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巴布教徒起义的重要性

一、卡扎尔王朝的统治

伊朗古称波斯。十七世纪以来，伊朗内外战乱连绵不断，封建王朝更替频繁。卡扎尔人在内战中崛起，1796年，阿加·穆罕默德（1742——1797年）建立了卡扎尔王朝，统一了全国，定都德黑兰。

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王之下，设立由宰相领导的枢密院，负责管理国家日常事务。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省和州，省设总督，州设州长，由王亲国戚担任。各省总督和各州州长拥有实际独立的权力。他们可以自行铸造货币，征收关税，处理刑事案件， 甚至可以批准死刑。他们只是每年给国库缴纳一定的税款，受国王的征召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打仗或镇压暴动。他们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封建诸侯。特别是游牧部落的酋长是本部落的统治者，享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俨如世袭的封建君主。 各地封建诸侯之间，经常发生争夺土地、牧场和水源的战争。

伊斯兰教十叶派是伊朗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早在十六世纪初，它就被国王宣布为国教。十叶派的高级阿訇占有大量土地，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掌握教权，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解释《可兰经》。高级阿訇还控制教典法院，审理有关宗教、财产、婚姻、交易等民事案件，往往滥用职权，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他们控制文化教育，从初级神学院到高级神学院，全都控制在僧侣手中，全部教授神学上的信条。

在卡扎尔王朝统治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它沿袭了历代王朝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国王是大封建主，他把一切土地和水源皆视为自己的财产，封赐给将领、廷臣的采邑叫作俸田。伊斯兰教寺院及僧侣也领有土地，叫做供养田，免交赋税。国王、伊斯兰教高级阿訇和封建主几乎占有全国的土地。而农村公社的公有地和农民的小块土地为数极少。被束缚在封建土地上的农民，必须把收成的五分之四交给封建贵族，并缴许多实物贡赋，如羊毛、食油、鸡和鸡蛋、燃料等。加上连年战争，瘟疫流行，水利失修，农田荒芜，牧场破坏，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伊朗的手工业本来比较发达，很多农民除从事农业外，还从事纺织、地毯等手工业。除家庭手工业外，城市中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手工业者组织在行会组织里，行会由会首领导，内有师傅、帮工、学徒。手工业者用现款或自己的劳动产品向州长的管理人或包税者缴纳赋税。十八世纪末，伊朗出现了简陋的手工工场。生产的纸张、丝绸、毛织品、铁器和铜器等都可供应全国需要，毛毯和布匹还大量出口。手工业和商业的联系十分密切，国内贸易主要操纵在中小商人之手。但是，到十九世纪初，由于诸侯的叛乱，封建主的横征暴敛，官吏的敲诈勒索，国内关卡林立，度量衡的极不统一，都严重阻碍着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和国内市场的发展，严重地影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破坏了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之，封建专制统治及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乱频繁，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陷入衰落状态。

二、欧洲列强的入侵与伊朗的半殖民地化

最早侵入伊朗的是葡萄牙人。早在十六世纪，就占据了靠波斯湾头的霍尔木兹等地。十八世纪中叶，荷兰人趁伊朗全国混战之机，夺取了波斯湾的哈尔克岛。1763年，英国强迫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特权，如任意占有伊朗的土地，在波斯湾沿岸设立商站并可用武力保护，商品免税输入等。这是伊朗沦为半殖民地的开端。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外国乘虚而入，落后的伊朗变成了英、法、俄三国角逐的场所，宰割的对象。

1800年，英国用金钱收买手段，诱使伊朗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了伊朗应承担的义务，不让法国人进入伊朝和波斯湾沿岸，如果阿富汗进攻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伊朗必须派兵进攻阿富汗，英国获得在伊朗购买土地、在波斯湾建筑商馆和在伊朗国内自由贸易等特权。英国为了把伊朗作为反俄的工具，1809年又答应在伊朗和俄国作战期间，每年支付伊朗国王十六万土曼，并供给军队武器，派遣军事教官。1814年又签订了英伊德黑兰条约，规定英国有权干涉伊俄划界和监督伊朗使用英国军援经费，从而使伊朗更加依附英国。

法国为了和英、俄争夺亚洲霸权，也积极插足于伊朗。早在1797年，拿破仑为了打开进入印度的道路，便派代表到德黑兰，企图同伊朗建立反英同盟，但未达到目的。1807年，强迫伊朗签订了矛头指向英、俄的法伊攻守同盟条约。1808年，又签订法伊通商条约，法国除获得自由贸易，豁免进口税的优惠外，还取得了领事裁判权。

沙皇俄国则利用毗邻伊朗的有利条件，不断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大肆进行掠夺和领土扩张。在1804——1813年和1826——1828年两次战争中，沙俄打败伊朗后，先后强迫伊朗签订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彻条约。沙俄夺取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土地，勒索了二千万卢布赔款，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俄商自由贸易权，规定俄国商人输入的商品只抽百分之五的关税，伊朗放弃在黑海保有海军的权力，俄国独享在黑海拥有舰队的特权，甚至伊朗王位继承人也要由俄国指定并“帮助”其继承王位。恩格斯揭露，土库曼彻条约已将伊朗“变成俄国的附属国”。[1]

英国为了同俄国抗争，巩固并扩大自己在伊朗的势力，于1841年强迫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获得领事裁判权，英国商品输入伊朗只抽百分之五的关税，豁免国内关卡税，并在大不里士、德黑兰等地设立商业代办处。随后法、奥、美等国也相继胁迫伊朗签订了类似条约，取得了类似的特权。到十九世纪中叶，伊朗进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

列强的入侵给伊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象潮水般地涌入伊朗，泛滥在整个伊朗市场。1833年，运到大不里士的欧洲商品总值折合一千五百万卢布，1836年增至四千万卢布。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英国纺织品几乎占全部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伊朗的手工业制品竞争不过英国的机器制品，因和大批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走向破产倒闭。欧洲商品的倾销，不仅扼杀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也破坏了伊朗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封建自然经济，农村公社开始瓦解，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

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加深了封建制度的危机。封建地主阶级为了过更加豪华的生活，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国王、贵族、官吏和高级阿訇公开卖官鬻爵，以获取大量金钱。而买得官爵的人便疯狂地加紧掠夺农民，有的并把采邑出卖给商人和高利贷者，从而扩大了新地主阶层。许多农民失去原有耕地，而且这些新地主增加地租和劳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更加贫困。

伊朗社会中占有相当数量的伊斯兰教低级阿訇，经济地位较低，既得不到供养田的收入，又得不到诉讼中的贿赂，生活比较清苦。在国内外剥削者的压榨之下，生活每况愈下，许多人不得不经营手工业、小商业、甚至农业，免强维持生活。他们比较接近城乡劳动者，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均怀有不满情绪，又是具有文化知识的阶层，在人民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能够团结人民进行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使起义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www.xing528.com)

这一切，使伊朗的阶级矛盾和同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以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已经成为外国资本势力的代理人，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对内横征暴敛，激起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以及低级阿訇的强烈不满和激烈的反抗斗争。

三、巴布教的产生和初期活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伊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产生了巴布教。巴布教的创始人是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20——1850年）。他出生在布商家庭，曾经商五年，是一个下级阿訇。他受伊斯兰教在伊朗的一个新教派谢伊克教派的影响，成为了它的信徒和首领。该教派宣称，近千年不见的伊斯兰教救世主——第十二世教长马赫迪在人间充满灾难和不幸时就会降临，消灭人间不平，建立正义王国。1844年，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宣布自己为“巴布”。巴布之意为“门”，意为人们所渴望的救世主的意志将通过此门传达于人民。他并将谢伊克派的教义加以发挥， 预告：马赫迪即将降临，不是降临在别的地方，而是恰好降临在伊朗；当马赫迪降临时，一个没有封建专横、人人平等的“正义的王国”就会建立起来。在马赫迪降临之前，巴布的使命就是向人们揭示真理，作好准备，去迎接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巴布教就这样产生了。

巴布教的产生和传播与伊斯兰教的十叶派针锋相对，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色彩，教徒与日俱增，引起统治阶级的不安，立即进行镇压。1847年巴布被捕入狱。巴布自称马赫迪，并在狱中写成《默示录》进一步发展其教义。巴布认为，人类社会各个时代是依次前进的，一个时代必然要被另一个时代所代替。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制度与法律，旧的制度与法律应随旧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代之以新的制度与法律。新制度与新法律必须由“主”派下来的“先知”制定。先知给人们的指示就是新圣经。巴布宣称他是受主委托而降临的先知，《默示录》就是新圣经，穆罕默德和《可兰经》已经过时了，应该由巴布和《默示录》来代替，一切制度和法律都应按《默示录》重新制定。巴布谴责封建统治者和高级阿訇的残暴统治，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剥削，指出执政者是旧制度的维护者，是世界不平和动乱的根源，幻想建立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幸福的新社会，生活在新社会的人必须服从《默示录》，否则被驱逐出境，其财产归公。巴布及《默示录》不仅表现了伊朗人民要求消灭封建压迫，实现社会平等的愿望，更反映了维护商人利益的要求，它详细地阐述了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主张严守商业通信秘密，改良邮递，统一币制等。

巴布教徒最初只在宫廷和封建上层宣传其学说，幻想统治阶级改恶从善，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遭到统治阶级的迫害，后来才转而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这时， 巴布学说中的一些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巴布教徒中出现了毛拉·侯赛因。别什鲁伊、哈治·穆罕默德·阿里等一批接近劳动群众的思想家和宣传家。他们明确宣称：新先知即将降临，新世界即将诞生，一切旧制度与旧教典均已失效，人民再已没有义务向统治者纳税服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将要失去他们的特权，降为平民。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废除私有制，一切财产归公，平均分配公共财产，实行男女平等等更激进的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巴布教派的这些主张，得到城乡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巴布教徒日益增多，许多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和低级阿訇纷纷加入巴布教派。1849年2月，全国已有巴布教徒十余万人。巴布教的宣传活动，唤醒了人民，吓坏了统治者，政府派来军队进行镇压，人民坚持斗争，起义形势逐渐成熟。

四、巴布教徒起义

1849年9月，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逝世，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混乱不堪。各地市民和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北部马赞得兰省省长弃职逃往首都德黑兰。这种形势有利于巴布教徒的活动。

1848年10月，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七百多名教徒，首先在马赞得兰省的巴尔福鲁什市举行起义。起义者在击溃了当地驻军后，胜利地抵达巴尔福鲁什东南二十公里的塞克·塔别尔西陵墓，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准备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在这里筑起城堡，挖掘壕沟，击退来犯的地方封建主的军队，并向附近农民开展传教活动，附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带着牲畜、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来到陵墓，其他地区的一些巴布教徒也远道赶来参加，起义队伍很快增到二千余人。他们废除了私有翻，实行财产公有和共餐制，生产武器和军需品，制造劳动工具，准备坚持长期斗争。1848年底，新国王派王叔率领两千军队前往镇压，被起义者打得抱头鼠窜。1849年初，国王加派军队，纠集一万多人，配备大炮，加紧围攻塔别尔西陵墓的起义军。十叶派也宣布向巴布教徒进行“圣战”。强大的反动军队包围了起义据点，用大炮轰击。尽管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起义者毫不气馁，誓死保卫堡垒，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起义者只剩下二百五十人，但他们仍然在处于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继续英勇战斗，决心与堡垒共存亡。反动派看到要攻下堡垒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玩弄欺骗手段。1849年5月，王叔面对可兰经宣誓：只要起义者放下武器，离开阵地，就可保全生命和自由。起义者信以为真，停止抵抗，但是当起义者走出陵墓时，王军立即撕下伪装，凶相毕露，将起义者全部杀害。巴布教徒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被严刑拷打后惨遭杀害。

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激起巴布教徒的更大愤怒，塔别尔西陵墓的起义虽被镇压，但巴布教运动仍在继续发展。1850年5月，巴布教徒又分别在赞兼、尼里兹等城市举行起义。

参加赞兼起义的巴布教徒达一万五千人，除城市手工业者外，还有近郊的农民和下级阿訇。在狱中的巴布亦和信徒保持联系，号召他们为建立“正义的王国”而斗争。起义者占领了城的东半部，建立起“正义的王国”实行财产公有，宣布人人平等，修筑街垒和工事，制造军火，准备长期战斗。为了防止起义扩大，国王于7月杀害了巴布。巴布的被杀害更加激怒了起义群众，他们奋勇杀敌，许多妇女儿童也积极投入战斗。起义者不断出击包围该城的王军，歼敌八千多人。国王调来三万大军，并用大炮对起义者占领的东城进行疯狂的轰击。起义者同强大的敌军浴血奋战，坚持战斗半年多，直到12月底才被镇压下去。

詹兼起义爆发后不久，1850年6月，伊朗南部的尼里兹城数百多巴布教徒发动了起义。城郊的数千农民也参加了起义的行列。起义者赶走了许多官吏，并攻占了城外的一个要塞。政府调来大军围剿，但仍屡攻不克，于是重演故伎采用欺骗手段，诱骗起义者放下武器，然后冲进要塞，将巴布教徒统统杀死。尼里兹统治者对巴布教徒和帮助过巴布教徒的居民进行疯狂的迫害，以及国王对巴布的杀害，激起尼里兹人民第二次起义。起义者转移到尼里兹附近山中，筑起防御工事，利用山区的有利形势，进行游击战，经常夜袭王军。在一次夜袭中巴布教徒竟冲入尼里兹城，杀死了罪大恶极的州长。1851年，这支起义队伍被一万多王军四面包围，最后粮尽援绝而失败。接着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绑在炮口轰死，其余的巴布教徒甚至许多妇女儿童被赶入山洞中，然后放火全部烧死。至此，大规模的起义基本结束。

1851年以后，巴布教徒转入隐蔽活动。1852年春，巴布教徒还准备在一些地区发动起义，但被地方反动当局很快发觉并加以残酷镇压。这时，一部分巴布教徒，转而采用暗杀手段。1852年8月，巴布教徒在德黑兰谋刺国王未遂，使城内数百名巴布教徒惨遭杀害。接着，封建统治者在全国各地疯狂逮捕和血腥屠杀巴布教徒。巴布教徒起义终于失败。

由于当时伊朗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小商人和低级阿訇手中，没有明确提出解决士地问题的纲领以广泛发动农民。各地起义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密切的联系，大都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在战略上采取消极防御，陷于被动挨打地位。混进起义队伍中的个别上层人物，代表买办商人的利益，竭力阉割巴布教的革命民主内容，公然反对革命斗争，从内部分化瓦解了巴布教运动，葬送了起义。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由于当时伊朗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王朝实际上已成为欧洲列强的代理人，起义斗争的锋芒指向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封建统治者，并提出了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社会经济要求，沉重地打击了伊朗的封建制度及外国侵略者，所以具有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性质。它是十九世纪中期亚洲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