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思想的演进：从秘藏图书到公共收藏的转变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曾说“我国人天性，最喜聚书”^[1]。事实上，这种重视藏书的传统源于中国人重“史”的观念。早在殷周时期，人们就非常重视古人的经验，并把它们当作自己做事的准则，如“古训是式”^[2]，“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还有孔子有名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4]等思想。因此，中国古人非常珍重文献遗存，自觉保存文献。在这种重视历史经验和遵循文化传承的心理作用之下，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被大量保存下来。

然而，我国古代的藏书思想以秘藏为主，藏书偏重于“藏”，具有“重藏轻用”的特点。当然，也有一些卓尔不群的藏书家坚持藏书开放的思想。由于古代藏书自身的局限性，个别藏书家的藏书开放范围十分有限且不能长久。直到近代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才真正实现了藏书公开。正如我国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所言：“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此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而亦近代图书馆之所以异于昔日之藏书楼者也。”^[5]这里的“藏书楼”是个统称，指古代藏书事业。

“秘藏”是中国古代主流的藏书思想，人们对它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刻，这里，我们主要就其表现形式、原因及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简单阐述。

1.秘藏思想的体现及原因

古代藏书家大多渴望自己的藏书能“子子孙孙，世代永保，诗书相传”，他们对藏书的秘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禁止将藏书售换财物，二是禁止将藏书外借于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藏书题记、藏书印文及藏书族训书规等相关文献中，强烈感受到这种藏书私密的观念。

首先，私密的藏书思想在私人藏书题记、藏书印记中常有体现。如唐代藏书家杜暹藏书万卷，每部书都题有“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6]。又如清丁丙《八千卷楼自记》中记：“后之子子孙孙永保之”。笔者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也常见到此类题词，如在馆藏清刻本《离骚草木史》中有题词“昭德记：古历甲寅二月二十日为许君作舟作越五日存此以垂久远耳”等。藏书家通过藏书印文直接表达藏书私密的，如吴兴唐尧臣藏书印章“借书不孝”；又如清代朱彝尊肖像印上的白文印文“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据文献学家杜泽逊考证，清朝阳湖藏书家杨继振的252字藏书印文为目前所知最长藏书印，此印文中亦明确表示：“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7]笔者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亲见明万历年间克勤斋余碧泉刊行《由拳集》，书中留存钤印“华阳国士珍秘之印”。当然，此类印文不胜枚举。事实上，古代私人藏书印文是藏书文化的重要内容，有着极其丰富的意蕴，“反映了藏书家个人的情况和意绪，表现了淋漓尽致的‘自我’；同时也让人隐隐感触到潜动的历史脉搏”^[8]。然而，藏书印的起始及最本质的作用是标记藏书家所有权的一个凭证，那些虽然没有直接表达藏书私密的藏书印文，其实大多也暗含着藏书永留的私密思想。

其次，私密的藏书思想在藏书家的族训书规中多有体现。最典型的是管理和封闭最为严格的明代范氏的天一阁，其措施严格而苛刻：

又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对其澹生堂藏书楼的管理也很严苛，“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9]还有余姚五桂楼主人黄澄量，对书之出借亦持否定态度，他在嘉庆年间订立的书楼规矩中严申：“鬻与借人即为不孝。”此种类似的封闭措施在古代众多的藏书楼中属于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

最后，我们也可以从借书者借书难的经历中看出藏书家秘惜藏书的态度，如清代曹溶在《绛云楼书目》后序中记载向大藏书家钱谦益借书的经历：

昔予游长安，堂上列书六七千册，宗伯间日必来，来则遍翻架上，遇所乏，恒借抄写，如是数。昔予私喜异日遂可借宗伯书也。尝请曰：“先生必有路振《九国志》、刘恕《十国纪年》，南归幸告借。”宗伯许诺。丁亥，予挈家寓阊门，宗伯先在拙政园相见，首及二书，疾应曰：“我家无此书。曩者言，妄耳。”予以先辈之言，诚不敢再请。嗣复吊其灾，坐久，忽自叹曰：“我有借书癖，畏因借转展失之，子曾欲借《九国志》《十国纪年》，我实有之，不以借子。今此书永绝，使抄本在，子可还抄也。”予不乐而退。……宗伯真不可测也。安得起九京而问之。

钱氏为了达到不借书的目的，不惜败坏自己名声出尔反尔，可见借书之难。又清代大文学家袁枚在其《黄生借书说》中曾对借书被拒有生动记述：“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10]

藏书家秘惜所藏的原因大家公认主要有三点：一是聚书极其不易，因此对藏书相当珍惜，这个无须赘言；二是有鉴于借书不还或损坏藏书的事例；三是出于对知识的独占心理，因为古代读书主要是为了晋级做官，谁占有的知识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倡导“学而优则仕”的读书观，这种思想在古代读书人中根深蒂固。如唐朝李袭誉曾对子孙说：“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11]李袭誉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典型的“耕读传家”主流文化思想。

2.秘藏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秘藏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利弊兼有。一方面，秘藏图书，使图书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丧失，也常常是古书湮灭的罪魁祸首，以钱谦益的绛云楼最为典型。绛云楼藏书驰名天下，因一场大火，“楼与书俱尽”。后人只能从其藏书书目中一窥其真面目，实乃藏书界一大憾事。钱谦益本人也痛心疾首，在《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叹曰：“呜呼！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12]王云五在《流通古书约》^[13]中亦曾指陈秘藏图书之弊，他说：“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灿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非尽久远散佚也，不善藏者，护惜所有，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

另一方面，古书秘藏又有利于图书的保存，使典籍流传于世，延续文化发展。如清著名学者阮元曾数次登宁波范氏天一阁观书，认为天一阁藏书是“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14]。就是说天一阁自明代建阁起，历代相守着极其严苛的秘藏族规，因此其藏书能传久远。

我国古代学者利用丰富的藏书资源，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传承学术、整理文献、再造文明的文化传播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建构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文献整理学科，即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及文献阐释的方法和方法论，创造了绚烂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了自然科学，宣传了宗教文化。可以说，藏书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藏书私密，一方面非常不利于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普及；另一方面却造就了古代中国少数精英学者。对此，沈祖荣曾云：“我国号称文化之邦，惜于图书方面，历代痼疾，只知保守而不能开放。惟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级始有博览群书之机会，平民无与焉。夫图书之限制有如是，则教育自无从普遍，因此学术上亦少有竞争之念，则所谓能读书之人，不免养成骄奢之气习，而其所研究之学问，多属空泛，无补实际。”^[15]由于藏书不公开，成为少数人的垄断资源，缺少交流竞争，因此古代学术发展缺乏活力，在学科门类及研究方法上创新不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综上所述，古代秘藏图书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既阻碍文化发展，同时又是延续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导致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环境决定了古代藏书的封闭秘藏。在古代社会，没有公开藏书的合适土壤，但是各朝各代仍然涌现出一些心胸豁达、眼界开阔的藏书家，他们超越时代潮流，主张并实践藏书开放。虽然这样开明的藏书家在古代寥若晨星，但是他们先进的藏书观念不仅恩泽同时代的读书人，同时也启迪着后世藏书思想的发展进步。

尽管中国古代最主流的藏书思想是“秘不示人”，然而，借书的传统也是古已有之。古语言：“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指古人借书以酒当礼物表达感谢。清袁枚有著名的《黄生借书说》，阐述“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劝勉人们好好读书。其书云：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为一说，使与书俱。

藏书开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借阅流通，这一活动涉及两个重要因素，即藏书家和借阅者。藏书开放体现了藏书家开放的藏书思想和借阅者对知识的渴求。

古代可考的最早的借阅流通活动是对借阅者的记载。汉代刘向和匡衡是最早的借阅者之一。刘向奉诏校书，需要大量图书，曾向大中大夫卜圭、臣富参等藏书家借过不少图书，他们为刘向校书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关于匡衡借书，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有详细记载：

邑人大姓程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西汉匡衡家贫，以“凿壁偷光”的苦读事迹名世。其在求学的过程之中，强烈的向学之心打动了藏书家，因此得到了借阅图书的机会，而后成为一代经学大师。其实，历朝历代都有此类的借书活动。(www.xing528.com)

在古代藏书史上，私家藏书主动借阅藏书的现象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三国西蜀著名的藏书家兼校雠学家向朗，他“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16]。向朗不仅将藏书对外开放阅览，吸引晚辈好学者，还利用藏书积极辅导后学。《晋书·儒林传》记载：“范平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他的孙子范蔚还为来读书者筹办衣食。《南齐书·文学传》记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有辞”。由于借阅活动盛行，北方颜之推还就借书问题展开过研究，他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中说：“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颜氏强调借书要爱护书，很值得现今借书者学习借鉴。

其后各朝都有开明的藏书家向读书人开放自己的藏书，形式多样，有互抄、互借、互赠及刻书流布；有免费的，也有有偿借阅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有小范围的，也有大范围的。总之，藏书借阅流通活动一直活跃在古代藏书文化中。

古代藏书家开放藏书的心态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藏书和有效地利用藏书。随着藏书文化的发展，特别到了明清两代，一些藏书家能辩证地看待藏书之“藏”和“用”的关系。

其一，藏书家坚持以“传布为藏”的藏书思想，他们认识到秘藏图书的结果是导致典籍悄然湮没。如明代著名藏书家徐勃曾首次深刻分析了保管与利用的辩证关系，他说：“今藏书家知秘惜为藏，不知传布为藏，何者？秘惜则缃橐中自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自有递相传之神理。”^[17]中国历代大小书厄证明了藏书毁于秘藏，而通过读者的传布，或抄写或阅读，既能产生复本，又能使其内容流传而达到文献永无散佚的目的。明代藏书家宋咸熙在其《借书诗》中云：“能抄副本亟流播，劫火来时庶不湮。”明代藏书家曹溶也在《流通古书约》中提出互通有无、抄录相易、刊刻典籍的方法为古书“续命”。周永年《儒藏说》提出“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

其二，藏书家主张“藏书为用”的观点，希望藏书能嘉惠学子，造福后人。从藏书利用的角度开放藏书，根据藏书家的心胸大小，开放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小范围的开放一般是朋友间互借有无，如金元之际的学者刘祁就呼吁藏书家开放藏书，提出“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思想比较超前的藏书家则将图书看作天下公器，天下人共读之。如明代藏书家李如一主张：“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怀璧为有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清代藏书家孙衣言主张藏书致用，开放玉海楼藏书时，发通告言：“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勿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不欲为一家之储也。”清藏书家国英更是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表达藏书开放的强烈愿望，并被时人称为“寒儒之荒年谷”。

藏书开放的藏书思想在我国古代以秘藏图书为主流的藏书文化中是一股清流，但是由于没有经济基础及制度做保证，只凭藏书家个人的自觉意识，最终都不得善终。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瞿镛对私家藏书开放的命运曾有过精辟的概括：“初，主人公其书以供众览，凡造楼者，并供其膳宿。已而书渐渐失，盖不肖者乘间窃去，典守者不自觉也。于是扃其楼钥，而览书者遂绝足矣。”^[18]在某种程度上，藏书家的藏书开放与近现代新式的图书馆藏书流通开放有相通之处，但后者是建立在社会公共需求基础之上主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图书文献系统，而前者只是藏书家出于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私藏拿出来共享，二者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差别的。

至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对外，面对外国列强屡次侵略，发生中英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大清帝国只能以割地赔款而屈辱求和。对内，民不聊生，内乱不断，发生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国门打开，西学东渐，这一切都给中国的藏书事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中国旧的藏书事业在战争和社会动乱中难以为继，文献典籍历经兵燹劫难，散佚严重。其中较重大的书厄有鸦片战争中英军对宁波天一阁善本的劫掠，太平天国战争对《四库全书》江南三阁的破坏，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焚烧及对《永乐大典》的抢掠，等等。随着封建经济解体，旧的藏书楼无力维持，大量藏书被典当出卖，集中于新兴的财势雄厚的工商业资本家手中。藏书具有了新的特点，如古籍的商品性特征加强，藏书家视古籍流通为正常，子孙世守藏书的秘藏观念日趋淡泊等。

第二，西方的公共藏书思想，以藏书为社会共有、共用为核心思想。伴随着西学的深入传播，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本土开明士绅积极主动学习西方文化及对古代秘藏之习的反思的双重作用下，公共藏书思想逐渐成为近现代藏书文化的主流思想。公共藏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一些学者对此深有研究，其中以李雪梅在《中国近代藏书文化》中的总结较为精准：“中国人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伴随着西学的由浅入深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由弱到强的发展而呈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特征，即由近代初期西方公共藏书观念的引进，至近代中期西方公共藏书功能与作用的传布，再至近代后期西方公共藏书管理模式的借鉴。”^[19]

1.公共藏书思想的主要内容

公共藏书思想在中国近代藏书文化中主要体现在“化私密为公开”的藏书观念的转变和提倡新式图书馆的建设方面。

其一，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先进的中国人自觉反思旧式秘藏图书的弊端：与近代西方开放式藏书相比较，非常不利于藏书的保管和利用，藏于私不如藏于公。

一方面，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交流的增多，一些中国人有机会亲临西土，对西方各方面的先进性有更加直观、深切的感受，其中就包括西方公私藏书。西方公开藏书的借阅形式令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在他们相关文献中对西方的图书借阅情况多有记载。如1866年张德彝出使欧美后，对美国纽约一图书馆的介绍：“又行三里许，至义书堂，名‘阿司德尔’，亦系名人建造。周十五里，白石层楼，内储各国古今书籍七万五千余卷，国人乐观者，任其浏览，以广见闻，惟禁携带出门，与点窜涂抹而已。”^[20]1876年刘锡鸿至英国参观书院后，记载其借阅情况：“后一堂，男女观书者三百余人，早入暮归，堂内之书任其检读，但不令携去。”^[21]驻外使节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言：“每日男妇相就观书约五十人。”郑观应更是对英国图书馆公开借阅情形进行了详细描述：“咸丰四年（1854）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六个月更换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

另一方面，他们还撰文指出中国旧式秘藏图书保管不善、“重藏轻用”。如郑观应的《藏书》指出：“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王韬在《征设香海藏书楼序》中也指出：“夫藏书于私家，固不如藏书于公所。私家之书积自一人，公所之书积自众人。私家之书辛苦积于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惟能萃于公，则日见其多，而无虞其散矣。又世之席丰履厚者，虽竞讲搜求；而珍帙奇编一入其门，不可复观，牙签玉轴触手加新，是亦仅务于其名而已。”中国古代皇家藏书往往疏于管理，如宋代沈括所言：“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郑观应在《藏书》中还提出建立西方新式图书馆的设想：“我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佚……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公共藏书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因为藏书的私有性，一般只能传给子孙，而“藏家无三代”则是中国私家^[22]收藏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皇家藏书也随着朝代的更替免不了聚散无常的命运。一般建朝之初，皇家广置图籍，重视藏书建设；中后期疏于管理，藏书多沦落到私人手中；最后经历王朝覆灭的战火，藏书损毁严重。而西方近代公共藏书是“社会民主、民权至上、民生保障、社会平等、信息公正等现代社会人文精神成熟的结果”。^[23]近代公共藏书机构有法律保障、公费支持及广泛的阅读人群，使藏书能得到最优化的保管和利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49年起对公共图书馆的阐释：“公共图书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终身教育过程中，民主信念的实证……作为一个民有民享的民主机构，公共图书馆必须依法设立及运作，必须全部或大部分由公费支持，对其所在民众，应不分职业、信仰、阶层或种族，一视同仁，给予同等的免费服务。”

其二，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努力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之路。他们在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时，意识到西方公共藏书与人才培养和国家富强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大力提倡公共藏书建设，即共有、共用的新式图书馆。

如郑观应在评价《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时就阐释了公共藏书与人才培养和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尝谓人才之得失，系国家之盛衰，是以有国者不可不慎也……夫普天之下何处无才？要在培植之得失耳。而培植之法，非学问无以立其基。欲增学问，非诵读无以开其识。然有益要务之书，卷帙甚富，价值甚昂，非寒士所易购，故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此处“书院”即新式图书馆。又如浙江学政张亨嘉在《浙江藏书楼碑记》中称：“从来国家之兴，务必明教育而开知识，乃能自卫其群，而爱国之心益固。秦之强也，愚民而亡；元之雄也，儒术不竞。自古及今，未有恃势力而久存者。东西各国，强弱有时，大小不一。然学优则民智，学拙则民愚。智者日著富强之效，愚者日见危亡之忧，此其彰明较著者也。”最终主张以“书楼之法辅学堂以行”。主张教育救国的实业家张謇更是认为学校应与公共藏书并重，他在《古越藏书楼记》中写道：“泰西之有公用之图书馆也，导源于埃及、希腊，迨罗马而益盛，今则与学校并重，都会县邑俱有之，无惑乎其民愈聪，国愈丰。”开明士绅徐树兰也认识到学校与图书馆应共同建设，他在《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中写道：“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又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1908年，端方奏请建立江南图书馆时便持此观点：“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臣奉使所至，览其藏书之盛，叹为巨观。回华后敬陈各国导民善法四端，……而以建筑图书馆为善法之首。”1909年，清学部奏分年筹备图书馆事宜折，各省先后响应，并在创设图书馆的奏折中征引西方公共藏书机构在培育人才方面的先进作用。山东巡抚袁树勋在1909年《奏山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保存所折》中称：“迩自五洲交通，新理日出，无人不由其学，无学不各有其书，东西列邦，莫不竞设图书馆、博物院，高楼广场，纵人观览，称为知识之输入品，良以学堂教授既有专门，而参考之书，则必藉公家之力，广为储藏，以遗饷于学者。”

新式图书馆读者不再局限于士大夫，而是鼓励大众阅览，提高国民素质。如皖省藏楼章程第四条规定：“本楼虽设皖城，而同人创办之意，本以公益为主，但使有志学问之士，无论何省籍贯，均许来楼阅抄，以化畛域。”图书馆还积极主动采用各种方式吸引读者，比如武昌文华公书林。文华公书林是1903年美国图书馆员韦棣华女士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公共性质的图书馆，该馆公开陈列文华大学的中西文图书、期刊，并采用开架方式对社会开放，收藏中英文书籍5万余册。建馆初期，定期举办演讲，吸引学生、公众到馆阅览，并设立分馆和巡回书库，方便公众利用图书馆。蔡元培曾肯定该馆鼓励阅读的行为：“至于为平民谋便利而设图书馆，则最近数十年学制革新以后始有之。而韦女士之创办公书林，恰当其时。以多量之热心，作相当之助力，购置中外书籍，部居分别，灿然秩然，招引观众，予以阅读便利及鼓励其兴趣。”^[24]

新式图书馆公开公用的思想使人类文化遗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启发民智为主要目的的通俗图书馆为例，可管窥藏书的传播受众之广。1915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发布《通俗图书馆规程》第1条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自治区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或公共团体、公私学校及工场，得设立通俗图书馆。”第7条规定：“通俗图书馆不征收阅览费。”据1916年《教育公报》统计，当时全国21省有公私立通俗图书馆237个，藏书70100部，每日平均阅览人数7984人，以湖北、山东、河南、奉天等省藏书和读者为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些以前只有王公贵族能见到的善本、珍本，因为图书馆的开放，普通百姓也能阅读了。

2.传统藏书事业转化为近现代公共藏书

近代公共藏书建设以图书馆建设为主，近代图书馆一般分为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是向全社会开放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藏书是全社会的公共文化财富。近代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与中国传统藏书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旧式私人藏书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的方式将私人所藏转归公共藏书。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化私密为公开已为不少藏书家和学者所认同。如杨守敬观海堂藏书。自杨氏殁后，以7万余金鬻诸政府，袁同礼曾建议公开阅览，未果。后拨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袁同礼适任馆长，遂得行前志。周叔弢在20世纪40年代为自藏书作序称：“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叔弢实践自己的诺言，自1952年至1957年，先后将藏书4万余册、文物1260多件无偿捐献国家。再如梁启超藏书丰富，生前以口头遗嘱将藏书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梁氏逝世翌年，其遗族仲策、思成、思永、思忠即遵其遗嘱，由天津黄宗法律师代表与北京图书馆办理移交点书，共计3470部、41819册，另外还有金石、墨拓与生前手稿信札等。康有为去世后，家属将其藏书2万余册售予广西大学。1953年，高等院校调整，广西大学一度被撤销，康有为藏书移随文科书划归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所有。王国维藏书分三次捐赠：1928年其藏书之大宗190余种、700余册手批手校之书全部售予北海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抗战结束之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分两次得到其后人捐赠的遗稿、信札；20世纪80年代，王国维在台湾的后人捐送其手迹、遗物14件。至于私人将所藏寄存图书馆，更是扩充公共藏书来源的重要方式。

其二，近代图书馆除了接受私人藏书外，还兼容并蓄，博采广收官府、书院藏书，有些就直接是在传统官府、书院和私家藏书楼基础上按照近代西方图书馆理念及相关制度进行改建而成的。以清宫廷藏书为例，据学者考证，其藏书除了部分流散社会外，其余皆充为公藏。其中一部分藏书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拨给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成为其藏书善本的基础。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学部具奏，筹建京师图书馆，“请饬内阁、翰林院将旧刻书籍送部交馆储藏”，得到皇帝允准。据《雅言录》载，“宣统元年，内阁大库因须整理，见库中积书甚多，……或请于主者，逐架清理，计得书十余万册，然多重复，如州县志书及朱批谕旨，即有一百三十余部。其余官书亦多。清厘既毕，即以箱盛之，送交学部，将来置之图书馆”。目前，这批书也完好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内阁大库保留下的大部分藏书，后来移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处。如山东省立图书馆，其藏书多源自私人与公家捐助及学校停闭后之移藏，包括旧藩库藏书、山东官书局存书及版片、尚志堂存书、高等学堂存书、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存书及中德合办书局的存书等。又如创建于1909年的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其藏书除了接收广西官书局、桂恒书局、石梁书局、广西优级师范、广西体用学堂、榕湖经舍、秀峰书院之移赠外，主要是向地方人士和上海各书坊征集而来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就是在杭州文澜阁藏书基础上建立的。另外，书院藏书中幸存的部分随着书院制度的消失而转为公共藏书，成为馆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至近代，藏书思想为之一变，由秘藏转变为公共藏书，实现了藏书为“天下公器”的目标，信息资源公开化。政府大力发展新式图书馆，使其成为学术信息集散中心，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