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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与傅雷:导演的自我超越

时间:2023-08-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傅聪很忙,我们的谈话是在他上下午讲课的空隙中进行的,先在燕京饭店餐厅,继而在他下榻的卧房。此录音整理稿未经傅聪先生过目,如与他的原意不符,应由我来负责,这是应该申明的。之后出版的《与傅聪谈音乐》,对《家书》作了很好补充,使我们对《家书》的理解更深刻了。

傅聪与傅雷:导演的自我超越

1985年6月3日,“傅雷家书墨迹展”开幕前夕,我在北京燕京饭店访问了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教授、钢琴家傅聪。傅聪很忙,我们的谈话是在他上下午讲课的空隙中进行的,先在燕京饭店餐厅,继而在他下榻的卧房。谈话的内容,围绕着我的一个动机:写部有关傅雷与傅聪的戏。我们的谈话很真挚坦率,虽然距今已有一年,仍有“言犹在耳”之感。谈话的涉及面很广——关于傅雷先生,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傅聪都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此录音整理稿未经傅聪先生过目,如与他的原意不符,应由我来负责,这是应该申明的。

一、傅雷的命运,可以抽象化、象征化,升华到一代人的命运来考察,甚至可以提高到哲学高度来思考。

胡伟民:《傅雷家书》,名列中国畅销书的前茅,书中广泛涉及艺术与人生的问题,对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宛如一部精神百科全书。之后出版的《与傅聪谈音乐》,对《家书》作了很好补充,使我们对《家书》的理解更深刻了。这两本书,成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好朋友,我也是其中之一。时间久了,有个念头愈益强烈:让《傅雷家书》的作者登上舞台和广大观众见面……我就是为此来找你的。

傅聪:写剧本?

胡伟民:正是。不过,我不想写传记,不刻意追求时间、地点、事件的完全精确。剧情的主要框架来源于历史事实,有一定的纪实性因素,但并不拘泥于事实本身,想更自由一点,作出应有的艺术概括。

傅聪:好的。不去写具体的传记,反而有所可写,像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以及《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之死》。也许,讲《伽利略传》更切合一些。比如说起我父亲吧,在他身上所反映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矛盾、斗争和痛苦,他们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当然是很可以把它抽象化、象征化,升华到一代人的命运来考察,甚至可以提高到哲学高度来思考问题的。这个意图是好的,值得想,值得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假如说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里面,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想得够深刻……不过,很不简单。

胡伟民:不好写。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

傅聪:弄得不好,会庸俗化。一般来讲,中国人喜欢讲故事。看戏,喜欢看故事,不太能够理解《伽利略传》那样的剧本。那不是一个故事,它提出一些很尖锐的永恒的问题。这才有意义,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胡伟民:1980年,北京演了这个戏,是著名戏剧黄佐临和陈颙联合导演的,很轰动。

傅聪:是,我知道。好像正是“民主墙”事情发生的时候……

胡伟民:这个戏公演受到欢迎绝非偶然。那时,我们刚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运动中解放出来,《伽利略传》是在这种背景下演出的。剧中,伽利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了。为了科学与真理,他反对神的统治;为了自己卑微的愿望,他又屈从教会。他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鄙俗的一面。舞台上出现的这个形象,完全破除了神的观念。

傅聪:对,所以要写的话,应该抽象一点。我不喜欢立言立名的事情。不要太具体。具体的话,我什么材料都不供给你了,(笑)没有,什么也没有……

胡伟民:这跟我的想法一致。如果用非常纪实的写法,我觉得不足于表达……

傅聪:而且没有什么意义,没意义,在中国,比我们家的遭遇更曲折离奇的故事多的是,对不对?主要是讲点思想……

胡伟民:是啊!在那个年代,中国充满了矛盾,天空鲜红,精神苍白,星座陨落。可以举出老舍田汉、邓拓、周信芳盖叫天、傅雷,以及你的同行顾圣婴等众多的名字。都是些宁折不弯的人。我们丧失太多了。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想一想。

傅聪:太需要了,太需要了!

胡伟民: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一场大灾难过去后,都会引起社会大变革。人们会思考:我们怎会遭此劫难?我们将怎样走下面的路?我们度过了可怕的10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些沉痛的教训,是绝对不能健忘的。这,也是我要写这个剧本的初衷。

傅聪:我要补充一句话,健忘是有选择的。有的人,对私仇记得很牢(笑),对不对?人事纠纷里那种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记得才牢呢。大事情倒是容易忘记的,奇怪。(笑)

胡伟民:这个戏,我想突破一些传统的写实主义剧作的结构,在时空运用上,古与今、现实与幻想自由交叉流动,我将在舞台上提供三种不同的空间:现实的、幻想的、死亡的。时间并不总是顺向流动的,相反,它往往呈逆向状态。人物设置同样如此,生者与死者、古人与今人可以互相对话,交流各自的人生体验……傅先生翻译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你所演奏的音乐,都将出现于剧本中。当思考人生的时候,可能出现傅雷与罗曼·罗兰、伏尔泰的对话。

傅聪:对,对,对!这是很好的想法,我正想建议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卡拉玛佐夫同上帝的段落,是最精彩的部分。

胡伟民:也可能出现您和克利斯朵夫同在的场面。此外,我追求一种“立体戏剧”的效果,也就是说,既重视人物的戏剧语言、戏剧动作,也非常重视音乐、舞蹈,各种艺术因素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交替、重叠、渗透,形成一种新的对位,一种戏剧性交响,最大限度地发挥戏剧的综合优势。音乐部分,为了保持完整统一,想用钢琴曲贯串全剧,集中选用你们喜爱的三位大音乐家的作品:宣扬人的斗争精神的贝多芬,鼓舞人自信乐观的莫扎特,还有——

傅聪:肖邦

胡伟民:肖邦!选用这三位音乐家的钢琴协奏曲、奏鸣曲来贯串全剧。在剧本的结构上,不是按部就班讲故事,而是淡化外部情节,按照人物的心理、情绪、幻想来结构全剧。

傅聪:对,对,对。很好。能够写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呢,对不对?(笑)……关于选音乐……如果你的剧本里,要表现我和我父亲都有的另一面,就是“出家”的、看破红尘的那一面,那就是舒伯特的更接近了。陶渊明的那个世界在我们身上还是很多的。我父亲后来好像越来越接近那个世界。他年轻的时候,更多的是贝多芬。我呢,性格上并不是很贝多芬的,我反而是,你要说斗争的话,我这种斗争是比较接近肖邦的。肖邦的斗争,过分迷恋于悲壮。肖邦是没有胜利的。贝多芬是德国人,德国人有一种胜利的信心,斯巴达克斯精神。肖邦是波兰民族的性格,同归于尽的悲剧性斗争,没有胜利,他的音乐里永远没有胜利。

我们需要一些高层次的艺术。我们这里放的一些外国电影很次,像费里尼、伯格曼的电影怎么没有放?那才是真正的电影。仅仅看故事,那是低层次的。不过,我们这个国家有些事情很矛盾。昨天,我去看河北梆子《哑女告状》,观众对这个故事早就熟悉了,他们并不是去看故事,而是去看演员怎么演这个故事,这又是很高的欣赏水平。

中国艺术里有个很妙的东西,一方面是很能够象征抽象,就像中国的画,可是,中国的画的抽象跟欧洲近代搞的抽象又是不一样的。中国画的抽象是有根的,那个根就是跟自然非常地接近。在中国,没有纯抽象的东西。我认为,了解中国文化,要从中国文字上去理解。中国文字“明”,就是一个“日”一个“月”。小孩子从直觉上都能感觉到像两只眼睛,是吧,“日”和“月”合起来成了明亮的“明”,多有诗意。中国文化像小孩子般天真,又很高深,完全是莫扎特式的。莫扎特——既是大艺术家,又是小孩子,没有中间那种状态,很妙……你正在写这个剧本吗?

胡伟民:还没有。我还要多读点素材,多访问一些人。我想多听听,多看看,多想想。我期待着一种非写不可的创作状态出现。如同你所说的,音乐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文学同样如此。我期待着那个时刻。

二、傅雷——一个很复杂、很矛盾的典型。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封建意识,他的原则、逻辑、骨气。

胡伟民:这些日子,反复读《傅雷家书》,对于傅雷先生在文学、美术、音乐、中国戏剧文化方面的精辟论述,深表钦佩;他寻求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卓越努力和真知灼见,也使人震撼。当然,更使我感动的是做人的态度,他极其真率坦诚,始终不失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还有讲骨气……

傅聪:讲骨气,讲原则,讲逻辑。他认为“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生也一样,也有生活得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之分。他的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是贯串一生的。同时,要看到我父亲是一个很复杂、很矛盾的典型,他身上也有很多封建的东西,对吧?比如,小时候管我那种方法,现在看来,不,不用现在,我当时就感觉,他很封建。(笑)所以,他是个很复杂的结合体,即便是在讲骨气、讲原则时,同时也免不了有封建的“忠君”思想的烙印。记得我小时候,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慷慨激昂对我讲“死谏”,他很为中国民族的“死谏”自豪。他本身肯定了一个“君”才去死谏嘛。为什么要死谏呢?为什么非得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呢?(笑)肯定君权的绝对性,绝对的事情只有用绝对的心情去对抗,这说明他封建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这没办法。他毕竟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壤里。但是,有些事,他又非常讲逻辑,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譬如,给他摘“右派”帽子的时候,他怎么也不肯去开会,你知道吗?

胡伟民:知道。听柯灵先生讲过。

傅聪:因为他如果去摘帽,就承认了戴帽是对的,对吗?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戴帽子是你们的事,摘帽子也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这一点,又是西方的思想方式,非常讲逻辑,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胡伟民:傅雷先生的性格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傅聪:对,对,是的。

胡伟民:你是不是预感到,在“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时候,将会不妙……

傅聪:一定不妙,一定,一定!不用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5月份,什么“四条汉子”,就是夏衍他们被拖出来以后,我就知道,他不可能再活下去。绝不可能。

胡伟民: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必然如此。

傅聪:是,是的。而且,我告诉你,“反右”以后,他居然还能在上海呆着,又活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有人在保护他的。谁呢?就是夏衍、周扬他们。不然的话,他活不到“文化大革命”。当时,帽子是戴上了,但对他还是非常非常温和的,事实上,党内始终有一些开明的同志和极“左”的力量作斗争的,现在看来就是这样……这些同志,后来就被批判为黑线人物。你是知道的。

胡伟民:对。这些人的“罪行”中有一条,就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傅聪:我想,假如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多一点我父亲那种精神的话,也不至于搞成这样……轿子是要人抬的,不能光怪坐轿子的人。我想,要是剧本写得深刻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若涉及的问题一个个问下去,用逻辑推下去,不得了。

胡伟民:“反右”的时候,你当时的处境……

傅聪:我也差点儿……50年代整风时,文化部所属留学生开会时搞三个人:吴祖强、李德伦和我。吴祖强是因为他哥哥吴祖光的关系。李德伦和我都喜欢谈话,很知己。他把我写给他的信到处传阅……大鸣大放。我很起劲啊!差一点不让回波兰继续学习,基本上是夏衍保了我出去的。当时,我已经知道上海在搞我爸爸。1957年秋冬,我在波兰时,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没有给我写信,风声很紧。后来……1958年底我去英国的时候,我是觉得没办法了,我知道我要是回来的话,绝对的没命。我和我父亲都没命。我出去还保了他几年。当时,我有一种林冲“逼上梁山”的感觉,豹子头林冲是忠于大宋王朝的……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忠心耿耿,希望这个国家强盛,我就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非要把我们整死不可。

胡伟民:这个我个人也有体会。我是你的同龄人。当时,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1957年戴上帽子就去了北大荒……当时的气氛、情绪,都历历在目。(www.xing528.com)

傅聪:从1949年到1957年,我父亲虽然也有些波动,因为极“左”的苗子那时已经有了,可是总的来说,是越来越相信党,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1957年“反右”对我们来说……该怎么说呢?不是我们背叛了革命。

胡伟民:1957年那场风暴使相当多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了重大打击。

傅聪:有一篇文章中,说起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我说过那么一句话,可底下还有话,我下面接着说:“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同胞和朋友们受了很多苦,我却躲过了,我对不起他们。”这是很沉痛的。那些年,很多人跟我说,希望我把许多东西写下来,把我的一些经历写下来,老实说,要是我想赚钱的话,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在欧洲,像SundayPaper常常有这种特写,一定可以轰动,报纸会出很高的价钱买的,我知道,很多人问我,很多次,我就是不愿意干这种事情。

三、“我的天性比较像妈妈。我的父亲对我思想上的影响,打下的烙印是很深的,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一部分。”

胡伟民:你曾经讲,你是很痛苦的,同时又很乐观,很快乐。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你能解释一下吗?

傅聪:不知道现在能否找到,BBC在15年以前拍过我的一个电视纪录片,题目是《一个艺术家的一生》吧,拍了十五六个小时的素材,剪下来是一个小时零一刻,在英国播放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件事,是一个我的好朋友、音乐批评家劝我接受访问的。我很犹豫,一是很容易被误解,二是拍片的人我不了解。最后,他说,你有许多想法,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应该作这件事。拍完了,我觉得并不很满意,但这也不能说是个失败的东西……不知能否找到?

胡伟民:你自己没留?

傅聪:当初有人劝我留一留,我没有,看了一次就够了。那里面,你问的什么痛苦啊、欢乐啊倒是反映了很多的。电视片是以我朗诵毛主席的著作结束的。

胡伟民:1970年?

傅聪:1970年。

胡伟民:朗诵哪一首?

傅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最喜欢这首诗。我觉得诗里对人生、对宇宙的感受非常深刻,具有宇宙性、永恒性。这首诗表现了作者Vision[33],Vision这词不大好翻,它的意思是做大事业的人一定要有Vision,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他一个人看见,而且看得很深很深,这就是Vision。大艺术家也是如此。没有Vision的人不会是大艺术家。我觉得这首诗,把极冷和极热的东西放在一起。“西风烈”,西风是冷的,烈是热的;“长空雁叫霜晨月”,这是冷的;“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然后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苍山如海是冷的,残阳如血,又是热的。冰冷、燃烧的感觉。纯粹从美学上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人生宇宙具有诗人的直觉,把人生看得深透,诗中的苍山如海,似乎是讲中华民族和悠久的文化。至于残阳如血……那个“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残阳如血啊!“而今迈步从头越”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既有强烈的悲剧性,又有强烈的乐观主义……

胡伟民:诗里蕴藏着某种极为广袤的内容。

傅聪:诗人对宇宙有一种直觉,所以,我不是像有些人那么庸俗地去理解他的话。比如讲原子战争,他说没关系,全世界人死光了中国还有许多人,重新建设一个世界嘛,是不是?(笑)我觉得里面包含的意思就是他对现在的世界并不很爱,人世间相当肮脏,这个我同意。人类算是比动物高一点,又并不高多少,事实上常常比动物还低,动物没有思想,是大自然的规律性控制它的,人会思想,会运用规律这么搞一下,那么搞一下……我觉得,从词诗里看,他的道家思想相当的多,看得很深奥。

我再说一点,我父亲有一面也很可怕的。为了原则,他真可以……他那个性格,是Robespierre[34]的性格,当然,你们从信里看得出,不至于那么冷酷,可是也够可怕的……我也受了他影响,我和我的第一个太太(她是美国人,美国著名音乐家梅纽因之女),为了她弟弟的事情,发生过冲突。她弟弟到越南打仗,她和她妈妈很着急。我说:“我一点也不同情,他要死在越南,死有余辜。”她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的亲弟弟呀。”我说,他可以不去打嘛,他是个人,他有思想,他可以,英文叫做“Conseusualobject”,这个意思是,因为知道而拒绝参加战争嘛。当然,采取这种行动后,可能他不允许在美国住下去了……但是,你有理想,你就要承担理想的责任。我的太太对我讲:“你对我的弟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就回答她:“越南死了千千万万人,他们不是人吗?你们整天就那么滥炸……”这方面,我跟我父亲一样,原则上产生分歧,大义灭亲是可以做得到的。他做得到,我也绝对做得到。唉,如果我做了对不起民族、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他绝对可以亲手把我打死,没有问题,绝对做到。不过有时想想又很可笑,(笑)人都渺小得很,干嘛要这样,啊?(笑)……我的天性比较像妈妈,心肠比父亲软得多,比较温厚。可是,我父亲对我思想上的影响,打下的烙印是很深的。我没有办法丢掉,已经成为我整个生命的一部分了。

胡伟民:你也特别谈到过,他毕生都在寻找东西方文化对话,这一点上,他从两个方面都影响了你。

傅聪:对呀。

四、悲壮的境界,尽管在艺术上很美,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亲身经历它,却是很可怕的。

胡伟民:还有个问题,你父母亲去世的消息,你是很快知道,还是隔了很久才知道?

傅聪:……很久才知道。他们是9月份死的,我是11月份才知道的。不过,我已经心如死水。你想,从5月到10月份,我没有收到他一封信,我完全知道……8月份,我在香港,9月份在日本,天天听到无穷无尽可怕的事情。

胡伟民:八九月,是个高潮。

傅聪: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一个个死了。死以前受到的折磨,我们都听到了。那时候,我们简直不能过日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国家发疯,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不可想象。

胡伟民:你去英国后,你父亲的信中,似乎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傅聪:开始第一部分信,他并不是责备我,他又不能完全不责备我。这是很微妙的,事实上,他是没有责备我。这个,我想当初鼓励他和我通信的那些领导人,心里也很明白。这个账……我第一次回国,两位老人——王炳南和夏衍请我吃饭,在北京饭店。王炳南1958年时是驻波兰大使,一定为我做了好多检讨。他见到我,抓牢我的手啊,直流眼泪……我想,他们当初也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情,现在他们更清楚了,我要那时候回来的话,也许就没有我这个人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傅雷家书》,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了。

胡伟民:我还听说,傅雷先生和你母亲的骨灰,由一个不知名的女孩保留了,是吧?

傅聪:对,对的。我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她不愿意见我。她要维持“神秘女郎”,我很欣赏,很尊重她。这是个不要立名立言的人。

胡伟民:这是我们中国人身上的美。我想,希望往往就在这里。她有个执著的信念,总有一天,把两个优秀的人的骨灰交回到他们的孩子手里。所以,她就冒充自己是傅先生的干女儿,去办了这件事。她有信心、有耐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傅聪:是的,中国元曲里也有这样的悲剧。在最绝望的时候,还是抱着信念,苍天有眼……

胡伟民:有一种悲壮的美。

傅聪:不过,我们往往被悲壮所迷恋。4年以前,我在四川看到岳飞写的字,在武侯祠看到《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我就直流泪,直流泪啊!时间过去1000多年了。字,表现了这个人的人格,看得出来。我觉得,我能体会到他写这些字时的内心忧愤……我回来看到一个烂摊子,几乎有点绝望,不知道有没有希望,人的精神的堕落使我痛心得不得了……可是,看到这个,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不过,这种悲壮的境界,尽管在艺术上很美,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亲身经历它,却是很可怕的……我们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

胡伟民:当我站在西安秦兵马俑面前时,在精神上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辉煌,有创造力,同时又苦难重重……

傅聪: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民族很可怕,从项羽开始,他那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念《史记》的时候,我觉得气概真大啊,可中国的毛病都在这句话里面出来的。人人都说“彼可取而代也”。(笑)

胡伟民:我们需要新的鲁迅,要继续批判国民性。

傅聪:少一点英雄,多一点凡人,老子讲“圣人不出……”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圣人,也就没有那么多强盗了。

胡伟民: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讲学、开音乐会?

傅聪:今年不可能了。明年可能,后年是一定会回来的。要看我的演出安排,要顺路,因为我回来完全是义务劳动的。

胡伟民:还想问个问题,傅先生生前很喜欢种玫瑰花?

傅聪:是啊。“反右”以后,他根本不出门,什么人也不见,他就练练字,种种花……是几个朋友劝他,知道他性格很执著,引导他的注意力到别的地方去。他这个人,只要做一件事,就完全钻进去……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后来,我听说他种的月季花很大,很漂亮……

胡伟民: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花园给毁掉了。

傅聪:当然,第一天就全部毁掉了。

胡伟民:我想在剧本中写这样一个场面,月季花,玫瑰园的被毁,他的心理状态……老舍也类似,挨斗以后回家,看到100多盆菊花全被毁了,他就投湖自尽了。

傅聪:真可惜,那么优秀的人死了。应该有人写写他。

(原载《文汇月刊》198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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