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冷战格局下的克什米尔问题

谢赫·阿卜杜拉的被捕意味着“独立克什米尔国”成为空中楼阁。此外，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8月21日，苏联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是亚洲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形势转变，社会主义不但没有被扼杀，反而愈战愈强。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朝鲜战争使得美国官员确信，冷战在亚洲比在其他任何地区都有可能变成热战。它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另一大影响是，尽管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经济资源，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并不因此感谢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实际上几乎是孤军奋战，集体安全失败了。当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时，美国在亚洲更倾向于依赖地区结盟而非集体安全。”^[54]美国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用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开始实行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的政策，以期在亚洲南部围堵社会主义国家。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和印度相比处于劣势，它若想加强自己的防卫，唯有寻求世界大国支持才有保障。因此，巴基斯坦也有与美国缔结军事结盟的愿望。1953年11月12日，巴基斯坦总督吴拉姆·穆罕默德访问美国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缔结了美巴军事同盟。这项举措遭到美国时任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反对。1953年12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告诫美国不要同巴基斯坦签订军事条约，他说：

这将给苏联以极好的选择。为了同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相较量，苏联人肯定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这种援助还会得到支撑印度“五年计划”的苏联大量经济援助和支持。……美巴武器协定即将签订的传说日见增多，印度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煽动群众，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向苏联购买“防御性”武器。为了不使印度共产党利用这个制造问题，尼赫鲁于1953年12月底发表演说，以会把冷战带到印度自己的边界上来为理由，强烈反对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55]

这封信表明，美国是在无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采取与巴基斯坦结盟的政策，试图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

苏联成功地爆炸了氢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着手准备“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年1月12日，约翰·杜勒斯具体阐明了这一战略。他宣称，美国将不再被迫打无数个朝鲜战争式的花费巨大、旷日持久的有限战争而不得使用核武器；相反，美国从此将保留“用我们选择的任何手段，在我们选择的任何地区”，而自由地对它所认为的侵略行为运用核武器进行报复^[56]。

1954年2月22日，巴基斯坦正式请求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援助计划给予军事援助；2月2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的协定。前一天，他让美国驻印度大使艾伦向尼赫鲁转交了一封公开的个人信件，对美国的行为进行解释，内中说：“我们建议做的和巴基斯坦同意做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针对印度。而且我公开地确认，我们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援助，如果在侵略中被误用来直接反对另一个国家，我将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立即在联合国内外采取适当行动来挫败这种侵略行为。”^[57]这是一些空洞的保证，印度当时就予以揭露：

美国给巴基斯坦的军事装备同其所说的军事目标毫不相关。如果实际上旨在把巴基斯坦军队变成美国发起的防卫体系之一部分，以阻止苏联或中国通过喜马拉雅山脉或兴都库什山脉的军事活动，那么它应该谋求适合于山区作战的装备。但是，美国供给巴基斯坦的装备——坦克、汽车牵引的大炮——却只适用于比较平坦的地形，换句话说，适用于印度北部平原。而且，巴基斯坦政府一开始就明白的表示，它同苏联或中国都没有什么争执，并且私下承认，它的扩军实际上是针对印度的。^[58]

从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援助来看，它至少有部分惩罚印度的意图。而且，印度政府也根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的个人保证。3月1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说：“我们知道，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侵略往往发生了却遭不到遏制。六年半前在克什米尔发生的侵略具有可怕的结果。……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有可能会促进和滋长侵略。”^[59]

美国的黩武主义使尼赫鲁忧心忡忡。印度对巴美军事结盟迅速做出反应，决心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亚洲的和平力量。印度与中国从1953年开始进行会谈，拟取消印度从英国那里继承来的在中国西藏地区的特殊权益。1954年4月29日，中印正式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放弃继承英国在藏非法权益；5月19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6月24日至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受邀请第一次访问印度。中国时任驻印大使馆二秘裴默农说：“尼赫鲁在日程中安排了陪同周恩来访问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活动，其用意十分明显。尽管当时中印的关系很好，但周恩来以时间匆促为由，婉言谢绝了。尼赫鲁在会谈中详细陈述了印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要求周恩来在适当的场合说几句同情的话。周恩来又答以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尚待研究，一时难以表态，希望谅解。”^[60]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两位总理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巴方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希望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同情巴方的表态，同样被周恩来委婉地拒绝了。

9月6－8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新西兰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会议，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因在马尼拉签订，又称作《马尼拉条约》），组建了针对共产主义的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当初也邀请印度参加该组织，遭到尼赫鲁政府的拒绝。9月29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对此解释说：“参加马尼拉会议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基本政策。我们不能放弃那项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我们执行了这么多年，不能因为仅仅参加那次会议而放弃它。”^[61]尼赫鲁极为清醒地认识到，巴美军事同盟将把外部势力引入南亚地区，把南亚拖入冷战，从而使它处于核战争的危险之下。但利雅兹认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担心美国会利用与巴基斯坦结盟的关系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使其独立白费，从而变为美国的殖民地。”^[62]尼赫鲁不仅反对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还主张建立和平区以抵制美国在亚洲的冷战。10月19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开始第一次访华。这一切都说明，印度不仅没有参与遏制中国，反而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除去印度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因素之外，巴基斯坦和美国缔结军事同盟还有着其他因素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那就是巴基斯坦与苏联在南亚地缘政治利益上的相斥性。以前属于苏联现已独立的哈萨克斯坦的学者阿基姆别科夫说：“英印帝国的解体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民族国家的成立，急剧地改变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大规模印巴冲突尤其是两国因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而引起的军事冲突，让人有理由设想，未来巴基斯坦的一切利益将服从于同印度争霸的全局任务。所以，在客观上巴基斯坦对自己同阿富汗接壤的西北边境省形势的尖锐化问题不感兴趣。与此相适应，在新条件下保持莫斯科在阿富汗影响的继续存在和集中注视印巴冲突首先是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的。原则上，阿富汗是苏联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和安全体系的关键因素。基本上，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莫斯科在印巴冲突中偏爱印度。这样就给苏联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安全附加了额外的安全系数。”^[63]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杜兰线分歧而存在“普什图斯坦争端”^[64]。出于确保苏联在南亚和中亚的利益以及安全，苏联政府把阿富汗作为苏联南亚政策的战略支点。因此，苏联在印巴冲突中应该支持印度，使巴基斯坦分心而无暇顾及与阿富汗之间的杜兰线争端，避免使苏联陷入困境。此外，苏联还对穆盟长期与英国人合作表示反感，认为它追求印巴分治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直到1948年才承认巴基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65]。苏联境内存在许多民族，民族矛盾虽然遭到压制，但并未消失。这也是苏联反对穆盟主张的原因之一。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巴苏两国亲近先天就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美国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这使印度与它渐行渐远。1955年1月，国大党宣布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同时，印度参与发起在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召开万隆会议，并坚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促成亚非人民大团结，向新老殖民主义者示威^[66]。巴基斯坦和美国结盟，其用意主要不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是为了增强抵御印度的实力。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是巴美结盟的主要设计者，1953年至1955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理，后来改任外交部长。裴默农说，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与穆罕默德·阿里总理会晤，向他表示，中国担心美国利用巴基斯坦的军事基地发动侵略战争。阿里总理郑重声明，巴基斯坦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以及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还庄严保证，如果发生美国的侵略战争，巴决不参加，例如对朝鲜的战争，巴就没有参加。周恩来随后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总理的上述保证，阿里总理当场欣然予以确认”^[67]。巴基斯坦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保证不会参加西方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62年3月19日，巴外交部就参加军事条约问题向中国正式提交备忘录，表示巴基斯坦参加几个条约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卫，这不是针对巴基斯坦切望与之加强友好关系的伟大邻邦中国^[68]。巴美缔结军事同盟的目的既然迥异，这场缺乏地缘利益作基础的同床异梦就注定不会持续太久。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座建立在流沙上的碉堡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灰飞烟灭了。

1955年7月1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加入《伊拉克和土耳其互助合作公约》（又称《巴格达条约》）；9月23日，巴基斯坦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69]。苏联政府把巴格达条约组织看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附属物^[70]，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飙也说：“巴基斯坦的西部地区与西亚相连，而其东部地区（即现在的孟加拉国）靠近东南亚，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便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联结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锁链的重要一环。……这样，美国就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条锁链，通过巴基斯坦联结起来，在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军事包围圈，人们形象化地把它称为新月形反共反华军事包围圈。”^[71]

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军事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抨击。1955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危险的决定”的评论员文章，内中说：

巴基斯坦通过参加土伊条约而参加了美国的所谓“北层防御锁链”，使自己处在一种被美国当作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基地的地位。人们很难理解这如何可以同巴基斯坦所一再表示的对中国友好的愿望相协调。……而今，在美国的这个战争准备计划中，巴基斯坦在南面参加了东南亚集团，在北面又参加了土伊条约。这样，不管巴基斯坦的主观愿望如何，它有身不由己地被美国拖进一场美国所准备的新战争的极大危险。^[72]

中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巴基斯坦后来的总统阿尤布·汗的新闻秘书阿尔塔夫·高哈说：“‘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条约旨在中东和南亚确保西方的战略利益。……巴基斯坦允许美国人在白沙瓦附近的巴达贝尔建立一个十分现代化的通讯基地，对美国来说，这极具战略价值。”^[73]这个军事基地对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尽管如此，巴希尔·艾哈默德却认为：“意味深长的是，中国并没有对巴基斯坦采取敌视的态度，或许是因为认识到它与西方结盟主要源于对印度的担心。”^[74](www.xing528.com)

美国在亚洲组建军事集团的主要目标在于围堵苏联。受到巴美同盟威胁的苏联也感到必须有所作为，化解眼前的压力。从地缘政治立场来看，亚洲重要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日本和巴基斯坦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国，苏联于是开始向印度、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交好。苏联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印度，要对抗西方国家在其南部建立的反共产主义同盟体系，印度对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75]。苏联和印度于是惺惺相惜地走到一块。1955年2月，印度和苏联签订《比莱钢厂协定》，以此为界两国关系由冷变热。同年6月7日到23日，尼赫鲁以印度总理身份对苏联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赫鲁晓夫说：“在访问过程中，苏联尽量满足尼赫鲁的要求，什么都给他看，毫不掩饰。自然，苏联政府想让他看最好的东西，想让他对苏联这个国家有好的印象。”^[76]尽管受到如此礼遇，尼赫鲁对苏联成就的看法却有所保留。据赫鲁晓夫回忆：“表面上，我和尼赫鲁谈得很好，他盛赞苏联的成就，但关于我们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于印度的话，尼赫鲁闭口不谈，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以为他有这个想法。”^[77]

同年11月到12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回访印度。在这次访问中，印度方面再三要求苏联领导人访问克什米尔。赫鲁晓夫回忆说，由于克什米尔问题的敏感性：

我们不想因为我们去访问而使印巴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也不想把自己和印度对克什米尔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持中立立场。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他们自己争议的问题。印度人意在恳求我们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我们对此则根本不以为然。但我们又不想因我们的拒绝而使尼赫鲁感到不快。我们同情他，同情印度，至少因为印度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明智的立场，不加入任何集团组织，对苏联态度友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尼赫鲁的请求，访问克什米尔。这次访问是在我们访问印度的最后阶段进行的。^[78]

可以说，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新立场，完全是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的一个反击。1955年12月10日，在斯利那加的公众演讲中，赫鲁晓夫把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苏联当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完全支持印度的立场：

传统的群众大会开始了，我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子，里面的话是有利于印度而不利于巴基斯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话是站在印度和印度人民的立场上说的，说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属于印度。英迪拉·甘地先期抵达克什米尔，代表她的父亲接待我们。我们讲话的内容也征得了她的同意。我们的讲话进行了转播。英迪拉·甘地对我们在印巴争执中支持印度的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也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虽然巴基斯坦会很不高兴的。但我们和巴基斯坦没有直接的关系，两国关系非常不好。我们倒是想改善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且做了种种努力，但巴基斯坦加入了旨在反对我们的军事组织。我们对此却毫无办法。而我们在印巴争端中和印度人保持一致的立场，感觉促进了苏印友好各项的发展。我想，苏联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过我总是担心：可不要因此损害我们将来和巴基斯坦的关系。^[79]

这种与巴美军事结盟针尖对麦芒的意图，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印苏联合公报中更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苏联领导人和印度总理一致认为，建立军事联盟或者区域性的军事集团不是保障和平和安全的办法。这种联盟扩大了‘冷战’的范围，为相关地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并且为有关国家的和平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80]“‘不结盟’政策在最近一些年来，获得了广泛的推崇，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相当大的声望。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限制着侵略性军事集团的活动范围，有助于保障安全与和平的事业，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81]印度著名外交家克里希纳·梅农说：“联合公报在风格和实质方面完全是印度式的。必须承认，苏联领导人绝对没有运用丝毫影响，更不用说施加压力使印度倒向自己一边。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表示，他们是客人，应该由我们来起草联合声明。”^[82]从此之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许多对印度不利的提案，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更加顽固。

前文已经指出，在南亚的地缘政治方面，苏联与巴基斯坦具有先天的排斥性，相反，它与印度却是天生地相互吸引。从表面上看，印度和苏联相互靠拢进而发展亲密关系，似乎是一种消极的针对巴美结盟的被动反应，其实是有着内在的地缘政治吸引力在起作用，利奥·E·罗斯说：

新德里在西北战略上的虚弱，严重地影响着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对苏政策。对于印度来说，一个与苏联结盟的巴基斯坦，比一个与美国或中国结盟的巴基斯坦，问题严重的多。把苏印对这个地区的政策连接起来，可使苏联对次大陆可能有的扩张野心变得难以实现。对新德里来说，这比任何以地区为基础的安全体系都能更好地对付俄国人。^[83]

印度为巨大的半岛地形，东西南三面都是海洋，东北部和西北部的陆地边疆横亘着高大的山脉高原。由于东北部是荒凉、寒冷、严酷的喜马拉雅山脉，人烟稀少难以通行，数千年来，外敌都是从西北部相对容易翻越的兴都库什山脉隘口入侵印度。并且，早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俄国政治家念念不忘通过中亚进攻印度的可能性。坎贝尔·班纳曼指出：“害怕俄国人入侵印度，是断断续续萦回于英国几代人脑际的恶梦”^[84]。因此，通过与苏联建立友谊的方式，可以永绝此患。

苏联领导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新姿态，深深地刺痛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了苏联驻巴大使，抗议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克什米尔。这引起苏联的不满，随后在访问阿富汗时毫无顾忌地在“普什图斯坦问题”上站到巴基斯坦的对立面：“苏联主张公正地解决‘普什图斯坦问题’。不考虑普什图人民的切身利益，该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85]

在与中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印度还在内政方面加强对印度克什米尔的控制。1954年4月13日，印度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关税壁垒，使它在经济上与印度融为一体。1956年2月22日，印度和克什米尔在新德里签订了一项协议，确认克什米尔并入印度联邦。3月8日，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在卡拉奇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敦促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印度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3月9日，印控克什米尔总理巴克希公开表示，拒绝在查谟和克什米尔范围内举行公民投票。11月17日，克什米尔制宪议会批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的证书，并自1957年1月26日（注：即印度共和国日）起生效。

对于印度采取的这些反制性的强硬立场，巴基斯坦并没有从美国盟友那里取得预期中的支持，只能落寞寡欢地自话自说：“1956年，印度反对关于全民投票的国际协定；其理由不是别的，而是巴基斯坦正在增加它的战争潜力和接受军事援助，根据尼赫鲁先生的说法，这导致整个局势发生了改变。这么说，由于巴基斯坦据说是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而克什米尔的人民就该被剥夺掉他们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了。”^[86]巴基斯坦与西方结盟换来的军事强大，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利益，更多地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慰藉。

印度的颜面并不比巴基斯坦的光辉灿烂。在以实力作支撑的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弱小国家伸张正义的基础极其的脆弱。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反政府运动，11月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镇压反叛；10月29日，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攻击，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1956年11月，印度谴责英法侵略埃及；1957年1月19日，尼赫鲁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时终于指出，“外国军队必须从匈牙利撤走，匈牙利人民必须获得决定他们未来的机会。”^[87]苏联对尼赫鲁的声明感到不满。1957年1月24日，在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新宪法生效的前两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打击印度的决议。它重申了在克什米尔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宣称克什米尔制宪会议的任何决议都无权决定该土邦的未来，并否决了印度把克什米尔的事态说成是问题而非争端的一贯立场。苏联投了弃权票，表面的理由是在克什米尔立法会通过相关决议之后，已经没有问题需要讨论了。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纳·梅农接受了这种解释，但是，实际上苏联毫无疑问是要对尼赫鲁的匈牙利政策表达不满^[88]。克里希纳·梅农是印度著名的左翼政治家，尼赫鲁的得力助手，他始终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帝国主义政策，他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因此，帝国主义大国同时又是殖民主义国家，这决非偶然。当然，不是所有的殖民主义国家都是大国，但所有资本主义大国一定是或曾经是殖民主义国家。”^[89]尼赫鲁坚决反对安理会的这个决议，指责西方国家故意给印度制造麻烦，让印度丢脸。克里希纳·梅农也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已经和冷战搅到一起，印度在这桩公案中无法取胜^[90]。

克什米尔问题旷日持久地得不到解决，它日益成为印巴两个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利雅兹说：“到1958年，在印度公众的感觉中，克什米尔逐步变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不再有在被认为是印度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的东西的谈判中作出让步的权威了。……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排除了任何对巴基斯坦让步的可能。”^[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