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角下的比较文学译介研究

后殖民比较文学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在后殖民文本中，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被放置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框架中加以表达，从而具备了文化翻译的功能。对后殖民文本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基于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研究角度或研究立场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突破。后殖民时代大量涌现的双语和多语写作促成了一种带有翻译性的文学文本的产生，其多元语言的特征与以源语言和译入语二元制为基础的传统翻译形成了对抗。在多元文化混杂性成为后殖民时代的日常生活现实时，以弥合差异为特征的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将在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起到重构新型比较文学模式的作用，使比较文学适应多元表述的全球化现状。

21世纪以来，后殖民视角的译介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领域。中西比较文学界都在此领域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案例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国外较有影响的学者有：贾斯维里·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谢莉·西蒙（Sherry Simon）、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等。贾斯维里·尼南贾纳早在其1992年发表的《定位翻译：历史，后结构主义，以及殖民语境》（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一文中就关注到了后殖民社会特征给翻译研究带来的变化。1997年，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其《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概念。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哈里什·特莱福德（Harish Trivedi）编著的1999年出版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则对后殖民视角的翻译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如史蒂芬·恩格尔（Steven Ungar）的《方言书写——对翻译的思考》（Writing in Tongues：Thoughts on the Work of Translation）、彼得·霍华德（Peter Hallward）的《绝对后殖民主义：在单一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写作》（Absolutely Postcolonial：Writing between the Singular and the Specific）、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的《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英译早期爱尔兰文学》（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史蒂芬·恩格尔在《方言书写——对翻译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后殖民文本的双语和多语特征与以源语言和译入语二元制为基础的传统翻译形成了对抗。^[9]埃及开罗美国大学萨米亚·梅勒兹教授^[10]也认为，多语所宣称的不可译性标志着一种抗争和颠覆：“有了这种文学（指多语文学），我们就不能仅仅用语言对等和意义之留存缺失等翻译理论长期关注的传统概念来看待自己的文学。因为这些用后殖民双语主题创作的文学作品创造了一种‘中间’语言，从而占有了一种‘中间’地带。”^[11]彼得·霍华德在其《绝对后殖民主义：在单一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写作》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可译之“单一性”与“尽管如此，还是要翻译”的需求中间保持平衡。^[12]欧美国家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注意到当方言、本土语、克利奥尔语、俚语、地方口音等挫伤了标准语言时，界定离散语言边界的困难，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学研究中提出的“定位伦理”（ethics of location）^[13]和科林·麦凯布（Colin MacCabe）^[14]的“方言修辞”（the eloquence of the vulgar）都引起了该领域学者的特别关注和探讨。此外，卡蒂比对马格里布方言文学的研究也可谓后殖民视角翻译研究的典范。他在研究中指出，马格里布所处的地理历史位置居于东方国家、欧美各国和非洲的地理历史之间，而差异把这些地区连接在一起，古阿拉伯语及其方言口语、法语、西班牙语及其方言都包含了它周围以及栖居于其内部的其他语言的文字，这使得马格里布自身成为跨越全球的地区。如何把这种差异性和不对称性很好地表现出来，这对于翻译研究是一个根本挑战，即在新近比较文学争辩日趋激烈的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上，翻译研究将发挥什么作用。^[15]这些研究对于那些本土语言受到抑制的民族尤其重要，使这些非西方语言的文学和文化获得了与西方对话的机会。

国内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始于21世纪，最初是译介西方的代表性研究成果，2006—2007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两套大型国外翻译研究成果丛书中，包括了后殖民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斯皮瓦克、尼南贾纳、罗宾逊、铁木志科等人的专著和论文集，如《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 the Terms：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翻译与民族：英格兰的文化政治》（Translation and Nation：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等。同时，国内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迄今已有许多颇有价值和特色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在理论研究方面如王东风的《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费小平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权力与反抗》和《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王宁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和《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刘会军的《普遍与差异——后殖民视阈下的翻译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如《翻译研究视野中的跨文化文本》^[16]《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策略》^[17]等。这些学者指出，翻译非但不是单纯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且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翻译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形式。……随着移民人数在殖民体系解体后的骤增以及全球化经济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以自我封闭的形态存在，它只能处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转换中，并且在这种交流与转换中不断改变，不断生成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存在于不断被翻译的过程中。后殖民视角的翻译研究“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power differentials），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18]“从后殖民角度研究译介学近来已成为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热门话题。在后殖民语境中，面对西方文化语境的强势态度，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译者在中学西译的过程中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以求更好地实现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19]此外，在翻译案例的研究方面，后殖民视角的研究更是收获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陈历明的《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胡天赋的《从人物的再现看赛译〈水浒传〉的后殖民主义色彩》、王辉的《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等。(www.xing528.com)

在国内外一些高校中，后殖民视角的翻译研究已经纳入教学改革计划，以促使比较文学译介教学和研究重视后殖民时代多元文化的差异，“翻译成为新型比较文学组成部分的前景已再清楚不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