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本的中国驻屯军一部在北平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进宛平县城搜查的无理要求，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驻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1]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和国民党在国共谈判中所玩弄的阴谋，于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以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国民党瓦解与消灭红军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在达成停战协议后，应抓紧时间，大力进行整训，提高指挥员的政治水平，保持过去十年中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这个指示所说的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问题，是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月20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放手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着力部署了共产党在军事上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全军约4.6万人，于8月底9月初出师华北抗日前线。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隔绝，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长年累月地战斗在穷山绝岭之中，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全国政局和形势变化情况只能靠阅看香港的报刊及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去了解。对中央的意图，只能从有关报刊报道共产党的消息中去推测、揣摸。
当项英、陈毅得悉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就设法弄清事情的真相。项英写了一篇题目为《卢沟桥事变与抗日高潮》文章。项英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绥东进攻之事前有计划的夺取平津，以达到占领华北的既定步骤，进而夺取平津，占领华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党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议，国民党不得不放弃不抵抗主义政策。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英勇对日作战，正说明全国抗日潮流的高涨。因此估计，此事变的发展，发动全国对日抗战的可能性很大，但和平妥协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因而摆在红军游击队面前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威迫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红军游击队对民众可以宣传：保卫平津就是保卫华北，保卫华北就是保卫中国，要保卫华北就得对日实行抗战，反对一切和平妥协，我们愿意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由于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赣粤边特委就把项英的文章印发给游击区各级干部学习讨论，并决定先把赣粤边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广泛开展抗日宣传。(www.xing528.com)
7月底，项英、陈毅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等进步刊物中，获悉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的结论中有关摘要，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到：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2]
项英、陈毅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根据报告的精神，一致认为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但为慎重起见，仍以项英个人名义撰写印发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分三个阶段，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二是国共分裂后苏维埃运动的阶段；三是当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各个阶段的发生和变化主要由中国社会阶级的关系变化而产生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占中国，这是最主要最凶猛的敌人，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达到全民族的解放。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必将得到中国民众的拥护，而国共重新合作，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转向抗日的基础进行合作，没有这一前提决不会有国共合作的事，国共合作正是我们联合全国力量对日抗战以削弱日本帝国进攻中国的力量，保证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必由之路。国共合作并没有改变或放弃我们的目的，共产党放弃苏维埃运动和土地政策，取消红军的名称，是为了达到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目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严格保持党的独立性、批评自由、争取党的领导权等三个条件来进行合作抗日，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必须严格遵守党的路线，与国民党谈判。要彻底改变工作方法，力求公开、半公开开展群众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党的领导权。项英在这篇文章中还郑重声明，这是个人意见，在没有得到党中央文件和指示之前，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可依照文章中提出的方针进行工作，一旦接到中央文件，我们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执行。陈毅也谆谆告诫干部和战士们“时局转变了，我们的斗争方针策略也应该随着转变”，要大家“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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