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发展

上海的收藏与北京不同，各自发展形成了中国收藏业的两种不同模式。北京以明清宫廷收藏以及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收藏为主，形成在皇家琉璃厂旧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玩字画业。上海的收藏以江南文人收藏为基础，即官、商、士为主体，起步比北京晚，但势头比较猛，也成为收藏业的“半壁江山”。晚清至民国初期，一方面国力渐衰，另一方面上海由农耕文明转向近代文明，大都市开始发端，外来资本、民族资本云集上海，接纳世界先进的电力、制造业，又引进现代建筑、交通、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成为全国一等的大都市，生活较为安全和便捷。大部分封建遗老、达官贵人移居上海，加上在此地生活的洋人日多，产生了收藏和交易的需求，形成了市场。历史上所谓中国收藏的“半壁江山”，主要指晚清民国这个阶段的上海。藏品丰富，藏家云集，交易市场形成，与北京各有特色，形成南北交相辉映之势。

笔者在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工作时，曾编辑出版了《中国收藏家名录》（近现代）一书，收录有成就的收藏家300余人，其中上海105人，北京80人。上海加江浙两省合计139人，比例之高，实属罕见。郑重的《海上收藏世家》中收录与上海有关的收藏家43人，收藏行为大多发迹和兴盛于民国。这些收藏家中比较有名的有沈曾植、盛宣怀、曾熙、庞元济、黄宾虹、张元济、李瑞清、狄平子、丁福保、赵叔儒、沈钧儒、张静江、周湘云、丁辅之、吴启周、卢芹斋、叶恭绰、徐森玉、鲁迅、钱化佛、马叙伦、袁克文、吴湖帆、郑午昌、陈定山、孙伯渊、张大千、章乃器、方介堪、张鲁庵、刘靖基、顾廷龙、张文魁、许汉卿、傅雷、胡惠春、徐邦达、谭敬、戚叔玉、马衡、马宝祥、王季迁、潘达于、钱君匋、钱镜塘等，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影响极大。其中有一些后来移居北京、海外，对当地中华文化的传播也起了重大影响，如马衡、张葱玉、徐邦达对于北京的收藏文化，王季迁、张文魁对于北美书画的鉴藏，张大千、陈定山、徐伯郊对于港台地区收藏事业，都是功莫大焉的。而他们的收藏基础和开端都是在上海确立起来的。这一族群，可以分成官、商、士三种人。官僚，如盛宣怀、张静江、袁克文、叶恭绰，但占的比重不大。商人包括实业家是一大特色。如周湘云、刘靖基、庞元济等。数量最多的士即文人阶层，占的比重最大，其中有很多书画家和教授。比如吴湖帆、张大千、钱君匋、戚叔玉、施蛰存等。我们可能对于很多书画家、教授参与收藏的现象难以理解。事实上，在民国时期名画家和名教授有丰厚的收入，一个教授月俸几百大洋，而普通工人如一个码头工人月薪6至10元大洋，相较而言画家、教授属于高薪阶层。当时艺术品价格低廉，文人既有经济能力，又有鉴赏条件，还有借鉴藏品的内在需求。因而文人成为收藏家是可以理解的。

这一时期的收藏家对保护中华文物、促进后来的国有博物馆建设贡献最大。当时，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宫廷的收藏有部分流入民间，连年军阀混战，原先收藏者的文物也处于危险之中，上海海派收藏家对大批收藏品加以保护，避免了中华文化的损失和宝物失散，其中潘家、徐悲鸿、张大千、吴湖帆等的重大贡献，都有历史记载。1900—1949年内忧外患，战争不断，当时中国现代的博物馆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所以这一代收藏家代替机构，对保存文物有巨大的贡献，非言语所能表达。

有收藏家和收藏需求，就有物品、物流和商流，上海成为古玩市场中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光绪二年（1876年）《沪游杂记》云：“古玩铺，兵灾后搜罗甚富。”说明古玩市场已有出现。最早的经营者是站在街头巷尾的收购者，后来他们进入了茶馆谈生意。经营者坐在茶馆泡壶茶待客，专注于从茶客中收购古玉、字画、唐三彩、牙雕竹刻、瓷器名壶。运气好时，收到东西在同一店里又加价数倍转卖给另一位茶客。

这种茶馆古玩市场，在上海最有名的两处，一是城隍庙的四美轩，还有五马路即广东路的怡园，古董客最喜欢在这里泡茶、见客、看古董。还有二马路现九江路清池浴室隔壁的文明雅集茶馆也富特色，泡浴、饮茶连在一起，茶馆老板就是任伯年的入室弟子俞达夫。他们开茶馆以画会友，来者多为文人墨客、丹青名家，所以古玩、字画在这里交易兴盛起来。

独立的古董街兴盛于广东路，因为茶馆古玩市场模式已无法满足需要，最多时街两边近河南路口有古玩地摊一百多处。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北方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大批南下上海，同时紫禁城的大批官窑古瓷、御画、奇珍异宝也流落沪上。1921年，古董大亨王汉良集股筹资在广东路江西路口大兴土木，不久中国古玩商场建成对外营业。由于位置奇佳，军阀官宦、商贾豪绅、公子哥儿络绎不绝，很快店铺面积无法满足需求。1934年，古玩商又在老古玩商场对面新开了7开间门面的古玩店。

与此同时，书画店、碑帖古书店也在今黄浦区的范围内大量涌现。据收藏界前辈耿宝昌亲口所言，他的店开在昭通路（近福州路）这条小马路上。张宗宪先生也说，张家的店也在昭通路上，客人很多，在这条街上进进出出，风光无限。书画店有成立于1900年的朵云轩，还有上海荣宝斋、九福堂、九华堂、清秘阁、王星记、艺苑真赏社等，大多设在福州路、河南路。据朵云轩前辈王壮弘先生告知，当年长乐路、巨鹿路交叉处的三角花园，是上海有名的古书、碑帖交易地，他在那里设过摊。(www.xing528.com)

除了有形的店铺交易，还有无形的生意。一些大客、要客，大多直接通过古董商、经纪人在家中或办公室交易，有人直接送去货源。

收藏品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与洋人的交易，除了来沪洋人喜欢逛古董店以外，大多直接出口欧美和日本。最有名的卢芹斋、吴启周开办的卢吴古董公司，将大批博物馆级的珍贵的文物，如昭陵八骏、秦鎏金龙头、唐韩愈《夜照白图》、西周提梁卣等卖往欧美。日本人开的山中商社，也兼营文物生意，卖往日本的文物不少。但当时全年的交易额尚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据。

作为市场的组成部分还要提到海上画派的出现和油画在上海的创始。尤其是前者，对上海以及全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收藏品准确地说可以分成两大主题，一是文物、古董、珠宝；二是艺术品或者美术品。中国的美术品主体是书画，一般又把古代书画纳入文物，现当代书画纳入美术品。国际上也大致如此分类。

上海的文物主要来自周边地区。书画，本地有海上画派。曾有书列出老海派代表人物60人，这是一股很大的创作力量，以张大千一生几万张作品来估算，60名家加上准名家，是强大的供货能力了。

海上画派最早有赵之谦、任伯年、虚谷等开创者，后有无数大家，包括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吴湖帆、冯超然、弘一法师、丰子恺，都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有影响的人。

而以西画论，上海无疑是引进西方绘画的大本营，出了一大批留学欧美归国的艺术家。如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樑、吴大羽、张充仁等，对美术教育、美术创作和艺术收藏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