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魅力与影响

林语堂的故乡处于福建省闽南地区。闽南文化赋予了他原始的文化印记与人文滋养，成为他作品的创作源泉，从而形成独特的山地人生观。在对家乡文化的价值认同下，他全身心投入研究与对外传播闽南文化，成为闽南地方文化的积极传播使者。

（一）家乡文化的情愫

林语堂出生在闽南，长在闽南，从小说闽南语，喜吃闽南菜，沐浴在闽南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中。他熟识闽南文化，家乡文化给予他文化底蕴、人文滋养。林语堂的著作《赖柏英》《从异教徒到基督教》《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八十自叙》等，无不呈现着闽南地方文化元素。

1.思乡语体：闽南方言

闽南方言，于古代闽越语、吴楚语的基础上形成，历史上多次和中原汉语交流和融合，在唐末五代时期基本成为较为稳定的区域语言。在闽南地区，闽南语的语音语调也是“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会有些许差别。所以，闽南语成为闽南人身份的语体标识。林语堂有着深沉的闽南乡音情愫，成为他寄托思乡之心的语言载体。

林语堂暮年时选择归宿台湾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台湾和闽南地区距离很近，只有一水之隔；当地民风民俗与闽南家乡相似，而且同祖同宗；特别是台湾大多数人都说闽南话。在林语堂《来台后二十四快事》文章中，其对初次听到乡音的喜悦之情跃然于纸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话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林语堂阔别家乡三十余年，醇厚的乡音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落叶归根，在邻近的台湾可了其归根的愿望。他在《说乡情》文章中动情地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两三位女子……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她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从中可以看出，身为语言学博士的林语堂对闽南方言的热爱与迷恋。

林语堂熟谙闽南方言俚语，经常萦绕于心间的家乡和乡民，于是他用方言俚语创作了首五言诗，以此表达思乡之心：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芦荟药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查母（女人）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到（黄）昏倒的困 （睡），击壤可吟诗。五言诗将漳州地方的风土人情描述的很有趣味，用闽南话朗诵时朗朗上口。同时，也表达出林语堂对家乡浓厚的思念之情。

林语堂刚到台湾徜徉在街头时，随处飘出乡音，倍感欣慰。他在一家五金店附近时，听到店主带着一口纯正的龙溪话。《论买东西》文章中记载了这时的情景：“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我们一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硷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这种深切的感受，只有远在他乡之人才能深刻的体悟，“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和喜悦之情足可见林语堂的思乡之切。他虽长年背井离乡的生活，但心头始终缭绕于家乡的记忆。

语言功底深厚的林语堂，将闽南方言熟练地运用到文化创作之中，使闽南方言发挥出了独有的效果。在他的小说《赖柏英》中可以看出，将闽南语的人物称呼、特殊语句、特有语气等等体现得淋漓尽致：“看到柏英和祖父——她不照风俗叫他‘安公’，而是昵称‘阿公’。”“‘见见阿妗，来！’柏英用‘舅妈’的称呼对琼娜”。文中的“阿公”、“阿岭”称呼是闽南俚语，是对亲属的特有称谓。小说中还有阿叔、阿婶、罔仔、查某、番婆等称呼都是闽南语中独有的词语，不同的称呼呈现出不一样的感情色彩。“你一直和那个‘查某’来往？”，“外国女孩子不老实，韩沁是混血儿，半番婆……”。“查某”指的是女性，在不同的语境使用表达了说话人不同的情感，“番婆”也是闽南语中对女人的称呼，不过是对外国妇女的。在这里用这两个称谓，都含有贬义和蔑视的寓意，生动地表现了叔叔对新洛坚持要娶韩沁为妻的愤怒心理、以及对外国女人的厌恶，如果此处使用普通汉语称呼将无法充分达到应有的效果，也不能形象的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赖柏英》小说语言运用中还多次出现了闽南方言中独有的语气助词，“在田里做了一天，难怪嘛。”“我收到你的信，好乐哦。”“嘛”、“哦’、“耶”等等这些语气助词，也代表了不同的心理情感，呈现了闽南方言独有的魅力。

2.舌尖上的家乡：闽南食俗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闽南人逐渐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饮食方式与生活习惯。他们常喝功夫茶，喜吃卤面、蚵仔煎、炸五香、土笋冻、茯苓糕、萝葡糕、薄饼等特色地方小吃，在不同的节日、以及各种民俗活动中会做不同的食物以示庆祝或者用于祭祀，盛产龙眼、芒果、荔枝、菠萝和香蕉等热带水果。林语堂一直保留着家乡的生活习俗，并把这些食俗融入作品当中，让读者感知闽南的食俗文化，从舌尖上体味其浓浓的乡土味道。

林语堂对闽南的食俗非常熟悉。他在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中生动而详实的进行了描述，呈现了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闽南食俗文化。“大桌正中央有几个包裹——一包包干荔枝和干龙眼”，“新洛打开来，意外发现包裹里有一块甜粿，送者知道新洛最爱吃。甜粿四周绕着甜甜的荔枝叶和几颗荔枝核。”文中的荔枝和龙眼是漳州当地的特产，而甜粿是漳州的特色小吃。另外，文中还罗列出一大堆漳州特色食品，如盐水梨、柚子、香蕉、以及茯苓糕和浸渍橄榄等等。

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后，心中萦绕童年的时光，时常寻找舌尖上的家乡。台湾的食俗是与闽南地区非常相近的，这成为林语堂多少可以慰藉之处。虽已年近耄耋之年，林语堂仍记忆犹新，其作品《浮生若梦》呈现的家乡场景跃然纸上：“田园间农人牛畜耕作。荔枝、龙眼、朱栾等果树，处处可见。巨榕枝柯伸展，浓荫如盖，正好供人在下乘凉之用。冬季，橘树开花，山间朱红处处，争鲜斗艳。”尤其孩童时在那些荔枝树下追逐玩耍和偷摘的情景，记忆尤为深刻。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是“送灶君”的日子，闽南人有着独特的节日食俗，即吃一种叫糍粑的食物。林语堂认为这是闽南人聪明才智的表现。在台湾过年期间，当林语堂看到开放的水仙花时，瞬间将他带回到童年和家乡，“回忆少年时家里过年，堂上必有水仙花盘，清香扑鼻……闻到水仙花，我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红蜡烛、放炮、贡桔，还有我那一年只穿一次的黑袍……水仙花又使我想到家乡的萝葡糕。”家乡闽南的过年情景在林语堂心中开始萦绕。

另外，闽南地区的茶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文学家苏辙有诗云：“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闽南地区茶最有代表的是功夫茶。林语堂长期养成了喜好喝茶的习惯。他对功夫茶情有独钟。在其《茶与交友》文章中，他娓娓谈起“本乡中一种泡茶方法”，从赏茶的心境、器具的运用、泡茶步骤、以及品茶的旨趣，以鉴赏者的角度畅谈关于茶的雅事。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林语堂茶不离手；大都是他喜爱的冒着热气的家乡功夫茶。其女儿回忆时记忆犹新“有时茶烧得不沸，父亲喝一口，不满意地说：‘呀！洗碗水，不冷不热，怎么可以拿来喝呢？’而且父亲主张独用一只茶壶，专泡热茶用的”。可以看出，林语堂对功夫茶有相当的了解，从茶趣中体味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他的日常饮食习惯深受闽南食俗文化的熏染。林语堂将家乡食俗文化融入其作品当中，不仅借此诉说思乡之心，更说明了他对闽南地区文化价值的认同。

3.“一捆矛盾”的乡源：闽南宗教

闽南地区依山傍海，西南与广东相连，东南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中国较早与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汇的地方。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很早在闽南地区登陆，使得闽南地区出现各类宗教并存局面。闽南地区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其同时受到大陆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也使得闽南具有了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在这里相处。林语堂的祖母是基督教徒、父亲是一位牧师，而林语堂从小就生活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他自称的“一捆矛盾”也是源于此。

漳州坂仔村，是闽南地区的一个小乡村。据林语堂回忆，坂仔村既有基督教存在，也有佛教出现。幼时的林语堂对基督教和佛教印象是，两种宗教都被当地人所接受，而且共同生存、互相包容。父亲虽是基督信徒，但有时也不由自主的参与佛教活动。有一次，基督教堂里一个小孩掉进茅厕里。按照当地习俗，应该要由信奉佛教的人士为小孩更换衣服，然后送一碗汤面，而林语堂的父亲却代替佛教人士行法。

林语堂对家乡的佛教印象颇深。他在小说《赖柏英》中描绘到“婶婶沉迷于鸦片烟和佛教中，日子过得很自在，身心两方面也很平静。她通常每两个礼拜到外头的庙里烧香。这时候或是晚一点，她一定在念《金刚经》。”在新洛刚到家时“注意到，高高的栗木桌上，有两根蜡烛映着小小的木制佛像。陶土香炉立在中间，有很多烧过的香柱。”柏英和新洛母亲都要求他拜一拜菩萨，感谢菩萨保佑他平安归来。(www.xing528.com)

一生与基督教有不解之缘的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教，从游离到回归，再到最后自称“一捆矛盾”的文化归宿，可以说其思想深受闽南当地宗教的渐染。多种宗教的并存和广泛传播，是闽南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宗教彼此之间既相互碰撞，又相互融汇。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的氛围影响了林语堂的一生，也使林语堂的儒、佛、道、基督教的思想即存在矛盾又共生共存。

（二）山地文化观

林语堂生活于闽南山水之中，养成了闽南人的生活习惯。林语堂对故乡的高山显出独有的情感，他所具有的“性灵、幽默、童真、智慧”来自于这些秀美的山地。在他的眼里，家乡的山才是心目中的高山，“那真是令人敬畏、给人灵感、诱惑人的高山。一峰连着一峰，神秘、幽远、壮大。”在高山面前，所有的一切又显得那么渺小。人的渺小和山的伟岸渐染了林语堂，使他逐渐形成了“山地文化观”。

闽南的高山深深沁入林语堂心里，这样独特的高山地形特征形成的“山地文化观”，使其“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通过“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这样的山地文化观曾使他远离政治的喧嚣，退出政治的狂躁之态，使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生活。他在《八十自叙》中这样描述：“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他爱说话，就快人快语，没兴致时，就闭口不言。”林语堂的行为受山地文化观所左右，也影响了他的内心深处，“山好像会进入你的血液里一样”，使得“人、事业、政治、钞票”都看起来那么渺小。山地文化观使他形成“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意别人干涉我”的生活理念。林语堂之所以有这样的理念，是由于家乡的高山情结。他以高山为衡量事物的准则，追逐“自由与快乐”的目标，这正与道家“回归自然”的思想相同。

林语堂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的天性近乎道家。林语堂对道家的文化非常痴迷，认同道家顺乎本性、放任心灵的方式。小说《京华烟云》中的主人公姚思安和姚木兰父女，是林语堂创设的信奉道家哲学的人物。富甲一方的姚思安，年轻时自我放纵，到中年时幡然醒悟、浪子回头，到老年时走出家门、云游天下，享受人生的逍遥。姚思安不为物质所累，追求道家回归自然的理想。姚木兰深受父亲道家思想的影响，面对世间的一切，淡然处之。她顺乎自然，向往远离尘世的归隐生活。终于等到机会，姚木兰全家迁到杭州，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穿着朴素，经常亲自砍柴煮饭，过上了田园式的生活。姚木兰在其人生历程中深刻领会到了《庄子·德充符》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姚氏父女顺应天命，参透人生，看透生命，获得真正的自我。

小说《京华烟云》可以说是林语堂书写“中法自然”的人生观，而小说《远景》则是他表达“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想。《远景》中提到的奇岛，没有强权，也没有霸权；没有战争，也没有杀戮。那里有优美的高山，也有清清的河水，有阳光的海滩，也有大片的葡萄园和橄榄树。这些拥有美好的自然景色。岛上的居民和睦相处，生活的自由自在、轻松愉快。他们没有各种束缚，顺应自然，诗意的存在。这是林语堂闽南山水文化观的呈现，是对家乡文化的眷恋。

山地文化观使得林语堂拥有了和而不流、顺乎自然的闽南人文情怀。悠闲自在的童年、仁慈博爱的基督教家庭、兼容并蓄的当地宗教，提升了林语堂的文化内涵，使他推崇闲适的人生观与富于性灵的文学观，呈现了闽南山地文化的精神特质。

林语堂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环境之中，成长在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之下，却认同与家乡山地戚戚相关的道家文化。他推崇“幽默”，把“幽默”比喻成“人类心灵发展的花朵”，他在《论幽默》一文中指出“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林语堂推崇道家文化，认为中国的文学深受“幽默的道家思想”影响。他主张“闲适”，赞赏“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他提倡“性灵”，正如《论性灵》一文中所说： “性灵就是自我”，“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便叫性灵”，“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产生就来源于性灵，是个人内心的感受表达。暮年的林语堂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这被其称为“一捆矛盾”。事实上，他将道家文化思想阐发为“幽默”、“闲适”、“性灵”等理念，在此基础上阐释儒、释，又融合了西方的文化思想。《林语堂自传》中正是有着这样的描述：“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要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文中表现了林语堂中西融合的生活向往，儒家和道家，又加入西方文化的元素。林语堂的服饰观点也表达出，西装不合人性，而中国的长袍配上西方的皮鞋，却是舒适自在，体现了他中西合璧的服饰观。在林语堂的《我怎样买牙刷》《论躺在床上》《我的戒烟》等文章中，抒发了日常享受生活的乐趣。在林语堂的《记纽约钓鱼》《记鸟语》《春日游杭记》等文章中，书写了闲情自然的乐趣。《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讲述了闲时的生活、悠闲的格调等。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山地文化观。

所以，家乡的山地环境使得林语堂具有了崇高的山地情怀，将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建立起悠闲的文化格调，形成独特的山地文化观。

（三）对故乡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林语堂有着深厚的闽南文化底蕴，将当地文化元素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文学作品之中。他深知“闲适”的格调、“性灵”的个性均源于家乡的山水。林语堂在家乡附近的厦门大学任职时，挑起传播闽南文化的担子，组织大批文人学者探究闽南文化。暮年的林语堂定居于离闽南一水之隔的台湾，仍笔耕不辍的书写家乡文化、驰骋于世界文坛、传播闽南文化。

1926年初夏，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任职。刚到厦门就着手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和组建工作。到1927年3月，他离开了厦门大学。在厦大的近十个月时间，他积极投身于闽南文化的研究，开创了闽南文化等独特的研究领域，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研究，从学术上促进了闽南文化的传播。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时，林语堂担任总秘书，全力协助学者沈兼士主持国学研究院的科研工作。林语堂在国学院不遗余力推动了闽南文化的研究。

其一，林语堂提出了以现代科研思想和方法从事国学研究，注重把国学研究与民俗的调查研究充分结合起来。林语堂在1926年10月10日国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强调文化学者要注意对象“所蕴藏的区域”，注意广泛调查与研究“闽南各种方言社会以及民间的一切风俗习惯”，发掘当地各处古物。林语堂的演讲为闽南文化研究确定了学术的方向。

其二，开始着手研究闽南方言，也组建起学术专家团队调查和研究闽南文化，引起了国内大批专家学者关注地方文化。12月18日，国学研究院的第二次学术会议上，林语堂做了了题为“闽粤方言之来源”的报告，充分论证了闽粤方言的来源、以及闽粤人的历史来历和地理分布。林语堂撰写了《平闽十八洞所载古迹》文章，于国学研究院周刊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文中详实考证了福建民间传说中“杨文广平闽十八洞”所载十八洞的具体位置。

1926年12月13日，在林语堂大力推动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顾颉刚、林幽、孙伏园、容肇祖等大批学者创建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并着手从闽南开始调查地方风俗，同时他们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上陆续发表。从1927年1月5日到19日出版的三期周刊里，涌现了大量研究当地民俗学的论文。例如：林幽的《风俗调查计划书》、顾颉刚的《泉州的土地神》、陈万里的《泉州第一次游记》、林语堂的《平闽十八洞所载古迹》、子化的《云霄械斗记》。研究院周刊第四期虽然未能发行，但已有出版的目录。目录中有潘家洵的《观世音》、陈万里的《泉州第一次游记》（续）和顾颉刚的《天后》。可以看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启了闽南地方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其与林语堂的积极倡导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林语堂是近代研究闽南文化的先驱者，也是通过学术研究拓展闽南文化的传播者。

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后，由于他对家乡闽南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因此不遗余力的推动闽南文化的传播。《无所不谈合集》和《八十自叙》著作中，大量文章再现了林语堂孩提时代的生活、闽南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以及当地的宗教等等，呈现了作者闽南文化的记忆。林语堂在担任国际笔会台湾分会会长时期，倡导创办了《中华民国笔会季刊》的刊物，主持了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为闽台文化与世界文化搭建了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使闽台文化开始受到各国关注。作为文化传播的使者，林语堂充分利用文学创作的形式传播闽南文化，而且还使台湾文学走向世界，极大的促进了台湾文学与闽南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林语堂在其文化作品中满含深情地描述着闽南文化元素。文中抒写了闽南人的生活方式、闽南的方言、闽南的山山水水、闽南的风情、以及各种宗教等。林语堂的文化观根植于故乡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深沉的闽南人文品格的林语堂，为闽南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