞋子，他十八岁时，父亲培养接班人的努力落空，年轻的乔治前往费城寻求音乐出路。他十分走运，竟引起爱德华·勃克夫人的注意。她独具慧眼，认定他将来会成为钢琴名家，为他支付学费。他果然成了演奏会的钢琴演奏家，但在德国的一次巡回演出途中，他毅然表示，他更喜欢作曲而不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去演奏别人的作品，于是偕同妻子布约斯克到了巴黎。布约斯克是来自布达佩斯的学生，是在柏林与他相遇的。(www.xing528.com)
安特尔未能成为名家，显然使他的那位好心的资助人勃克夫人大失所望。他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决定合情合理，她便断绝与他来往。乔治作为钢琴家的经历有限，和布约斯克要想尽办法靠他所剩无几的收入过日子。布约斯克的职责就是花几分钱为他们两人提供浓味蔬菜炖肉[4]。乔治的所有难处，我都有所体谅。
莎士比亚公司的新顾客，常由罗伯特·麦克阿尔曼[5]相陪而来。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年轻诗人在什么时间来呢？几乎是我们一开门，他就来了。我跟他一起去过“圆屋顶”“野狗”[6]以及其他类似的场所。他的永久地址却是“莎士比亚公司转”，他每天至少要逛进来一次。
罗伯特·麦克阿尔曼的家是个大家庭，他是老幺，他称他父亲为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流浪牧师”。另外，我只见过罗伯特的姐姐维多利亚。他很喜欢她。她热衷于政治，显然才华出众，参加了竞选。竞选何职，我就不记得了。
麦克阿尔曼个子不高，两眼又亮又蓝，此外便谈不上漂亮了。然而，他却照样引人注意，我就知道，像他那样吸引人者为数不多。就连那慢声慢气的鼻音也是迷人之处。照他的说法，他无疑是“那一伙”里最受欢迎的一员。不知为什么，不管他出现在哪一群人里，总是独占鳌头。不论他光临哪家咖啡馆或酒吧，你立即就会看到那里高朋满座。他专心致志地把自己的有趣看法告诉朋友们，认真地倾听朋友们谈他们受到挫折的经历并表示同情，却忽略了自己的本行应该是写作。我们这些对罗伯特·麦克阿尔曼感兴趣的人，都期待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创作做出贡献。不幸，他越是想创作就越认为努力也是白费。“让语法见鬼去吧，”有一次他写信对我说，“我早把它扔到窗外了。”他曾告诉我，他要去法国南方找个归宿，离群索居，干点工作。我收到过一封电报：“找对了地方找对了房间。”不久后有人说在该处见到过巴布[7]：“他的房间在小咖啡馆楼上，他们都是在小咖啡馆聚会。”
我的工作时间是在白天，时间很长，我不怎么跟朋友们一起去夜总会；不过有醉醺醺的巴布·麦克阿尔曼款待我们，偶尔去逛一逛也是可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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