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大清著作权律》也存在着很多缺陷：首先，实行著作权登记取得制度，以登记作为获得著作权的前提条件，不利于著作权保护，同时也有借助著作权注册实行思想控制之嫌。[6]也就是说，对于不符合统治者口味的作品，不赋予相应的著作权。[7]其次，把著作权界定为重制之权，过于简单，没有规定著作权的其他权能；复次，作品范围过窄，仅仅规定了文艺、图划、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作品类型；再次，条文过于简略，很多制度没有规定。比如，对于作品独创性、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均未作规定；最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往往承担刑罚责任，削弱了《大清著作权律》作为私法的纯正性等等。[8]
尽管《大清著作权律》具有上述众多缺陷，但总体来看，《大清著作权律》采用英美模式，立足于激励说，克服了大陆法系著作权制度的僵化缺陷，立论彻底，语言洗练，结构精致，切合我国版权保护的历史传统，因而为后来相关立法所效仿。1915年，民国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大部分抄自《大清著作权律》，但也有一些创新之规定。比如，第26条规定：“著作权之转让及抵押，非经登记，不得与第三人对抗”。另外，在本法中，较多地使用“假冒”一词，但对“假冒”没有给予界定。结合其他条款的规定，“假冒”应为“剽窃”之意。第29条规定：“假托他人姓名，发行自己之著作，以假冒论。”其实就是以剽窃论。(www.xing528.com)
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大部分抄自前两部立法，但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第17条规定：“出资聘人所成之著作物，其著作权归出资人有之，但当事人间有特约者，从其特约。”第26条规定，“冒用他人姓名发行自己之著作物者，以侵害他人著作权论。”第22条规定，显违党义的著作不得注册。这样的规定具有明显的思想控制痕迹，是一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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