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未来为导向的关注，重在现在

让我们回顾1977年的一项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丹·巴特森（Dan Batson）对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的行为表现进行了研究。这些学生在准备一个有关好撒马利亚人的布道演讲^[2]，演讲地点在校园的教学楼内，神学院的导师要对演讲进行评估。当每个学生做好准备后，参加演讲的人会被告知：A代表他已经比预定时间迟到了几分钟，现在必须马上去演讲厅；B代表他有足够的时间，但或许现在就该出发了。两种条件的唯一不同是对时间压力的微妙运用。研究者对这种情境充满好奇，它会影响这些准备终生修行的年轻人的行为吗？又会如何影响呢？

每个学生从准备室走向演讲厅的路上，都会遇到一个跌倒在过道里咳嗽不止的人，很显然，这个人需要帮助。但学生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实验者的同伙。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神学院的学生们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像好撒马利亚人应该做的那样，去帮助这个患难中的陌生人；还是置之不理扬长而去，去完成自己“当一个好撒马利亚人的重要性”的讲演任务。那些“迟到”的学生会不会和那些“准时”的学生一样愿意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呢？对于神学院的学生们而言，做正确的事情胜过说正确的事情，对吧？但结果并非如此！

大多数确信演讲前有充足时间的学生，就是“准时”的学生，确实会停下来给予陌生人帮助。这一行为是和他所选择的职业相符的，那些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帮助他人的人们，理应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90%处于“迟到”情境的学生不会停下来给予他人帮助。他们对痛苦的人置之不理，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以未来为导向，他们满脑想的是不要误了约定的活动时间。尽管事实上所有学生在这个研究之后的访谈中都说，他们看到了那个痛苦的人，但还是径直走过去参加演讲。

我们怎样解释在提供帮助意愿上存在的差异呢？因为这两部分学生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跟时间的关系，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时间的掌控情况导致行为上的差别。一个简单而微妙的时间操纵，就能引发心地善良的好人对当下的关注，并帮助有明显求助需求的人。很多神学院的学生作出了一些他们自己或许都觉得卑劣的行为。

达利和巴特森的神学院研究展示了时间因素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然而，现实世界远比一个心理学实验要复杂得多。因此，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在心理学实验之外检验了时间因素起作用的不同方式。列文通过研究社区成员的社会行为所显示的“生活步伐”来了解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列文的调查研究小组通过走访城市，测量人们的步行速度、时钟的精确度以及到邮局购买邮票等基本的行为的速度。运用这些数据，列文计算出了12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步伐。西欧国家以快节奏的生活步伐引领着世界生活的步伐，其中以瑞士居首，日本的生活步伐指数也很高，发展中国家节奏较慢。在列文研究组所做的31个国家评估中，墨西哥的生活节奏最慢。

列文通过记录步速、银行出纳员的速度、语速以及看手表的频率等测出了美国36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波士顿、纽约和其他的东北部城市是美国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南部和西部城市节奏相对慢一些，洛杉矶是生活节奏最慢的。

列文的研究清晰地展示了生活的节奏或者说是“匆忙”因素在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此外，列文调查了这36个美国城市的“助人行为”，他评估了城市居民做以下事情的可能性：

·将人们不小心丢掉的钢笔归还；(www.xing528.com)

·帮助腿上打着石膏的人捡起他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杂志；

·帮助盲人过马路；

·帮助人们换零钱；

·邮寄盲信；

·向联合募捐协会捐款。

和好撒马利亚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列文发现：在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里，人们最不乐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在美国东北部城市之中生活节奏相对较慢，排名为全美最乐意助人的城市。纽约州的纽约市在生活节奏榜上名列第三，被评为全美最不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的城市。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加里福尼亚州的城市生活节奏一般很慢，但和生活节奏快的城市相比，它仍然被评为不太乐于助人的城市。这表明，对于利他主义，较慢的生活节奏或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加利福利亚人可能有时间来帮助他人，但可能对帮助自己过上好生活更感兴趣。

达利和巴特森的研究表明：个体与时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了诸如帮助患难者等重要行为的；而列文的研究则揭示了社会与时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是如何变化的，实际上，他在现实世界里证实了达利和巴特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