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介绍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为民族国家，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将世界文学带入了一个以多元文化繁荣为特征的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烙上了“后殖民”的印记。查尔斯·富尔斯迪克（Charles Forsdick）和大卫·莫菲（David Murphy）在其具有前瞻性的著作《法语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 Thought in the French Speaking World）中提出了“后殖民比较文学”的概念，该书认为后殖民比较文学是当下比较文学学科最适合的定位，因为只有后殖民比较文学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语言的、文化的、政治的。他们指出：“后殖民研究如果要发展，要敞开自己去囊括法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日本、土耳其等生活经历，那么它必须是比较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语言的、文化的、政治的，我们必须超越千篇一律的、全球性的英语优势话语来看问题。随着帝国修辞学正在逐渐占据公众话语的重要位置，后殖民比较文学的紧迫性也日益显著。”^[3]

根据查尔斯·富尔斯迪克和大卫·莫菲的论述，后殖民比较文学中的“后殖民”并非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前置词，而是着重强调了后殖民时代特征对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影响，因此，较为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具有“后殖民性”的比较文学，或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文学。这个“后殖民性”包括后殖民时代特征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视角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尤其是指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在后殖民时代发生的变化，即比较文学学科在殖民历史终结的今天，不必再像欧洲中心主义那样把“非西方”作品作为西方作品的“他者”来进行解读，而是把这些非西方的作品直接作为比较文学的考察对象，来考察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后殖民比较文学是对欧洲中心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文本语缘关联性的根本性挑战。比较文学学科从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的过渡虽然实现了比较文学从语缘关联性到文学性内在关联的跨越，但毕竟欧美在语缘和文化传统上的近亲关系使得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依然强势，而后殖民比较文学则标志着比较文学彻底跨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使异质文化之间比较和对话成为学科的关注点和新的生命力所在。(www.xing528.com)

后殖民比较文学的提法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应和，以查尔斯·富尔斯迪克和大卫·莫菲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后殖民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的新形式。由此，后殖民比较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身份的一种新定义成为学科内部讨论的关注点。乐黛云在其《后殖民时代的比较文学》一文中指出：“西方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促使各民族力求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这一切使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4]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最新的年度学科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就有数篇重要论文关注到了比较文学学科在后殖民时代所具有的新特征。艾米莉·埃普特尔（Emily Apter）在《普遍诗学与后殖民比较》（Universal Poetics and Postcolonial Comparatism）一文中提出后殖民比较文学在异质文化之间展开的比较恰恰佐证了文学的普遍主义，“文学普遍主义更多地是建立在理念上，即‘思想的一致性’（une proximite dans la pensee），而不是文献的关联性或社会历史的共享性”，^[5]“具有极少关联性的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能够极大程度地证实诗学的普遍性”，“极端相异和不可比的程度越大，好像越能证明诗学的普遍性”。^[6]克里斯朵夫·布莱德（Christopher Braider）的《论典籍与文献——比较文学和早期现代研究中的视觉艺术，或历史韬略》（Of Monuments and Documents：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Visual Arts in Early Modern Studies，or The Art of Historical Tact）和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in a Postcanonical，Hypercanonical Age）论述了后殖民作家作品进入文学经典之后对传统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挑战，他们认为当代后殖民学者“已经不仅完全瓦解了一脉传承的文学经典，更使欧洲中心这一比较文学学者向来关注的焦点退居次席”。^[7]斯皮瓦克在她的《一门学科之死》中也对“跨越”（“cross”）至一种“新”比较文学不无憧憬，她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只有跨出欧美话语中心的藩篱，关注世界无数曾被欧美中心版图划为边缘或视作他者的非西方本土语言写作，并以它们的本土语言来阅读和研究它们的文本和文化，倾听那些受殖民主义压迫、帝国主义排斥和忽视的声音，才能起死回生。换言之，世界文学版图的重构是比较文学学科获得新生的契机。斯皮瓦克在更富创意的想象层面为后殖民比较文学描摹了一幅“星球化”的蓝图，这个星球或世界文学的版图是尚未被西方中心意识划分的自然状态的星球。^[8]斯皮瓦克的星球论形象地概括了后殖民比较文学所追求并可能带来的去西方化、均衡双向渗透的、政治平等的异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