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托·布莱希特：文学中的革命悲剧

斯坦纳声称，悲剧在现代社会已经终结。而雷蒙德·威廉斯从经验角度出发，论证悲剧不仅远没有结束，而且正在革命中兴起。伴随革命悲剧横生的实际历史情况，文学场域中的悲剧亦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艺术家们体验、思考着革命悲剧，并以自己的方式对其感觉结构加以创造性回应。其中贝尔托·布莱希特独树一帜，他不仅努力拓展悲剧形式，试图超越陷入僵局的自由主义悲剧，而且在他的创作中，蕴含着鼓舞真正革命的冲动及力量。他与威廉斯对革命悲剧的分析遥相呼应，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威廉斯重点关注的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济金根》时曾不约而同地指出，以济金根为首的骑士阶级所领导的起义并不符合历史的必然要求，所以也并不适合作为表现革命悲剧的主题。他们认为，拉萨尔应以农民或平民运动为主题来展开写作，来表现真实的悲剧性冲突和真正的悲剧因素。而威廉斯根据当时已有的写作实践，在布莱希特的创作中找到了革命悲剧。威廉斯指出，在布莱希特作品的深层结构，提供了一种“综合认识”（complex seeing）。这是“陌生化”^[149]（остранение/英文defaniliarization）——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里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经过理论旅行后的产物。陌生化的概念最初由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Варис Эйхенбаум/英文viktor Shklovsky）提出，意指在艺术领域中，为了使人们诉诸感觉而非认知所采用的种种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特殊的形式手法。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布莱希特那里，这一本已包含接受者维度的观念被转化、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综合认识”并拓展了前者的社会性视野。综合认识是指“一种多义性和动态的、不确定的社会过程”^[150]，它邀请观众在震撼中反复观察并思索，以此唤醒人们超越戏剧自身的投入、改变和行动。据此，布莱希特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创作实践。

威廉斯详细地说明了布莱希特运用“综合认识”来写作的实践过程，在布莱希特的早期作品里呈现了这样一种面对苦难和无序的态度：“对公共美德与公开谋杀、公共道德与社会贫困的同时存在感到心灰意懒。”^[151]实际上，这种冷漠麻木的态度并非对现状的默许，而是在虚伪邪恶的制度与社会道德结盟的情况下，人们为掩盖内心的脆弱和避免同情心被滥用所不得已而为之的隐忍。人们把谴责或抗争苦难放在这一态度的对立面，因此也不可能以积极的方式理解苦难。布莱希特在失落悲愤之余选择了传统的做法：通过展示不道德的事物来撕开世界的虚假面孔，用简单粗暴的丑恶现象直接刺激观众，并期望他们从中获得震撼和愤怒感，以便进一步思考和批判。于是悲剧变成了对肮脏社会的控诉，妓女、小偷、罪犯等时常给人以强烈厌恶情绪和不雅印象，很容易就成为揭丑的首选，如他的作品《三毛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不过，威廉斯正确地指出，布莱希特的做法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因为从传统道德观念出发，这些形象由于自身种种的不完善而时常被视为在道德上有缺陷甚至是“非道德”的。所以他们并不能受道德的保护，经由他们来完成的对道德崩溃的揭示和给观众以震惊效果的企图亦均不能达成。“在虚伪的体面社会中，最可预见的事情莫过于有意识地欣赏被有效控制和拒之门外的下层生活。”^[152]在体面的观众眼中，姑且不论剧情如何，这些有污点的个人或群体首先在道德上便是值得怀疑的。当把不道德的事情加在他们身上时，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只是发生在特殊阶级的个案上而已。因此，他们不能承担穿透虚假意识的重任。观众也不但不能感到震惊并对社会加以审视，反而把他们贬低为消遣娱乐的对象。所以，“观众越是靠着椅背欣赏这类行动，他们日常的人生观就越安全”^[153]。在悲剧中，错误的道德逃避了检查和批判，而且会继续纵容虚假制度并充当它的庇护所。革命的错误认识使此时的布莱希特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相冲突的困境。尽管他找到了能使观众超越戏剧自身来反思的理论源泉和动力，但他的戏剧创作却因未能实践它而遗憾地宣告失败。“他以为自己看透了传统的制度，可是他的那种认识是对抵抗和造反的拙劣模仿”^[154]，威廉斯评论道。这样的戏剧虽然展示了人类的悲剧性体验，但是却没有给出如何避免它的可能。

不过，《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other Courage and her Children）、《伽利略》（The Life of Galileo）等布莱希特成熟时期的戏剧实现了对这些局限与错误认识的真正超越。^[155]这同样为威廉斯所捕捉，他指出布莱希特真正实现了如前所言与戏剧形式紧密结合的“综合认识”：“它通过人物生活态度的变化来展现选择和寻求决定。作品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戏剧的张力自始至终存在，我们被正式邀请对它进行思考。”^[156]布莱希特的戏剧是一场持续的、活生生的行动，清晰地呈现了各种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这些矛盾及张力为威廉斯所重视，因为它们自身意味着多种选择，从而悲剧也并非一定发生，“剧中的选择始终只是一种可能性，它的行动也因此不断得到展示和再现”^[157]，始终保持开放的状态。戏剧里的核心人物没有好坏的纯粹划分，他们身上不存在真实与虚假、善良与邪恶等的截然对立，也就无法以单一的视角加以分析。还有，威廉斯也指出，布莱希特成熟作品中的人物所遭遇的复杂的个人经验被普遍化，从而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并方便其对此进行认识和解读。此外，作品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这就鼓励观众亲自参与和剖析，从而超越戏剧的既定方向，打开当下变革的可能前景。在观看戏剧的过程中，观众在震惊的同时领悟到：事情本可以不这么发展，或者朝向其他的方向发生。本可避免的悲剧却还是出现了，这启示人们应全面地介入并建设“一个不同的未来；他们努力在苦难中认识苦难和消除苦难”^[158]。这些作品实际上也就包含两重乃至三重的悲剧因素：其一是对悲剧性灾难的展现；其二是使观众认识到灾难本可不必发生所带来的悲剧意识；其三是观众有可能在参与行动时所产生的新的悲剧感，如上文所言的虚假或异化革命的歧途。(www.xing528.com)

威廉斯毫不讳言：“在欧洲戏剧中，布莱希特的创作是自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以来最重要的和最富原创性的。”^[159]但他也声称，布莱希特的作品缺乏社会的现实主义维度，不可以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戏剧。因为一方面，布莱希特虽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但他的创作实践却拒绝随着政党或革命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布莱希特曾尝试写作直面法西斯主义的戏剧，但并未取得成功；而他又是如此深刻地关注当代社会，故在革命悲剧的年代中转向一种新的、具有变革力量的寓言剧（fable-plays）。然而正是这种与现实疏离却具有历史感的形式，深刻地切入了当下危机，并呈现出经验的复杂性，使观众拒绝感官的沉醉和现成的处方，并勉励他们运用自己的逻辑和力量参与并决定事件，从而推动可能的发展及取代性的革命。一旦人们实现变革力量，开始从混乱的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的努力过程，便从作品——对现实革命悲剧的一种反应——中诞生了真正的有悲剧意味的革命。

这种打破观众与舞台界线的策略，使戏剧行动永远处于在场的开放状态。在观众努力挑战、介入以寻找崭新世界之际，也是布莱希特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解放冲动之时。如此，布莱希特完成从幼稚的说教者到循循善诱的指引者的角色转换。而威廉斯之所以如此看重布莱希特，是因为威廉斯本人也真诚期盼观众能认识到现实混乱的无序状况，并且介入、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使其早日终结。而布莱希特的作品正是唤起这一希望的文学范本。同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威廉斯也是以美学和历史的视野来评价布莱希特。就美学的范围看，威廉斯论述了布莱希特“综合认识”的理论及不同时期的实践过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济金根》拉萨尔应选择以农民或平民阶级而非贵族阶级为表现对象主体相似，威廉斯同样注意到布莱希特在实现“综合认识”的过程中的人物角色的转换问题。也正因为布莱希特将人物从小偷、妓女等下层人物转换为在乱世中能将个人经验普遍化的人物，他才在文学这一相对自治的场域中营造了抵抗性而非顺从性的阅读空间，促使人们在其既有经验之上进行反思而不是禁锢他们的思想。相较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更看重革命悲剧文本的塑造，而威廉斯则更看重布莱希特的文本对读者达成的效果。除了批评《济金根》的内容和主题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这部剧中的性格以及细节的描写、背景设置、情节、韵律等形式方面提出意见，倡导“莎士比亚化”而非“席勒化”的写作——使作品遵从现实主义的写作要求，并且能够生动形象、血肉丰满，而非“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60]。而威廉斯更强调布莱希特作品中“复杂地看”是如何打破读者原有的视野，召唤读者参与到给定情境中创造新的形势及其自身，从而扭转并非不可避免的悲剧状况，并且或许能借此对目前的传统道德、行为习俗、社会机构等实行变革。从这一角度讲，他所呈现的悲剧行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蕴含着批评和改变的革命因素。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威廉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悲剧的文学批评方面的表现也不相同。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讨论《济金根》，而威廉斯对革命悲剧文学批评的历史维度则体现在他指出了布莱希特的作品恢复了历史的维度，连接了现在和未来，即表征了社会现实中悲剧性的无序状况和召唤人们去解决它们的信念和勇气。既然当下的悲剧体验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那么人们质询它、直面它，并采取使无序走向有序的行动——“对，由于这些原因，当下的现实是这样；但这一行动仍在不断被重演，它可以不是这样。”^[161]布莱希特以呼唤变革为己任，革命的实现最终有赖于民众积极地参与和介入。在悲剧性的混乱状况中，投入革命行动的潜能之可能，布莱希特的作品吸引了威廉斯的注意。革命的实现亦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吁。事实上，无论是威廉斯所研究的活跃于真实世界中的革命悲剧，还是他所探讨的文学世界中时刻召唤观众的“准革命悲剧”，都体现了他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念，这蕴含着解决悲剧性苦难的美好向往和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