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理论贡献及优化方案

自然生态观使得西方人将其引入人文价值领域，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人类从战胜自然乖戾中，开始学会尊重自然和人性。中西传统文化是大抵遵从“天人合一”的中庸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古希腊的文化还是先秦的文化精神，都对中庸之道的生态和谐精神加以提倡。然而，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违背了中庸的“一分为三”的多元精神，现代性艺术成为“反抗”的艺术时，西方艺术已然变“丑”。生态美学呼吁，今日世界不需要用“审美性”的现代性去反抗“制度性”的现代性，而是用生态平衡去要求人的精神生态平衡。现代性出现了“异化”制度性的断裂，导致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精神性的断裂，只有通过生态文化的调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而寻找人类文化身份的重建之路。

诞生于生态危机和文明质疑的语境中的生态批评一出场就体现出特有的危机意识、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因此，生态问题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因此，生态批评既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方法。

总体上来看，生态批评的特点及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中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为主，力求在作品中呈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复杂动向，把握文学与自然环境互涉互动关系。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增加而范围不断扩大，因而生态批评已经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收入西方文论术语词典。第二，生态批评亦可从生态文化角度重新阐释阅读传统文学经典，从中解读出被遮蔽的生态文化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并重新建立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诗意审美关系。第三，生态批评对艺术创作中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保持“政治正确”立场——既不能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也不能有绝对的自然中心主义立场，而是讲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主张人类由“自我意识”向“生态意识”转变。人类与地球是共存亡的生命契合关系，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大地物种中的一员，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员生死与共。第四，生态批评将文学研究与生命科学相联系，从两个领域对文学与自然加以研究，注重从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角度进入文学层面，从而使生态批评具有文学跨学科特性。生态批评是人类面对生态灾难之后的文学反思，是文学艺术家对人类在地球的地位的重新定位，是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重新清算。第五，生态批评在对生态文化现象进行观照时，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不能背离文学精神和文学话语，而要尽可能在文学文本形式和艺术手法层面展开话语叙事，通过“文学性”写作的形式美手法去体现出生态文化精神。第六，生态批评的内容要求从生命本质和地球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存在状态。这一视角将已经流于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与危机重重的地球生存问题联系起来。文学从此可以抛弃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从语言消解的各种文学批评话语中振作起来，重新审视“人类的”生活意义和“世界的”生态意义。^[9](www.xing528.com)

生态批评的批评实践在理论建构上有两个新的突破：第一，生态批评表明了文学参与现实问题新的途径：从主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主题的生态中心主义，从文本形式研究转向内容本体追问，从研究的概念化模式转向关注实体性存在，从以语言为中心的文本解读转向以生命为中心的文本阅读。生态批评的这种转向意味着重新整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的趋势，意味着从本体回归的视角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第二，生态批评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成果上的重要突破：从人类中心论转向生态整体论、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转向有机整体。

当然，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出现，都有不完备之处和理论盲点，生态批评也概莫能外。这种新的批评模式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达纳·菲利普斯在《生态论的真相》一书中对生态批评提出若干异议，认为生态批评是旧瓶装新酒，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而是用时髦的术语哗众取宠而已；生态批评仍没有形成自恰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根据的匮乏使之只不过成为激情的叙述话语；生态文学批评充满野心，想当然地把相当复杂的进化论及生态理论纳入文学批评之中而难以消化。但不管怎么说，生态批评从西方文论的“文本喧哗”“话语游戏”中走出来，开始俯察生养死葬的大地，直面并关心人类存在的真实困境，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