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资源空间结构的基本内涵及优化探究

非遗资源的空间结构是一种从空间意义上来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内容结构关系进行审视与考察的研究方法，它重点关注的是非遗资源存在的空间性意义。任何一种非遗资源形式，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一定的空间依托，非遗资源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谱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时，考察其资源的空间存在形式与结构是极为重要的。

有关非遗资源的空间性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上进行理解：

第一，任何一种非遗资源形式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对于非遗资源进行研究时，必须注重考察非遗资源与一定地域空间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非遗资源的“在地性”（或者称作为“地域性”）方面，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非遗资源，都具有一定的地域存在性，它们必然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中形成，并且也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中传承、传播的。其次，我们也要对一定地域空间中的各种特定的因素与条件，如自然生态环境、人文历史特点、社会风俗习惯、文化审美情趣等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这些地域文化性因素都会对非遗资源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而决定非遗资源在某些方面的风格特色与文化个性。

第二，在各个不同的地域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的非遗资源类型，它们在内容形式、艺术风格、表现方式等方面都呈现了很大的差异。诸多不同地域特色的非遗资源，构成了一个极为丰富多彩的非遗资源空间分布格局，体现了非遗资源在地域空间分布格局上极大的丰富性、广泛性与多元性。

第三，在各个不同的地域空间中形成的非遗资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往往存在着向其他地区流动、位移、传播，以及与其他地区非遗资源融合的情况。因此，在对于非遗资源地域空间的考察时，必须从动态的视角出发，把这一地区的非遗资源形成发展情况与其他某些相关地区的非遗资源形成发展情况结合起来考量，以此而形成一种超越本地性的“跨地域”“动态性”的研究思路。

第四，具体到非遗资源地域空间传承与流布的范围来说，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它们有的是在一个较小的社区空间范围内进行传承与流布，有的是在一个较大的跨地域、跨省市空间范围内进行传承与流布，也有的则是在全国空间范围内进行传承与流布。通过对这种有关非资源地域空间传承与流布范围差异性的比较与考察，可以深入探索非遗资源本身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影响、地位，以及与其所传播地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加深对非遗资源空间结构问题的理解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就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些具体的阐述。

1．非遗资源的地域性

非遗资源一般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所有的非遗事象，都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生存发展起来的，脱离了一定的地域环境，非遗资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存在的载体。一定地域环境中的自然地理生态、经济生产方式、文化生活特点，不但对非遗事象的存在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对非遗事象个性风格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如嘉兴地区以前是我国著名的稻作农业区，具有深厚的稻作生产与稻作文化历史，在当地的罗家角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曾经出土了稻米等稻作文化遗存，后来在杭嘉湖地区，又形成了发达的稻作文化，包括水稻栽培技术、水稻优良品种、稻作生产农具以及稻米饮食文化习俗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嘉兴饮食类非遗项目——“嘉兴五芳斋粽子制作技艺”，正是嘉兴地区这种独特的稻作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鲜明体现。嘉兴五芳斋粽子是一种典型的米制食品，在选料上一般都选用嘉兴本土产的特供糯米制成，产品特色既糯又香；馅子采用纯精、全肥的猪后腿肉，并用上等赤豆“大红袍”去皮取沙；板油肥厚，去油皮；特选皖、赣伏箬为粽叶；特晒酱油拌米；细白盐、上等白酒拌肉，等等。制作嘉兴粽子的食材决定了该非遗项目的地域文化个性，是嘉兴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域文化标签。

另如流传于上海奉贤的民间舞蹈类非遗项目——“滚灯”，本是一种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欢迎太平军的到来而创造的一种民间赛灯艺术。1862年初，太平天国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打下了奉贤全县，后来大军又继续向上海挺进。在上海奉贤南桥、柘林的战斗中，太平军发扬了大智大勇、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深得奉贤人民的尊敬，于是，当地人民便以欢跳滚灯舞的形式来表示对于太平军的欢迎，后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奉贤滚灯”这一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非遗资源形式。

总之，正是各种地域性因素，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地域特性，形成了非遗资源的“在地性”风格。

2．非遗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

由于各种地域环境中不同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人类的文化形式会产生很大的差异，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特点的文化类型与文化风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由空间地域分布所造成的差异性特征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打开一张我国非遗资源分布地图，那么这种地域差异性的特点就会十分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其中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是花儿、秧歌舞、腰鼓舞、玛纳斯、西安古乐等一些充满质朴、热烈情调的西北风格非遗资源形式；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是苗族古歌、布洛陀、刘三姐、阿诗玛、侗族大鼓、弦子舞、锅庄舞、芦笙舞等一些充满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风格非遗资源形式；分布在我国华中地区的，是威风锣鼓、绛州鼓乐、花鼓灯、傩舞、弋阳腔、花鼓戏、目连戏、豫剧等一些充满古代中原地区民族风格的非遗资源形式；分布在我国江浙地区的，是白蛇传、孟姜女、吴歌、昆曲、江南丝竹、越剧、评弹、锣鼓书、舟山锣鼓等一些带有水乡风情特点的江南地区非遗资源形式；分布在我国闽粤地区的，是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南音、梨园戏、莆仙戏、高甲戏、歌仔戏等一些充满岭南风格的非遗资源形式；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是满族说部、达斡尔族乌欣、赫哲族伊玛堪等一些充满东北风格特色的非遗资源形式；分布在我国京津地区的，是京剧、评剧、景泰蓝制作技艺、木版水印技艺、京东大鼓、天津时调、杨柳青木版年画等一些充满京津风味的非遗资源形式……总之，我国各种非遗资源，在表现形式、具体内容、艺术特点、文化背景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们主要就是由不同的地域空间环境所决定的。(www.xing528.com)

3．非遗资源空间分布的流动性

人类文化并非止于一时一地，当它在某一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产生以后，大都有一个向其他地区流动、发散、位移、辐射的过程，这种文化流动的过程就是所谓文化空间分布上的流动性。文化形式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中不断流动、位移的结果，形成这些文化形式的跨地域的影响，也就是文化学上所谓的“传播”。^[2]作为非遗资源，这种空间传播性和动态流动性特征往往表现得尤为显著。许多非遗资源的地域分布一旦形成，便会向别的地域进行动态性传播，并对当地产生一定影响。非遗资源空间分布上的这种流动性特征，主要是受到地形地貌、气象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同时，也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分布、族群迁徙等社会因素有密切关联。历史上的移民、战争、文化交流等因素，都是造成非遗资源空间发生关联与流动的重要原因。在传播过程中，诸多的非遗资源形成了“中心—辐射式”的空间结构，并由此而产生了一批所谓的非遗资源的“中心地”和“边缘地”。

我国著名的“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基本上都有着从中心地向传播地逐渐流动、扩展的现象。牛郎织女传说最早主要分布于山西省和顺县、山东省沂源县、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这些地域可看作是该传说的“中心地”，后来随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便有向其他地区辐射的趋势。白蛇传传说最早主要在江苏省镇江市、浙江省杭州市等地区流传，江苏、浙江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带经济生活繁荣兴盛，各地文化在这里汇聚，民间传说便具备了丰沃的文化土壤；省内河流纵横交错，交通的便利让民间传说得到空间的广泛扩布。后来，白蛇传传说逐渐从江苏、浙江地区推广辐射到周边的许多省市和地区，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辽宁、四川、福建等。梁祝传说的中心地主要在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江苏省宜兴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汝南县等地。后来，梁祝传说逐渐辐射到全国各地，在周边的朝鲜、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有梁祝传说的流传。孟姜女传说则是先在山东省淄博市、河北省秦皇岛市、湖南省津市市、山东省莒县等地流传，后来则逐渐扩布到全国。

由此可见，许多非遗资源都具有鲜明的“流动性”“传播性”特点，它们往往先由“中心地”诞生，然后逐渐向“边缘地”进行流动传播，从而形成了它们在空间分布格局上的那种十分鲜明的动态性特征。

4．非遗资源空间分布的整合

非遗资源的空间流动性特点不但造成非遗资源“跨地域性”的分布格局，而且也造成同样受到这些非遗资源影响的地域资源的整合。本来，许多地区的文化资源都各有特色，自成一体，但是经过这种“跨地域”的流动与传播以后，许多地域中的文化资源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变成了一种这些地域中的共同资源。

在认识了非遗资源的跨地域传播以及这些跨地域之间非遗资源的整合现象以后，我们还有必要提及这些不同地域在这个共同的文化圈中的地位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非遗资源产生、形成的时间以及影响大小的不同，这些受到影响的不同地域在这个共同的文化圈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其中非遗资源产生、形成的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地域，我们可以称之为这一非遗资源的“中心地”，而其他地区则可称为“传播地”。中国历史上许多非遗资源形式，正是通过这种“中心地”与“传播地”之间的互动关联，呈现出一种鲜明的非遗资源文化圈特色与非遗资源文化空间关系。

当某些非遗资源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时，往往会造成其中某些因素或者情节的变异，但是不管在一些细节或者一些次要的方面如何变化，其中的核心文化内涵却始终是不会改变的。例如在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董永传说，从空间分布上看，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特色文化圈，它们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江苏省金坛市、山东省博兴县、江苏省丹阳市等地。尽管董永传说流经各地后，与当地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一定的地域个性，但其传说的精神内核基本上都是以“行孝”为主题，以“鹿车载父”“卖身葬父”与“天女适嫁，助君偿债”等为主要情节。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同一非遗资源项目在不同地域的分布，形成了一定的“非遗资源空间文化圈”，由此构成了非遗资源空间分布的整合性特点。非遗资源空间分布的整合或者说对不同地域的同一非遗资源的整合，体现了文化资源传承内核的共性，突出了非遗资源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因。

5．非遗资源空间分布的比较

由于同一类型的非遗资源在各分布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通过对这些各个地区中非遗资源的比较，可以深入探析与研究有关这些非遗资源在空间分布背后所蕴藏的许多问题，例如地域文化的不同特色、地域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各个地域之间在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等等。例如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妈祖信俗，主要以福建省湄洲妈祖祖庙为“中心地”，传播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已拥有妈祖宫庙达5000多座、信众2亿多人。妈祖信俗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存在着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通过相互比较，可以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在我国的福建地区，妈祖是当地沿海地区渔民的一位守护神，以其保护当地渔民的“出海妈祖”的形象受到信众的朝拜；而传到台湾地区以后，妈祖便演变为当地的大陆移民为了祈求能够平安到达台湾的一位过海守护神。通过福建与台湾两地不同妈祖信俗的比较，可以考证海峡两岸的移民文化史和文化交流史，也可以探究妈祖信俗的空间流布规律，这也正是进行非遗资源空间分布比较的意义所在。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构成了非遗资源空间结构上的差异性。通过不同地域非遗资源之间的流动和传播，各种非遗资源又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互动和融合，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地域性特点的“跨地域”的结构。存在于这些非遗资源文化圈中的非遗资源形态，一方面保持着一定的共性特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个性，由此而构成了非遗资源空间分布上的结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