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及其演变

回顾从马克思结构主义到结构化理论再到行动者理论及物质文化的研究，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表现为结构占主导，到行动者地位被承认并对结构产生影响，再到现今行动者自身的多元化。从地理学视角看，以经济地理学为例，最初是以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降低为核心（North，1990；Williamson，1975）。在这些研究中，结构往往是为经济行为提供法则和动力机制的制度，行动者则是存在于结构之外的，仅仅对结构变化进行理性反映。基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地理学显然忽略了个体能力、认同和认知以及制度权力塑造过程中的作用（Fransman，1994）。随着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渗透，通过对话语自省和人类能动性的反思，一些研究开始强调经济活动中主体能动性和结构的“双重建构（double constitution）”（Emirbayer et al.，1998）。在这些研究中，制度化后的制度被视为行动的背景，而行动者则成为制度的支持（Murphy，2003）。其后，随着后结构和后现代哲学思潮进入人文地理学的讨论范畴，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多地开始寻求从行动者角度，探讨其对制度结构塑造的贡献（Jessop，2001）。

而且地理学者并没有把这些行动者看成是原子结构中机械的行动个体，他们更多的是将行动者看成是充满认同和资源能力的主观独立个体，根据自身知识做出有意图和有目的的行为，它无意识的结果依然和生产环境相关联。我们也需要考虑在一些限定条件和所谓大事情环境中不同人类能动性的特殊性（Gregson，2005）。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空间、时刻和事件（space／moments／events）三者在当今人文地理学中常常被编排在一起（Cloke et al.，1991）。本书也将三者联系起来一同考虑，强调结构和行动者的“双重性（doubleness），在考虑可能性的条件下，将结构和有意识的行为交织在一起探讨。并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特定的结构（制度）对特定的群体（个体）是有用的，而为什么特定的群体可以从他们的能动性中获益？这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从结构主义到带有后结构性质的结构化理论，尽管结构的力量一直存在，但行动体的作用力不断加强。本书的哲学立场正是基于结构和行动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在进行结构解释中将采纳马克思结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结构地理学观点；而在探求行动体力量时则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展开。本书始终贯穿着结构与行动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立足于该哲学立场，探讨工业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在演替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并在探讨中，极力地避免简单的宏观尺度——结构、微观尺度——能动体的简单空间尺度对应（Boggs et al.，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