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莫熄运动揭开了马来西亚政治改革的序幕,开启了政治民主转型。21世纪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民主化,目标是结束一党长期执政,实现政权轮替;改变族群政治格局,超越族群政治;铲除贪污腐败和裙带关系,实现廉洁政治;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废除《内部安全法》等法律,维护公民游行示威、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权利。政治民主化最大推动力来自中产阶级和年轻人,中产阶级推动烈火莫熄运动,追求公正和民主,是政治民主化的主力。而年轻人渴望改变,他们有激情、有勇气、有精力,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国家的政治前景。他们的人数也很可观,马来西亚40%的人口年龄在20岁以下,每年新增的选民很多,如2013年大选首投族(第一次有投票权者)占选民的20%,约有250万人。[31]
在政治民主化背景下,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出现一些新趋势,这些新趋势既是民主化的产物,也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动力。
首先,国阵一党长期执政受到严峻挑战,反对党势力增强,政权轮替的可能性增大。
从独立以来,以巫统为首的联盟/国阵一直是执政党,而且牢牢控制国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席。马来西亚人戏称:“在德国,你知道什么时候选举,但你不知道谁能获胜,在马来西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选举,但你知道谁会获胜。”[32]1999年大选,因为安瓦尔事件,巫统得票率有所下降,威权政治出现松动迹象。2004年大选国阵大胜,许多评论家认为马来西亚政治又回到原点,但笔者认为,国阵大胜也是“改变”的一部分:代表威权的马哈蒂尔下台,代表廉洁的阿都拉上台,迎合了选民对改变的渴望,因而成就了2004年国阵大胜。当选民发现阿都拉并没有带来改变,2008年大选就发生了“政治大海啸”,选民,尤其年轻选民倾向于投票给反对党,三个反对党都取得极好的成绩,国阵第一次失去控制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能力,马来西亚政治结构发生较大改变。之后三个反对党组成人民联盟,在2013年大选中对国阵政权形成更大的挑战,虽然选举结果仍是国阵惨胜,但其不能控制国会三分之二议席似成常态。这次大选虽然没有实现政权轮替,但极大地动摇了威权统治的基础,有力地促进了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展。[33]
马来西亚人心思变,国阵一党长期执政的局面受到严峻挑战,选举不再是国阵“肯定会获胜”,而是充满变数,马来西亚出现政权轮替的可能性。

图7-2 2005年马来西亚行政中心布城启用,图中建筑是位于布城的新总理署(范若兰摄)
其次,族群政治有所松动,出现跨族群趋向。
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是其政治运转的核心,并维持了国阵“常胜将军”的地位。但烈火莫熄运动促进了跨越族群的倾向,而1999年大选族群政治有所松动,马来人支持反对党,而华人支持国阵,所以有人评论,“第十届大选(1999年大选)的最大成就是非种族主义政治像山花般烂漫。反对党和国阵都一样避开种族主义的框框,采取非种族主义手法争取选票。巫统必须靠华人票,马华必须靠马来票,为马来西亚的非种族主义政治定下不归路。”[34]2008年大选时,以往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设计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据调查,大部分马来人不再认为“投票给以华人为主的行动党,就等于出卖马来人”,[35]号称多元族群的公正党得到第二多选票(巫统第一)。到2013年大选时,跨越族群的倾向更加明显,民联获得三个族群的支持,不仅是华人支持民联,很多城镇马来人也支持民联,印度族支持民联的比例也上升,只有乡村马来人支持国阵。面对汹涌的反对,纳吉布总理以“华人大海啸”称之,认为这是华人在反对国民阵线。但大部分马来西亚人不认同这种说法,据马来西亚战略运用中心(CENSE)于5月10日至13日在全国对 14,300名受访者所做的调查,65.8%的马来人认为大选的结果是“马来西亚海啸”,华人有93.2%,印度人有87.6%持此看法。[36]2013年大选尽管没有消除马来西亚政治中的“族群”因素,但有所淡化,使得“去族群”倾向更加明显,这有助于突破族群政治格局,推动政治民主化和族群平等。
马来西亚的跨族群倾向更多体现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马来西亚存在多个跨越族群的非政府组织,目标是改变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追求社会公正和公民权益。2008年“政治大海啸”以来,马来西亚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尤以“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BERSIH,简称净选盟)影响最大。净选盟建立于2006年,最初是由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联合组成的联盟,后来为了保持非政府组织的政治中立,反对党退出。净选盟致力于干净和公正的选举,认为现有选举制度是不公正的,过分偏向一直执政的国民阵线。净选盟提出八大选举改革诉求:(1)准确的选民册;(2)投票时使用不褪色墨汁;(3)改革邮寄选票制度;(4)选举至少要有21天的竞选期;(5)各政党、组织、个人自由和公平地使用媒体;(6)强化公共机制;(7)杜绝贪污滥权;(8)杜绝肮脏政治手段。净选盟在2007年11月举行大集会,有4万多人身穿黄衣示威游行,影响很大,“间接造成了2008年3月8日全国大选的政治海啸。”[37]以后每年净选盟都发动大规模集会,参加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影响一年比一年大,成为民众表达对政府、选举制度不满、要求变革的重要渠道。最近的一次大集会于2016年11月19日(净选盟5.0集会)在马来西亚各地同步举行,主题包括抗议一马公司丑闻、要求总理纳吉布下台和五大改革诉求。净选盟大集会的参与者来自多个族群,2007年首次大集会时,参与者以马来人为主,华人只占10%左右,2011年大集会华人参与者为30%,2012年大集会时,华人参与者达40%左右。[38]2015年参与者大多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也积极参与,净选盟集会完全跨越了族群,成功激起民众的政治热情,发出要求变革的强音。
第三,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融合,成为马来西亚的中心议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政治主流之一是伊斯兰政治化,而1999年大选伊斯兰党的竞选佳绩,以及2001年马哈蒂尔宣称马来西亚已是伊斯兰教国,标志着伊斯兰已完全融入马来西亚政治,成为大选和国会争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但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化程度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非马来人,他们支持世俗国家,反对伊斯兰教国,因而一向不投票给伊斯兰党;二是世俗化倾向更深的马来人,他们更多地支持巫统。前者导致1999年大选时华人不投票给伊斯兰党,还连带不支持与伊斯兰党结盟的行动党;后者使得2004年大选时马来选票回归国阵,因为国阵除了大打“发展牌”外,还巧妙地打“宗教牌”,以对抗伊斯兰党的“宗教牌”。阿都拉总理上台伊始,就开展“文明伊斯兰”运动,“文明伊斯兰”成为2004年大选中执政党的主要竞选口号,它将伊斯兰原则与现代化全面结合起来,不仅强调虔信、公正、民主、发展、知识、道德,而且强调少数族群和妇女的权利、环境保护等,树立了巫统作为伊斯兰代表的现代形象。相比伊斯兰党的“伊斯兰教国”,“文明伊斯兰”更能赢得一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赞同。而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决裂后,重获部分华人支持,因为“国会需要反对党的声音。”[39]
面对2004年大选失利,伊斯兰党改变策略,2008年大选不再提伊斯兰教国主张,而是提出福利国概念,使得一些对国阵政府腐败极为不满的华人不再排斥投票给伊斯兰党,当选区中只有巫统和伊斯兰党候选人时,一些华人宁愿投票给伊斯兰党,而不是投给巫统,因为“巫统某些领袖一党独大,狂妄霸道的行为,华族选民看在眼里,实在忍无可忍。为了教训巫统,……华族选民投了反对党。”[40]看到华人能够接受伊斯兰党,行动党也就愿意与伊斯兰党再次结盟,这就有了“人民联盟”的建立。在2008年“政治大海啸”和人民联盟的激励下,华人对伊斯兰党和伊斯兰议题的容忍度提高,华人一心要“变天”,所以在2013大选时,华人以推翻国阵为第一要务,全力支持行动党和公正党,对与两党结盟的伊斯兰党也给予支持。
伊斯兰已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的一部分,与族群政治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伊斯兰不仅是马来人的议题,也是非马来人不得不关注的议题。华人一开始反对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教国,当2001年马哈蒂尔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伊斯兰教国时,华人两害相较取其轻,选择巫统的伊斯兰教国,而对伊斯兰党说“不”。但华人对国阵奉行不平等的族群政策、贪污腐败强烈不满,当伊斯兰党2008年不再提伊斯兰教国时,华人社会甚至也能接受伊斯兰党了,到2013年大选甚至是大力支持。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化局限于民主框架内,抑制了其激进倾向。伊斯兰党认同宪法、议会、选举、民主、言论自由等现代机制和原则,谋求在现代政治框架内寻求政治权力,而不是以暴力方式推翻现政府。伊斯兰党在2005年6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强调,要“在民主、平等和尊重人权的大原则下,为各族群、不同信仰的人民谋求福利。”[41]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族群国家,伊斯兰党要想获得竞选佳绩,不仅要赢得马来人支持,还要赢得非马来人支持,所以伊斯兰党以福利国概念取代伊斯兰教国,并强调,建立伊斯兰教国必须依据民主程序及通过修改宪法,实行伊斯兰刑事法也必须符合宪法。[42](https://www.xing528.com)

图7-3 位于布城的粉红清真寺(范若兰摄)
伊斯兰党追求自由、公正、廉洁、民主、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这也是它与行动党建立联盟的基础。但是,行动党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世俗、多元和民主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教国,两者的终极目标是对立的,因此,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合作的基础十分脆弱,尽管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强调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的分歧只有5%,共识是95%,[43]但这5%的分歧是核心分歧,不可能改变或妥协,最终导致两党分道扬镳。
第四,东马在马来西亚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1999年后马来西亚进入民主转型,西马地区国阵与反对党竞争异常激烈,有时甚至国阵的得票率低于反对党,在这种形势下,东马两州作为国阵的坚实票仓,对国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被称为“造王者”。[44]
2004年大选国阵大胜,沙巴巫统牢牢控制权力,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用轮流担任州长的方式拉拢非穆斯林土著和华人,以后都是由穆斯林土著出任州长。2008年大选国阵失去控制国会三分之二议席的能力,而东马的国阵成员在国会中拥有55席,使得国阵保住执政党的地位。2013年大选国阵的得票率甚至低于人民联盟,幸亏东马为国阵贡献47个议席,占国阵议席的35%,[45]如果没有东马这个稳定票仓,国阵势必失去这次选举。
东马的票仓作用部分改变了联邦政府与东马的关系模式,东马在权力格局中的作用增强。过去东马处于权力边缘,对联邦/国阵影响较小,现在东马对联邦/国阵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使得后者高度重视东马。2013年后组成的联邦内阁中,有20多位部长和副部长来自东马,纳吉布总理还宣布9月16日为“马来西亚日”,列为公共假日,以纪念马来西亚建立。此外,2015年9月纳吉布总理宣布,联邦政府将分阶段下放更多权力给沙巴与砂拉越州政府,包括两州在公务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而无需事事请示联邦政府,两州政府也可自行执行基本建设工程。[46]实际上,这一放权计划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由于东马对国阵政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加上东马民众长期以来认为联邦政府的发展政策“偏袒”西马,所以放权东马主要是为平息不满以争取其支持。
未来东马是否仍是国阵的票仓,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东马民众,尤其是沙巴民众对国阵政府有诸多不满:一是非法移民问题,马哈蒂尔时代通过“身份证计划”,将来自菲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移民合法化,大大增加了沙巴的穆斯林人口,改变了该州的政治格局,而沙巴土著卡达山人反而沦为少数,他们对此十分不满。二是伊斯兰教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东马人所信仰的基督教被压制,引发了宗教冲突,而在独立以前,东马的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和谐共存,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东马非穆斯林土著的不满使他们投票给反对党,行动党在东马取得很好的选举成绩。
总的来看,东马政治已融入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五,女性参政更加活跃,并在政治中发挥更积极的影响。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来西亚女性政治参与度较低,90年代末伴随着烈火莫熄运动和政治民主化,发展女性政治参与也有较大提升。妇女组织空前活跃,还提出“妇女改革议程”,表达女性对民主、公正和平等的诉求。
马来西亚女选民占选民一半,有时达51%,女选民一向投票积极,她们的选票有时起决定作用,所以每个政党都高度关注女选民。1999年大选时安瓦尔事件使巫统丧失马来人心,尤其是马来妇女因同情安瓦尔遭遇而一面倒支持旺 · 阿兹莎领导的公正党。巫统随后成立巫统女青年团,意在加强马来妇女对其的支持。2004年大选巫统大胜,许多政治家和评论家认为马来妇女的选票发挥关键作用,[47]而为了争取妇女和华人选票,伊斯兰党也改变妇女政策,2004年首次派出9位女候选人参加竞选,以表明伊斯兰党是赞成两性平等的。
1999年以来的四次大选,女候选人和女议员人数有显著增加。1999年大选各政党共推出62名女候选人竞选国州席位,结果有20名女性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占议员总数的10.4%,这是马来西亚国会史上女议员比例第一次超过10%。2004年大选各政党共推出94名女候选人,最终有23名女性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占总数的10.5%。2008年大选在各政党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展开,为了取得竞选佳绩,各政党推出更多女候选人,总数达120名。大选结果是,共有22名女性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占议员总数的9.9%。反对党女候选人在大选中表现更佳,来自行动党的章瑛、张念群、郭素沁、冯宝君,来自公正党的旺 · 阿兹莎、努鲁依莎当选国会议员,行动党的郭素沁、杨巧双、李映霞、周玉清、黄美美,公正党的颜贝倪、黄洁冰当选州议员。[48]2013年大选竞争异常激烈,国阵和民联都派出强大的候选人队伍,女候选人人数再创新高,共168人,占候选人总数的8.8%,大选结果是,共有23位女议员当选国会议员,占议席总数的10.4%,其中巫统女议员有8人,其他国阵成员党有6位女议员,但马华、民政和国大党竞争国席的女候选人全部落败,而反对党女候选人表现甚佳,行动党赢得4席,公正党赢得3席,伊斯兰党赢得2席。[49]
21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女性参政特别活跃,尤以反对党女政治家表现突出。选民对金钱政治、贪污贿选非常不满,女候选人吸引了渴望变革和廉洁政治的选民。政党也深谙此道,愿意推出女候选人,反对党推出充满活力、年轻的女候选人,吸引了渴望变革和新风的选民。尽管她们缺少经验,但她们为政坛带来激情、活力、清新之风。[50]然而,马来西亚民主化进展缓慢,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通过改朝换代的疾风暴雨方式进入民主转型不同,马来西亚是以渐变的方式进入民主转型,没有发生改朝换代这一“质”的变化,虽然马哈蒂尔下台,威权统治有所动摇,但国阵仍然掌握政权,族群政治、金钱政治、男权政治没有根本改变,所以女性政治参与度提高得也十分缓慢,国会女议员比例从1999年突破10%之后,就止步不前,几次大选一直保持在10%—10.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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