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理论之辩

约翰斯顿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提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一横一纵”。其中，“一横”指的是人文事物的空间分布，“一纵”指的是人文事物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纵向关系（约翰斯顿等，2000）。由于欧美地理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欧美地理学家对城市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不够，近年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趋势更侧重研究“一横”的关系。因此，对实体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不够。而在中国，现代地理学一向被列为自然科学，因此就地理学研究本身也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周尚意等，2003）。

在人文地理学学科背景下，经济地理学与社会文化地理学作为两大主要的分支学科，也逐渐出现交融。20世纪90年代，经济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Barnes，2001），而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对经济的关注已经成为两个分支学科新时期研究的重点所在。本书尝试从工业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互动的角度，将这两个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联系在一起。从两大分支学科关注的重点来看，经济地理学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求“变”，而社会文化地理学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求“存”，在“变”与“存”之间如何进行评价取舍，如何寻找到架接两者之间的桥梁，是本书研究的学科背景所在（图1－1）。

图1－1 社会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学科关系图(www.xing528.com)

在城市工业空间演替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空间是否具有稳定性？这是一个尚未被证实的问题。城市作为一种实体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交互存在，表现为典型意义上的经济与文化要素的集聚。一个充分发展的城市社会空间，既能够成为城市人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动力，又能够在改变社会关系的同时，形塑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张鸿雁，2005）。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期背景下，以工业生产制造为主要功能的工业空间发生了剧烈变化，出现了工业整体外迁或“腾笼换鸟”的工业与服务业产业置换的情况，工业空间发生了演替。这种工业空间的变化，是否带来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变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人文地理学中尚未有结论。

现阶段对工业空间演替的关注，更多集中于演替过程中“变”的部分，即究竟哪些变量发生了变化，但是除了在工业机器、设备、厂房等实体空间层面探讨“留”的问题外，究竟还有哪些不可见的社会文化空间得到保留？这是本书在理论方面的第一层面意义。

在分析社会空间的“变”与“留”以及这种变与留给地方经济和社会发生何种变化的同时，需要挖掘这种空间互动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在现有马克思结构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社会文化空间演替的动力机制往往被解释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决定关系，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化被视为由经济因素单一所决定。一方面，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并没有考虑；另一方面，在某种结构下，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各种代理组织，其作为行动者的动力被忽视，这种动力是否有可能构成社会文化空间变化的其他内在的稳定性动力？这是本书第二层理论意义，涉及工业空间演替与社会文化空间互动的动力机制问题。

在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无论是“变”还是“留”，其价值判断往往容易单一地指向经济的价值取向，即使留下来的工业遗产，往往被指向经济开发用途或者成为新的企业载体，而忽略了工业遗产与过去在情感和认同上的联系（Benito Del Pozo et al.，2012），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空间中保留下来的一些社会文化特征是否有可能构成该区域的地方性内核。城市每个地区的地方性是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建构的。一个地方具有稳定的可以传承的地方性，那么说明该地方性具有一个有价值的内核。保持这样的地方性才可以促进本地和外地人对此地区的文化认同，而这些往往是这个区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根本所在。这是本书第三层理论意义，涉及社会文化空间的评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