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报纸[1]开始出现于唐代，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沟通中央政府与不断发展起来的地方藩镇之间的联系。重要藩镇设节度使（总管），其在京城所设办事机构称进奏院。古代报纸就是通过进奏院传递到各方的。现在广西地区，唐代属岭南道桂州总管府管辖。据《两京城坊考》记载，同属岭南道的广州总管府与桂州总管府在当时长安的崇仁坊内设有广桂进奏院。桂州总管府的行政首长为桂管观察使，其地位稍逊于节度使，但仍有进奏院报状专门向他提供京师的信息。唐代著名文人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运动失败，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改为柳州刺史。柳州为桂管十五州之一，因此他经常为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代拟文稿。在《河东先生集》中就载有他为裴行立代写的《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其中有：“右今月（元和十四年四月）三日，得知进奏官某报前件，贼以前月九日，克就枭戮者。”可见从李师道被诛，到上报朝廷，再由进奏官通报广西裴行立，前后不到一个月，就当时交通条件而言，这一新闻信息的传播也可称是相当迅速的了。裴行立得知这一信息后，再向下属官员发布观察使牒，刺史一级官员便是从观察使牒中得知李师道被诛的消息的。柳宗元以自己名义写的《柳州贺破东平表》中称：“即日被观察传牒，李师道以月日克就枭戮者。”到了宋代，进奏院由中央政府设置，古代报纸在广西传递已直接送到州一级官府了，边报传送尤见频繁。在明代，值得一提的是，南明桂王小朝廷偏安广西期间，仍然致力于在其有限的统治区域内发行“邸报”以沟通信息。这是史称“南明邸报”中的一种，它是古代报纸在广西活动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广西的近代报刊开始出现于维新运动期间。1892年4月在省会桂林创办了广西第一份近代报刊《广仁报》，次年8月该省商业重镇梧州又出版了《梧报》。以全国报刊出版排名榜计，桂林是我国第20个出版近代报刊的城市，而广西则是我国第11个拥有两个（含两个以上）办报城市的省份。可以看出，广西近代报刊的起步是滞后的，但就全国状况论，它仍然处于中游地位。
在这里，是中国人发动的政治改革运动把报刊推上历史舞台的（这和沿海沿江一些城市报刊发展的经历大不相同），首要人物是康有为。早在1895年刚值维新运动起始之际，他就来桂林讲学，宣传变革。1897年初在运动正向全国扩展的进程中，他再次前来桂林，除讲学外，组织学会，成立广仁学堂，并致力创办《广仁报》，把学会、学堂和报纸三者统一起来。他说，“桂林僻远，尚无报馆，何以开耳目而增见识”。可见，《广仁报》是康有为在广西为推行他的改革主张而兴办的，该报主笔和主持编务的都是康的门人：赵廷扬、曹硕武、况仕应、龙应中、龙朝辅等人。这可说是全国维新派报刊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广仁报》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和当地显要人物唐景崧[2]、岑春煊[3]、广西巡抚史念祖、臬台蔡希邠等人的支持分不开的。康有为两次来桂林的活动和改革主张，都得到他们的积极赞许，对其办报筹划也多方促进，经济上，广西巡抚拨款万金，其他大员也各捐巨款相助。正是由于有这样优越的条件，才使《广仁报》的出版发行得以顺利实现。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广东人，之所以不在广东而要在广西出版报刊，和能否获得该省当道支持密切相关。1896年秋，梁启超曾对广东政界要员仇视新学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4]，他们不在广东办报，这当是重要原因。
《广仁报》为木刻线装，刊期不定，内容有论说、中外新闻、地方新闻、中西译述、杂谈等，“多以外患日急，非变法维新不能挽救为中心问题，意在唤起国人发愤图强，开通风气”[5]。该报的体例和方针与当时维新派报刊具有共性，但它强调“专以讲明孔道，表彰实学”为主旨，却又表现出康有为托孔改制的特性。
《广仁报》为康梁系的维新派提供了一个新的报刊据点。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宣传上它和同系的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联成一气。比起《时务报》，《知新报》在这里受到更大的重视。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广西当局行文要求全省各府、州、县一律订阅《知新报》。
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两种报刊都告停刊，广西遂又成为无报的世界。
沉寂了长达7年之后，1905年报刊又再次在广西出现，最大推动力是新发展起来的政治斗争。新出现的报刊，其性质与规模都有很大变化，更出现了多元化倾向。至1911年不到7年间，所出报刊不下18种，是维新时期的9倍。出版地点仍是桂林、梧州二市，桂林最多，约13种。
这些报刊从政治上可分三类，即清政府官报、革命派报刊和立宪派报刊。
先说官报。这里指的是清政府所办近代报刊，它是庚子之役后清政府实行所谓新政中发展起来的。第一份是1902年末创始于天津的《北洋官报》，后扩及除新疆以外的各个行省。在1907年官报发展高潮中，《广西官报》在省府桂林问世。该报为综合性刊物，除“上谕”“奏章”“文牍”外，还有“本省要政”“京外要政”“本省学务”“杂报”等栏目，其体例是显然比原古代型官报先进了，刊期不定。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官府支持，一直出到广西易帜才终刊。该报由官厅派销，发行到全省各州县。与此同时，桂林还出有官办的《桂林白话报》，为广西白话报的最早一种。这类报纸，旨在维护清廷风雨飘摇的统治，不为读者所重视，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www.xing528.com)
最为活跃的是革命派报刊。自1907年至1911年短短5年间，兴办的报刊至少有9种之多，除少数省市外，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中国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大力开展国内斗争，云南、广西、广东是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不断高涨的广西革命形势是革命报刊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期间，广西（和一些外省）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员纷纷来省参加革命活动，这又为出版报刊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出版集中地点是省会桂林。最早出现的，是广西留日学生马君武、蒙经、卢汝翼。万武等于1907-1908年创办的《漓江潮》和《独秀峰》[6]，以及刘震寰的《民铎日报》，为时都很短暂，前两种合计只出三期。
1910年是重要的一年。5月出有由同盟会会员主持编务的《军国指南》月刊，出三期后因主持人革命身份暴露被迫停刊。接着在9月，同盟会广西支部机关报《南报》出版（创刊于广西支部成立之次月），支部秘书长赵正平（侯声）任主编和发行人。该报的问世是广西革命报刊的重要发展，出三期后也以“宣传革命”触忌，不准注册而终止，遂改名《南风报》于1911年2月出版，发行国内外，影响愈益增大。该报称：“发行以来，才及十期，不翼而飞于海内外者已逾万。北起幽燕，南暨越棠，西至川滇，东迄扶桑，莫不为灌输之范围。”[7]所说虽有夸张成分，但影响广泛，应是事实。该报一直坚持到辛亥革命爆发，广西光复后才停。
在梧州，革命报刊也有重要影响。首要的一种，是同盟会员甘绍相、杨立光、区笠翁等在1908年（一说1907年）创办的《广西日报》。它是革命派在广西出版的最早的日报，体例完备，内容丰实，孙中山曾派陈少白、柳亚子前来指导该报。武昌首义后，它为梧州的独立起过积极作用。在1908年革命派还创办过《梧州日报》。
此外，广西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刘崛等，还曾于1907年11月在东京出版《粤西》杂志，进行革命宣传，发行于京、沪、川、粤和广西的11个县市。
广西的革命报刊，呈现出积极发展的形势。这些革命报刊是在极其困难与复杂的政治条件下出版的。一些办报人是当时地方官府大员的下属（由巡抚张鸣岐为兴办新军罗致而来），有的是现役军官（如赵正平），他们的整个活动都是在官方注视之下，而桂林和梧州又无租界可作庇护。这就迫使他们在坚持革命的同时，对保护报刊的生存与安全问题作出多方的考虑。在宣传上着力采用曲折、隐晦等手法，甚至作出一些违心表白，如《南风报》公开宣称：“本报内容，自问不敢主排满革命……不敢诽谤朝廷”[8]等。正是这些斗争策略，使得革命报刊得以生存、发展、坚持到清廷覆没。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又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报刊的战斗性，削弱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作用。
广西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办报活动是在1909年各省成立咨议局浪潮中开始的，其主要报纸是1909年4月创刊于梧州的《广西新报》，由合股经营的有限公司承办，发起招股人有广西咨议局议长陈树勋和副议长、议员多人。它是广西第一份日出对开四至六版并有附张的大型报纸，标志着广西报业开始步入现代型行列。它有20多个栏目，新闻来源广泛，在国内一些重要城市设有分销处。该报持维护现行统治的基本态度，但对社会弊端时有披露，还就北京《京话日报》遭封禁事撰文抨击，要求“详订报律，明降谕旨，实力保护报馆”[9]。该报在广西光复后继续出版。
此前1908年夏，广西学界同人在桂林发刊《桂报》，“以振兴本省路矿，提倡地方自治为宗旨”，是在当时立宪运动影响下出版的，和正在全国猛烈发展收回路矿权的斗争相呼应。1909年广西旅京人士创办《广西杂志》，报道广西立宪运动和施行“新政”情况，在本省各州县都设有调查员。在桂林、梧州设代售处，并由各地中学堂、劝学所销售，在全省具有较大影响。
和海外革命派报刊与立宪派报刊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的情况不同，在广西两派报刊却常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如立宪派的《广西新报》，有同盟会会员参加工作，革命派的《广西日报》，却由立宪派报纸载文宣扬，劝人阅读。由于形势不同，在国内两派报刊之间论战的现象实已不多，但像广西两派报刊积极合作的情况，实属首见，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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