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图景的关系解析

所谓“图”，是指一种运用一定的绘制方法与手段（如绘画、照相、计算机成像等）创作而成的，具有直观形象、可视化特点的艺术或技术作品形式，主要包括图像、图形、图表、地图等类型。具体而言，“图”这一概念主要包含如下内涵：

第一，图是一种作者出于描摹事物状态，塑造事物形象，反映事物特点的需要而进行的创作活动，通过这种创作活动，可以更好地认识、掌握这些事物的特点、本质与规律。

第二，图主要通过某些可以用来表现事物形象的绘制方法而实现创作目的，如较早的手绘线描方法，后来的照相技术方法，再后的计算机绘制方法等。

第三，图具有直观、形象、可视化特点，通过图的形式，可以描摹事物的轮廓形象，使人可以一看便知，一看便懂。

以上三个方面，代表了图所具有的最为本质的内涵，它们是“图”这种独特的创作活动区别于其他一些创作活动，如文字书写、表演艺术、语言艺术等的主要标志。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对于“图”这一概念有着许多方面的表述，如《说文解字》对“图”的解释是：“圖，画计难也，从口从啚。啚，难意也。”段玉裁注：“谓先规画其事之始终曲折，历历可见，出于万全，而后行之也。故引申之义谓绘画为图。”郑樵《通志·六书略》对“图”的解释是：“图，像图画之形。”又郭沫若《释图》：“圖字从口从啚，此口像图画之四周，从啚者，言于图中画边鄙也。”^[1]归纳以上一些文献中的表述，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于“图”这个概念主要有这样几种理解：（1）“图”是一种绘画。（2）“图”是一种专门描绘那些较为难以理解的事物的画（即所谓“画计难也”“规画其事之始终曲折”）。（3）“图”是一种专门描绘事物形状的画（即所谓“言于图中画边鄙也”“像图画之形”）。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这些意思表达得更为具体。张彦远认为，“图”在古代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2]他把图的形式分为三种，一是“图理”，也就是画道理的图；二是“图识”，也就是画知识学问的图；三是“图形”，也就是画形状的图。这一阐述把中国古人对于图的理解以及图所具有的描摹形状、解释疑难的功能说明得十分清楚。尤其是他还举出了有关图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样式，即“卦象”“字学”“绘画”。张彦远的这一论述，已经把中国古人对于“图”的理解表达得十分清晰明确。

在较为清晰地了解了“图”的概念与内涵以后，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阐述一下“图”与“像”之间的关系问题。“图”与“像”二字在现在的语言系统中经常被并用，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却是分别指代不同的事物。中国古代文献中在最早运用“像”这一字时常有与“象”一字彼此互通假借现象，许慎《说文解字》云：“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段玉裁注：“韩非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3]可见“象”最初有“想象”之义，人依照平面上的绘图进行观想，这种意念活动产生的就是“像”。《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孔颖达疏：“赜，谓幽深难见。”（即不容易表达的事物）“物宜”则指的是深藏于事物表面之下的道理、规律。如何把握这类幽深难见之事物？《周易》的回答是“观物取象”，以及“立象以尽意”。“简而言之，‘图’是上古之人将天地自然之‘象’形诸笔端的产物，从逻辑上来讲存在一个先后顺序，即‘象生意端，形造笔下’。”^[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意念活动所产生的“像”，并不是完全无形的，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它转化为有形的，这就是所谓的“拟诸其形容”，也就是描摹事物本来的形状，因此就产生了为了描摹事物形状——“像”而进行的创作活动——“图”。总之，在中国古人的理念中，“图”与“像”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像”是一种意念与事物本来所具有的形态，“图”是用一定的方法（如线条、圈点、颜色、符号等）将这种意念与事物本来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对于“图”与“像”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图”与“像”便经常被结合在一起使用，并形成了“图像”这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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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中国“图”字的篆体写法

在西方学界，对“图像”一词的理解有着与中国十分不同的学术背景。西方图像概念的出现及发展与西方哲学史、西方艺术史、西方美学史等人文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顺应着这些学科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图像学体系。在西方艺术史中，“图像”一词最早是指icon，其意义是指基督教的圣像、偶像、肖像，画像，故icon一词有时也被译为“谱像”。随着时代的发展，西语中icon一词的含义也有了伸拓，从较为具体的圣像、画像，延伸到较为广义的图形程式，乃至计算机领域中的图符、图标等含义。

在后期的西方图像学论述中，“图像”的意义也经常用image、picture等词语来进行表述。image与icon有相似之处，其词义内涵具体主要包括：（1）心像、印象，指图形在观看者心中构成形象认知的心理过程。（2）塑像、肖像、圣像，也包含有图形程式的意义，与icon同。（3）映像或翻版、复制、相似的形象，表明图像的传播性能。（4）在心里对形象的描绘。另外，image还有一些衍生词，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一层地理解西方图像学的概念，如imaginable指可想象到的，imaginary指假想的；imaginative指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等等。picture原意为图画、照片、电影、映像等，它的用法比较丰富，也有心像、形象、描写、叙述及相似形象的词意，因此常与image混用。但picture的使用常常指称具体的实际形象，停留在视觉图形的表象，而image的用法则要更抽象些，多用于探索图像心理范畴的论述，而不仅仅指视觉的。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还有其他一些词在相关使用中也可以统译为图像，如tableau，representation，view，figure，graphics，等等。tableau的原意是如画般动人的场面，延伸意即虚拟图像；representation的原意是象征、表示，指被图像表征的内涵意义；view指图景；figure的原意是数字、计算，因此它指的是图形的性质及符号特征，如三角形为triangie figure，圆形为cirole figure等。graphics的原意是指具有图形特点的图像，也具有图学、制图学等意义，如：Chinese Character Graphics i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汉字图形是中国文化的视觉表现）。^[5]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界在对于图像的认识与理解日益推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图像学理论体系。公元16世纪，西方宗教艺术界开始围绕宗教艺术中的图像理论发展出了系统的“图像学（iconology）”谱系，这门学科的灵感源泉可以远溯至古希腊哲学和艺术语汇之中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柏拉图关于感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划分，可以说是现代图像学理论的奠基之石。随着17至18世纪欧洲古物学和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西方古典图像的造型、纹饰中隐藏的道德寓意和历史内涵开始成为关注的重点，图像阐释逐渐取代图像分类。20世纪初期，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堡（Aby Warburg）倡导一种“图像学”的思路，也就是对艺术作品进行延伸性的释义，致力于辨别它在观念或象征上的深层内涵，这种思路寻求解释，而不限于查明事实。^[6]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图像学研究，将图像研究的视域延伸到与艺术作品创造相关联的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上，来深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欧文·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成果标识了图像学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他将图像学一种辅助性的演技手段擢升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术部门，不仅在实践上做出了大量的成绩，而且从理论上对图像学做了相当完备的阐述”^[7]。其后，贡布里希的图像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图像学研究的对象。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图像象征符号作为文化思想传播工具的意义，从而使得图像学研究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脱离了艺术史这个魔圈”^[8]，超越了艺术史和传统图像学的理论高度而进入到更富于科学哲学精神的艺术学领域。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廉·米歇尔（W．J．T．Michell）^[9]则进一步深化了贡布里希的观点，将图像的地位提升至文化的最高点。米歇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10]。因此，“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事物，17世纪到19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思想，而开化的当代哲学途径关注词语”。在后现代时期的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正发生着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这即他所谓的“图像转向”。^[11]在米歇尔看来，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图像的理论同意识形态话语批判地相遇”^[12]，“图像”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媒体形式。因此，图像学既不是天真的模仿、拷贝或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而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13]米歇尔的图像学理论将日常实践的看和展示一并纳入图像研究的范畴，从图像的本体论层面来讨论图像的文化意义，图像从此便成为哲学上的本体性存在，图像研究亦成为西方后现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14]

通过以上的一些辨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图像概念与图像学理论，起源于宗教艺术以及哲学史、艺术史等一些具有较为浓厚艺术理论色彩的学科，与宗教学、艺术学、艺术史等学科有着紧密的关系。西方的图像概念与图像学理论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其特点主要是强调对于图像艺术本身意义、内涵、精神思想的研究、阐释与分析，这种研究对于西方艺术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西方图像学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取向，是较为强调图像形式学的研究，并且在其基础上延伸出了许多与图像形式学相关的学科体系，其中的计算机图形学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一门极其重要的，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的学问，其应用范围之广、社会影响之大几乎达到了不可估量的程度。

与西方的图像学、图形学理论相比，中国的图像理论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国的图像理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较为注重对于经验的与实证的阐释。中国的图像理论往往会通过大量的实际例证与经验，来阐释思想，辨析异同，揭示本质。尤其是在有关“图”与“画”、“图”与“像”、“图像”与“图谱”、“图像”与“文字”等一些概念及其功能的阐述上，都有相当的独到之处。这一点，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郑樵的《通志·图谱略》等一些中国古代与图像有关的著作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图像理论思想，对于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是十分重要的，它们不但为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提供了许多颇具实证性意义的编撰方法。例如在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编撰中，具有许多重要的表现形式，如典型情节图谱、历史发展源流图谱、工序流程图谱、传承脉络图谱等，都是在这些传统的图像理论思想以及编撰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