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权力的互动对社会的影响

我已经讨论了导演和被采访者和影片参与者之间建立信任的必要性，通常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有时被采访者或影片中的被拍摄主体可能会感觉不舒服。有时被采访者会表现出愤怒。更经常的是被采访者会压抑自己的愤怒，但与导演之间产生裂痕。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在迈克尔 · 艾普特的影片《人生七年》第七集看到。在艾普特的《人生七年》中被采访几年之后，其中的一位女性参与者突然告诉艾普特，说他常常不听她说话以及她真正想要说的，而只是自私地追求自己的想法。

影片制作人和被拍摄主体之间的信任受损的另一个例子是发生在雷 · 穆勒（Ray Muller）的纪录片《莱妮 · 里芬斯塔尔精彩和可怕的生活》（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中。我们在整部影片中听到穆勒在镜头外不停地问里芬斯塔尔问题。他们经常对问题进行温和的辩论。在三小时的拍摄结束时，穆勒对里芬斯塔尔的回答感到不满，两人进入了一场争论。穆勒在最后的剪辑中留下了这段紧张分歧的镜头片段，为故事增添了情绪维度。

事实上，很多时候参与者或被采访者是一个困难的角色，你必须谨慎对待他们。这是当法拉马尔兹 · K.拉哈巴尔（Faramarz K. Rahber）制作影片《拉合尔的驴》（Donkey in Lahore）时发生的事情。在影片中，一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布莱恩爱上一个名叫阿珀尔的巴基斯坦姑娘。随后，布莱恩成了穆斯林，改名为阿米尔，并去拉合尔追求他的浪漫爱情，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永远不能单独与阿珀尔在一起，不得不借助翻译。这种对爱的追求持续了两三年。在此期间，拉哈巴尔长时间拍摄和采访了布莱恩。拉哈巴尔导演向我描述了这个过程：

采访布莱恩是非常困难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的瞬间心情。甚至有时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会是一件大事，几乎不可能。他并没有直接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但他经常使我很为难。

他还说，我有时“命令”他为摄像机做这做那，这是我在拍片时很少做的事，除非我是绝望了。我让他举个例子，他说我是在用翻译强迫他和阿珀尔谈论发生在他们结婚不久之后的离婚。他继续说，“你强迫我说这些，是因为你觉得这些可以用于你的伟大的电影。就是因为你强迫的结果，我们谈到了离婚，我们最终再次用争吵来结束！你只想着电影，而不是我们。”(www.xing528.com)

我试图向布莱恩解释，我对这些谈话的建议不仅是为了影片，也是在给他制造机会。我告诉他：“你一直希望有这样的场合，能够在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下与她交流。”我还说，“显然我正在制作纪录片，这些时刻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趣的。”最后我再次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尽我所能，不要求他做任何事情，就为了让他感觉舒服一点。

摘自Faramarz K-Rahber to Alan Rosenthal，Australia，September 2005

可以从这一切中吸取任何教训吗？我想是的。一个教训是，你必须对周围每个人的心情和情绪都非常敏感，并预期和扭转越来越不满的情绪。第二个必须思考和坚持的观念是，参与者或被采访者的动机可能与你的很不一样。因此，你可能需要采取行动，以满足他们的期望，如果你不这么做，这部影片可能就眼睁睁地被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