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收藏》杂志做校对的案例故事

我于1992年离休后先经招聘，给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大全》（文摘刊物）做了两年编审，接着给《收藏》杂志做校对，一干又是六年多。

盛世收藏兴，《收藏》杂志正是在1993年我国“收藏热”方兴未艾之时创刊的。创办人高瞻远瞩，创办地在文化积淀深厚的黄土地中心——西安，可谓得天应时，人杰地灵，一出世即为各界所瞩目。其内容包罗万象，大千世界无所不包，无所不藏，做好《收藏》的编校工作，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几年做下来用现代名词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毕生所学都派上了用场，生活既充实又得意。

现在有的报刊重编轻校，结果错别字连篇，文字差错远远超标。古语说：“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信哉斯言！有些作者写稿后在打字或誊写时，常有笔误、错别字，又懒得复核一遍，造成鱼鲁亥豕之误，所见多有，如果编辑也一时疏漏，就需要在审校时发现纠正。例如《收藏》第49期原稿有一个对仗的句子：“高鼎同彝重万缢，唐碑晋帖酬千镰”。很明显，“高鼎同彝”应为“商鼎周彝”，才能与后边的“唐碑晋帖”相对应，而且“缢”和“镰”也是“镒”与“缣”之误。短短一句竟有4个错别字。第56期一篇谈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文章，说“他深得高宗、太宗器重”。粗看无大问题，只觉得儿子（高宗）排在老子（太宗）的前面不合适，一细查，唐高宗（李治）650年即位时，欧阳询已在9年前（641年）85岁时去世，无法受到李治的器重。再细查，同文前面尚有一句“李渊与之过从甚密”，故可断定原稿中的“高宗”应“高祖”。看来多一些知识和细心是做好校对必不可少的。

如今是“知识爆炸”时代，要每个人博览群书是困难的，不过多涉猎几种学科对于做好审校工作颇有帮助。20世纪60年代初，邓拓同志在《燕山夜话》中曾宣传多出一些“杂家”，是很有见地的。当时我在科学院图书馆做日文书编目分类的馆员，受其影响也多读了几本“杂书”，虽然谈不上成“家”，却也受益匪浅，不期竟为今天的编校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少年读过私塾，那时背四书要通卷，背古文要全篇，如今“诗云子曰”之类是用处不多了，不过那时学过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虽然经历半个世纪，许多还能全文背诵，想不到今天居然很有用。第53期有一篇文章介绍齐白石的一方石印，印文曰“悔乌堂”，是白石老人怀念其父母的闲章。作者解释说是源于“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语出自李密的《陈情表》。可是来稿将前后两处“乌（wū）”字错成“鸟（niǎo）”，就与“悔未尽乌鸦返哺之情”的本意不合了。老收藏家为文多喜引用唐宋文词，而对其“死记硬背”曾是我的强项。如今信手拈来，免去查找出处之劳矣。

地理名词的错别字，现在报刊上也很多。记得30年前，老一辈出版家王益讲过他年轻时首次知道株洲的“洲”有“三点水”的往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推而广之，使我留心是否有人把满洲的“洲”误写成“州”，结果还真不乏其人。由于工作经历的关系，我多走过一些地方，又有爱查地图的习惯，所以容易发现来稿中的地名疑点。有一篇介绍缅甸宝石的文章，说宝石产地“摩谷在曼德勒市以北6000公里”。我很奇怪，缅甸全国南北总长不超过1200公里，如果曼德勒往北6000公里，岂不是越过云南、甘肃、蒙古国到西伯利亚去了吗？我分析是原稿笔误，把“六十”误为“六千”（按规定要改写为6000），经查验地图果然如此，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此外，把山西的绛县误为降县，安徽的颍州误为颖州、灵璧误为灵壁者比比皆是。更奇怪的是，有些来稿把本人所在地的地名也写成别字，如湖南澧县写成浬县，黑龙江肇东写成召东，真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我在大学学的是电讯工程，理工科知识也不白学，对不合科学逻辑的词句，或不规范不严密的用语，能发现纠正。有一篇介绍收藏品材料的文章，说“当温度低于绝对零度”时，材质如何知何，这就是明显的错误。因为根据热力学第三定律，绝对零度（－273.16℃）是不可能达到的，更不会低于（只能是接近）。此外还有一些“减少几倍”“小几倍”的提法，都是要修正的。

我学过的英、日、俄文都不能说精通，不过用于校对还能应付。有些栏目常遇有日文汉字，有一些与汉字的繁简体均不同，比如壹圆、拾圆的“圆”，日文简写为“円”，可是来稿大多打成“丹”，不纠正便成“壹丹”“拾丹”，让人莫名其妙。(www.xing528.com)

多年在文化出版界工作的人，不管学文学理，都应有时事政治的敏锐性。1998年初，一篇来稿的配图是“××陪同毛主席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我建议换一张照片，因为蒙博托统治扎伊尔［刚果（金）］近30年，搜刮民财数十亿美元，刚被推翻逃往国外，名声很坏，而推翻蒙博托的新总统卡比拉又恰于前月访问北京，对中国表示友好，此时此刻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怎能刊登这种照片呢？责编同意我的意见，撤换下来。另外，台湾的高级官员的官衔，如“总统”“外交部长”等，也有忘加“引号”的，漏了就得补上，不能掉以轻心。

不久前辞世的学者钱钟书先生说过，做好书刊稿的审校，非有千手千眼的本领不可。这是针对帮他校订书稿的周振甫先生讲的。两位都是大学问家，我辈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过“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总是应该的。我觉得只当好校对还不够，我将自己发挥余热的情况介绍出来，抛砖引玉，使如我一样的老知识分子步入更为广阔的发挥作用的天地。诚如是，则余愿足矣！

（陈光远，《我给〈收藏〉杂志做校对》，原载《报刊之友》，2000年第6期。）

评析：

期刊校对是校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期刊编校质量起着最后的把关作用。《收藏》在中国收藏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离不开杂志社对校对工作的高度重视。校对人员称得上是“杂家”。在本案例中，《收藏》杂志校样中的文字错误涵盖了历史、文学、地理、外语以及理工科等知识，由此可知，校对人员在掌握校对技能的基础上，还应该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成为具有广博知识面的人才。俗话说“功夫在诗外”，校对人员平时要多学、多问、多积累。

校对人员应当具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对敏感的政治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即使是校对《收藏》这样似乎远离政治的期刊也不能掉以轻心。不仅要改正显性的政治性差错，而且要校改隐性的政治性差错。

从此案例来看，同图书校对一样，期刊尤其是专业类期刊的校对人员应当牢记以下五点：其一，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其二，要细心、耐心，要坐得住；其三，要勤查勤翻工具书，不能想当然；其四，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政治敏感性；其五，文史类书刊的校对，应该特别注意朝代、诗文、人名、地名等方面的内容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