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环境考古启示

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不论种类和数量都极其丰富，继三星堆考古发现之后，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灿烂和辉煌。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很多与环境考古有关的资料，还有成都平原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这类资料，对深入揭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现在就让我们对此做一些探析。

从地理环境看，宝墩文化六座早期古城遗址已显示了古蜀先民从盆地西部边缘沿着岷江流域向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推进的趋势。如芒城遗址就位于青城山麓和文井江古河道（岷江支流之一）上游，面向着南面呈扇形展开的成都平原。崇州双河古城遗址和紫竹古城遗址则位于文井江中游的味江河与泊江河汇合处。新津宝墩遗址位于文井江（古代又称西河）即将汇入岷江处附近，仍处于成都平原的西部边缘。温江的鱼凫城遗址、郫县的三道堰古城遗址则已进入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根据参加实地调查和考古发掘人员的介绍和论述，这些早期古城址均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而在年代关系上则有早晚先后之分。古蜀先民走出岷山沿着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最先修筑的可能是宝墩古城与芒城，后来由成都平原边缘地带往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区迁移，相继修筑了温江鱼凫古城和郫县三道堰古城等，再往以后才是三星堆古城的崛起和兴盛。这些古蜀早期的兴衰迁移可能有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部族之间的强弱兴衰，以及古蜀王国的政权更替；也可能有自然方面的原因，比如洪涝灾害对居住环境乃至古城（包括大型聚落）造成的危害等。这两方面因素很可能是交错在一起发生作用的。三星堆古城在殷商时期的兴盛与湮没，很显然也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以此来看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完全符合古代蜀人往成都平原腹心地区迁移发展的趋势，而它的兴衰也与前面所述两个方面原因有很大的关联。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情形，那就是在古蜀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多部族联盟的状况。从远古时期起，直至秦汉之际，古蜀国境内始终是戎伯众多部落林立，有着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大大小小的部落或氏族。这些散居在成都平原上的氏族部落都有各自的聚邑，有的还择地筑城，便于抵御洪水发展农业，繁衍生息。20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这些早期古城或古遗址可能只是其中较少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例证，更多的则已湮没无闻了。从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来看，古蜀国虽然富庶却不够强大，这也与部族众多而相互间的联盟共主社会结构相对比较松散有很大的关系。如《史记·张仪列传》记载秦惠王召集诸臣讨论伐蜀之计，司马错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史记·西南夷列传》又有“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或“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或“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记述^[81]。《华阳国志·蜀志》《汉书》等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在秦灭蜀后，由于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些“戎伯”就是指原古蜀国各氏族部落的首领^[82]。据蒙文通先生将各种文献记载中的有关资料加以综合统计研究，古代巴蜀境内就有百数十个小部落，每个部落首领都是小诸侯，就是所谓“戎伯”，或为邑君邑长，而记载中的“群蛮”与“百濮”则是部落联盟。“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巴蜀的疆域也只能说是所联盟的疆域。”“巴、蜀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两个联盟的盟主。巴、蜀也一定伙并了一些诸侯来扩大自己的境土。到秦汉时还能考见的邑君邑长，大概只是些残余了。”^[83]这些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林向先生也认为：四川盆地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坝子，形成一串连绵不断又互相间隔的农业社区与人烟村镇，古蜀文化区就是这种“坝子文化”“戎伯文化”的集合体。“正因为有了成都平原这个高度发达的古蜀文化的核心，带动这些小坝子上的发展不平衡的文化综合体的氏族部落，才形成了一个在华夏文化圈内独特的经济文化区域。”^[84]

宝墩文化六座早期古城址，很可能就是一些早期氏族部落散居在成都平原上的大型聚邑。三星堆遗址起初可能也是一处古蜀某个氏族部落的大型聚邑。随着这个氏族强盛而成为统治者，三星堆也就成了殷商时期古蜀王国的重要都城。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关系和文化遗存说明，三星堆文化遗存经历了几个阶段，前后延续的时间很长，“在川西平原是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至商末周初或略晚”^[85]。考古工作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是蜀人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长达2000年的物质发展过程的遗留”^[86]。这些都证明了三星堆遗址由起初的聚邑发展为王国都城的过程。金沙遗址也不例外，大规模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关系和文化遗存说明，在年代上它与三星堆遗址相衔接并略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起初也是古蜀某个氏族部落的栖息之地，到商周之际它才发展成为一个昌盛的大型聚邑，并取代了衰落湮没的三星堆而成为成都平原上新的文明中心。金沙遗址的兴盛和重要地位的确立，还开启了古代蜀人在成都地区修筑城邑的先声，为后世奠定了以成都为中心统辖四川境内各部族的社会生活格局。因此，将金沙遗址称为成都的母本之城应该是不过分的。

根据古籍中的记载，古蜀国的农业起源颇早。《蜀王本纪》中有“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的说法^[87]。可知在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已经有了早期农业，但开垦种植的规模有限，人烟也比较稀少。《华阳国志·蜀志》中对此也有类似记述，按照任乃强先生的注释：“湔水，今彭县北海窝子河是也，出‘关口’注于沱江（郫河），古称‘湔水’……汉在都江置县云‘湔氐道’，后遂改称湔县。又后遂混称都江堰为‘湔堰’。本书所谓湔山，亦谓湔县之山。”^[88]也就是说鱼凫王朝的农业垦种主要是在成都平原的西部边缘（今都江堰附近），同时还保留着渔猎的习俗。而从考古资料看，此时的鱼凫王朝统辖下的一些氏族部落已经沿着岷江支流逐渐往成都平原腹心地带迁徙。《华阳国志·蜀志》又有鱼凫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的记载。可知到杜宇取代鱼凫成为蜀王的时候，古蜀国的农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考古发掘揭示了当时“金属农具极少，可能还是以木制农具为主”^[89]，但杜宇王朝确实是古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不仅蜀国的疆域此时大为扩张，“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而且杜宇大力发展农业的举措对巴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这一遗俗在后世仍有广泛流传，直至20世纪上叶，四川一些地区的农民仍将杜宇敬奉为保护农牧之神。

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器物证明古蜀王国在殷商时期已形成灿烂的青铜文明，有着繁荣的稻作农业，这对文献记载所述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殷商时期的三星堆应该是古蜀内陆农业文明发展到鼎盛阶段的真实写照。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城很可能是鱼凫王朝的都城。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城是杜宇王朝的“瞿上”城邑遗址。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这座古城是由鱼凫王朝的故都发展而来的，在古蜀杜宇时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后来由于开明氏夺取政权而被废弃^[90]。这些分析看法虽然见仁见智，但在鱼凫时代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杜宇时代已经形成了可以媲美于中原地区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区域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则是不争的事实。金沙遗址在年代上与三星堆遗址相衔接，其初始阶段很可能与杜宇时代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石雕跪坐人像和石虎来看，栖息于此的古蜀部族有着强烈的崇虎崇石观念，与古籍记述的开明王朝的崇尚习俗极为相似，还有出土的大量象牙也可能与开明氏族有关。由此推测，金沙遗址很有可能是开明氏族的早期繁衍栖息之地。至于古籍记述中的古蜀历代王朝同考古学编年上的对应问题，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和尚待填补的空白，需要透过“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91]的神秘传说色彩，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

中国古代的农业主要分为两大系统，黄河流域北方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则主要是稻作农业。根据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已经种植黍、稷、粟、麦等旱作物，长江流域也开始种植水稻，至少都有七八千年以上的历史。关于中国栽培种植水稻的起源，学术界曾有源于云贵高原、华南、长江下游、黄河下游等多种说法。有学者根据现代用酶谱类型来分析亚洲水稻的地理分布规律，认为“还是倾向于从西南的起源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进入四川长江上游，一直到陕西；中路从粤北桂北经湘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92]。据有的学者统计，20世纪中叶以来在我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已有78处左右，其中63处属于长江流域，9处属于黄淮流域，还有广东、福建、台湾各两处^[93]。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不同分布状况显然与南北地域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境内虽然尚未发现早期的稻作遗存，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国很早就已成为一个生产水稻的中心。《山海经·海内经》中已有对当时农业状况的描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山海经·西山经》记述了当时的“神祠礼”，要“糈以稻米，白菅为席”。《华阳国志·蜀志》说秦灭蜀后，“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蒙文通先生说：“可知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94]如此庞大的米产量足以说明古蜀国生产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稳定的聚居条件和丰富的水资源对当时发展稻作农业是非常有利的。除了水稻，当时还有其他多种农作物。家畜饲养在当时也可能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员从事渔猎活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情景。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盘蛇

金沙遗址出土的动物造型中有多件石盘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从它们的风格特征和用途来看，很可能与当时昌盛的稻作农业有关。其中已经公布的一件石盘蛇头长6.6厘米，身长41.8厘米，通高5.4厘米，重915克。采用蛇纹石化橄榄岩雕琢而成，并做了通体打磨^[95]。其形态呈盘曲的S状，三角形的蛇头微微昂起，扁嘴大张，使用彩绘的方式描出了圆形的黑色眼眶和瞳仁，用朱砂涂抹了眼珠、口部与头颈等处。据考古工作者介绍，出土时石蛇与石虎共存，加上其带有巫术色彩的涂朱使用方式，推测这些石蛇可能也是古蜀族祭祀活动中的使用物，也可能是具有图腾意味的崇拜物。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多件残断的铜蛇，腹部有鳞甲纹饰，蛇头与背上有镂空的刀形羽翅，蛇头宽大上昂，蛇眼呈圆形凸起，尺寸长大犹如蟒蛇，形态十分生动。同时出土的还有蟠曲状的蛇形器，上有黑彩绘成的纹饰。^[96]这些写实性很强、同时又有浓郁神化倾向的巨型铜蛇很显然应是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中的一种崇奉象征。三星堆遗址范围内也出土有一件石质雕刻的蛇形器，现陈列于三星堆博物馆内，被称之为“蛇鹰阴阳形器”。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在形态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未做神化夸张，在尺寸上明显小于三星堆风格华丽姿态舒展的铜蛇，而且做盘曲状，在质地与造型上都有差别，显而易见应是古蜀部族的使用物。金沙遗址石蛇与三星堆铜蛇展示出的应是一种使用等级与规格上的不同，石蛇为部族之物，铜蛇为王国都城之器，这也为探讨金沙遗址与三星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衔接和演化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尽管有这些差别，但石蛇与铜蛇所体现的象征含义则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古代蜀人的一种崇奉象征。推测商周时期的古蜀族群中很可能有崇蛇的部族，与崇虎的部族、崇鸟崇鱼的部族一样都统属于古蜀文化范畴，同时又保留着各自部族的一些崇尚习俗。金沙遗址出土资料揭示的石虎与石蛇亲密共处的情形，很可能透露了崇虎部族与崇蛇部族相互联姻的信息。此外可能还有崇鸟部族和崇鱼部族的联姻。古籍中就有黄帝娶嫘祖、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大禹娶涂山氏女、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为妃等记载。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典故，可知古蜀时代部族或氏族之间的通婚联姻是较为常见的现象。

三星堆出土的铜蛇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析弄清的是，金沙遗址石蛇与三星堆铜蛇体现的究竟是什么象征含义。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稻作地带的先民们自古就存在蛇崇拜，这一古老的现象可能远早于龙在南方地区的出现。如何星亮先生就认为：“龙是蛇图腾的神化，是在蛇的基形上形成的。”^[97]日本学者安田喜宪先生也认为：“长江流域自远古时就存在蛇崇拜，由此产生了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伏羲和女娲为人头蛇身。在苗族神话中，伏羲和女娲结婚，诞生了各个民族。”并说“日本最强有力的祖神也是蛇。把蛇作为神来崇拜的信仰在8000年前的绳文时代就已存在。”^[98]我们知道，蛇是世界各地较为多见的爬行动物，在气候温暖、水源丰富的南方稻作地区尤为常见。《山海经》中就有关于蛇的大量记述，既有常见之蛇，也有神化了的或作为图腾象征的蛇。如《山海经·北山经》说“其神皆人面蛇身”，“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山海经·中山经》说：“其中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又说：“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还有“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又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又说：“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山海经·海外北经》则说：“钟山之神……人面，蛇身。”又说：“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海外东经》则有“食稻啖蛇”与“食稻使蛇”的记述，又有“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的记载。在《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等篇章中也有“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的记录^[99]。凡此种种，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通过上面援引的记述，可以归纳出几点看法：一、蛇在古代先民心目中有着久远的神秘感，如认为蛇与旱灾或水灾有关即是例证，因此形成了对蛇敬畏崇奉的习俗。二、人面蛇身是古人对蛇加以想象和神化的产物，具有浓郁的图腾意味，并成了古人崇拜的天神象征，如伏羲、女娲皆为人面蛇身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三、操蛇、使蛇、珥蛇、践蛇之类可能都是古代先民们带有巫术色彩的祭祀方式，反映的可能是巫师将蛇（可能是活蛇，也可能是石蛇、铜蛇）作为法器道具用于祭祀仪式的情景。祭祀的内容可能与禳除灾害祈求丰产等有关。许多稻作地区的古老部族可能都有这一习俗。四、在古人的崇尚观念中，操蛇、使蛇、践蛇可能还有人神沟通的寓意，或者说是巫师借以表达他有沟通人神能力的一种方式，蛇也可能是巫师之类借以通神的一种可以“践”“乘”的神秘工具。总之，古籍记述的这类资料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对我们探析金沙遗址出土石蛇的含义和用途是有重要参照作用的。

《山海经》中的“乘龙”与“践蛇”图

古代先民对蛇的敬畏和崇奉与蛇的一些自然属性可能有较大的关系。首先是蛇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蛇能通过蜕皮而获得再生，蛇的繁殖能力也很强，两蛇交媾的时间往往很长。先民很可能正是由此而联想到了子孙的繁衍和五谷的丰登。伏羲女娲蛇身交缠在一起便体现了交媾繁衍的寓意，人面蛇身也就成了人类祖神的象征。其次是蛇的蜕皮化身与蜿蜒游动的形态常给先民以神秘的联想，往往将天空中的闪电、虹霓、风云雨水与蛇联系在一起，如南方客家人就有将闪电称为“火蛇”的遗俗，又比如古代有不少关于蛇与旱涝的传说，“这些都表明古人以为蛇与雨水有关，于是人们敬蛇、祀蛇，并把它神化”，“把蛇视为主宰雨水之神”，直至把蛇神化成为龙^[100]。再者是蛇在古代并非都是先民们的亲近之物，特别是毒蛇往往造成对人畜的伤害，从而引起古人对蛇的戒备与提防，可能正是由于此而形成了对蛇的敬畏，加上原始思维中对蛇的联想和神化，从而使蛇成了崇奉的象征。对蛇的敬畏崇拜在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区域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古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等地都流传有蛇的神话传说和对蛇神的崇拜信仰。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对蛇的崇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蛇的神化，崇尚的极致便是将蛇演变成了龙。“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龙的地位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蛇仍然不失为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物。”^[101]例如《山海经》中既有许多“乘龙”之说，又有大量“践蛇”的记述，反映的便是龙蛇信仰并存的现象。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也有充分的揭示，出土器物中既有神采奕奕的铜龙，也有栩栩如生的铜蛇，说明龙与蛇在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金沙遗址出土的多件石蛇则反映了栖息于此的古蜀部族对蛇的特别崇奉，也透露了商周时期成都可能是个多蛇的地区，这与当时稻田众多应有较大的关系。

句芒乘龙

怪神操蛇

禺强践蛇

禺虢践蛇

弇兹践蛇

不延胡余践蛇

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虽已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但开垦种植的农田面积恐怕仍是有限的，并未遍及全境。当时的人烟也不能用稠密来形容。古蜀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些大型聚邑附近，境内许多地区可能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林木，由于河流众多和排洪的不畅，境内可能还有大片的沼泽和湿地。这种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自然就成了各种鸟兽栖息繁衍的乐园，也为古代蜀人的渔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0年夏，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古蜀国开明王朝晚期（约相当于战国早期）的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出土的棺木都用巨大的楠木刳凿制成。其中最大的一具长约18.8米，直径约1.5米；其他有的长度略短，直径却达1.6～1.7米，加上棺盖则高达2米；最小型的棺木直径也在0.8～1米左右^[102]。这些体型庞大的楠木至少要生长数百年才能达到如此规模，很可能是开明王朝就地取材制作而成，可知成都平原在春秋战国时期仍有大片的原始森林。类似的船棺墓葬在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广元昭化宝轮院、成都、新都、大邑、蒲江、彭县、绵竹、郫县、什邡、荥经等地皆有发现^[103]。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船棺墓葬是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巴蜀地区特有的一种丧葬习俗，而且也透露了四川盆地境内林木茂盛的情形，这些出土的古代葬具显然都是取材于附近所产的巨木制成。金沙遗址考古发掘也发现了巨型树根。最近在成都地区的新繁镇大墓山村附近又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古代乌木群，据报道介绍，直径大都在1米左右，多系三千多年前的原始森林在地质变化时埋没于地下隔绝空气硅化而成^[104]。这些都为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生长着大片原始森林提供了例证。前面曾引用《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述，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这一万多艘大舶船需用大量的木材制作，显然也是就地取材制作而成，如果成都平原没有大片的森林是难以完成的。成都平原林木茂盛的情形可能延续到秦汉之际，由于大量砍伐和开垦才彻底改变。

金沙遗址发掘出土有成片的鹿角和野猪獠牙，数量非常惊人，反映了当时狩猎活动的活跃，也说明了当时动物数量的众多。《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不仅产稻，百谷自生，而且禽鸟甚多，“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有类似记述，说“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105]。这些都是当时鸟兽众多、动物群聚的写照。鹿与野猪都是群聚性动物，喜欢在森林与草木茂盛的地方栖息出没。大量的鹿群与野猪栖聚于此，与当时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无关系。三星堆金杖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的图像告诉我们，商周时期的古代蜀人已经能够熟练制作和使用长杆羽箭，他们不仅用箭来射鱼，而且可以用箭来猎取陆地动物。大量的出土资料告诉我们，渔猎在古蜀时代始终是古代蜀人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使在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杜宇时代和开明王朝时期，狩猎同畜牧一样仍然有其重要地位。《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又说开明王朝“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都是对当时情形的真实记述。古代蜀人喜欢射猎，在后世仍有反映。《史记·货殖列传》说卓氏迁蜀居于临邛，因冶铸铁器而“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106]，即是古蜀射猎遗俗的写照。

成都商业街遗址出土的大型船棺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鹿角，其用途和含义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将鹿角用于巫术活动或祭祀仪式的习俗。如在远古时代的欧洲，岩画中就有描绘巫师头戴鹿角的形象^[107]，表现的是巫师戴着鹿角在做祭祀舞蹈和施展巫术威力的情景，其目的可能与祈求丰育有关。美洲印第安人也有使用鹿头向太阳祈祷求得丰产的仪式，有的部族则有在鹿头柱子下跳祈雨舞的做法。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古代先民相信戴着角冠具有促使生物丰育的巫术力量，所以角冠与鹿角之类便成了举行祈求丰育仪式时使用的重要“法器”^[108]。此外，在古人的心目中，鹿角还具有辟邪的作用。在商周时期以及春秋战国的墓葬中出土的镇墓兽大都以鹿角作为冠饰^[109]，即体现了辟邪的寓意。值得注意的是，在楚国墓葬的出土器物中，有的禽鸟头上和身上也饰有鹿角。如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立鹤，湖北江陵雨台山166号楚墓出土的虎座立凤^[110]，便是最显著的例子。装饰在青铜立鹤头部与彩绘漆器虎座立凤背上的鹿角，显得分外张扬，极大地增添了鹤、凤的神奇感，可谓“集壮、美、奇于一身，令观者神旺”^[111]。有学者认为，鹤、凤装饰的鹿角“与其他镇墓兽一般，也具有禳灾驱邪的作用，大概是可以肯定的”^[112]。也有考古学者认为虎座立凤背上的鹿角为龙的象征，表现的是龙凤共身、足下踩虎、引魂升天（楚人借凤以引导所招之魂，借龙以飞升上天）、除恶辟邪的含义^[113]。虽然对装饰的象征含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认为鹿角有驱邪与辟邪的作用则是一致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鹿角与野猪獠牙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鹿角镇墓兽

除了鹿角与巫术的关系和辟邪的作用，鹿在古人心目中还是一种祥瑞的动物。《诗经·小雅》中已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描述。后世因之而有“鹿鸣宴”的流行。古籍中又有“德至鸟兽，则白鹿见”的说法。《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则有“老子乘白鹿”与得道成仙者乘白鹿的记述，《列仙传》又有仙人所骑之鹿乃龙所化之说^[114]。古人想象中的神异瑞兽麒麟就是从鹿演变而来，在后世位居“四灵”之首，有时亦称为天鹿（或做天禄）。《汉书·西域传》有“乌弋……有桃拔、师子、犀牛”的记载，孟康注文说：“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115]可知天鹿（天禄）或辟邪在古人心目中都是神异之兽，是祓除不祥的象征。鹿在古代又是巫师通神的工具或乘坐的脚力，是龙虎鹿三蹻之一。在汉代的画像砖上常见有仙人骑鹿的画面，便是鹿蹻通神遗俗的反映。在古希腊神话中，鹿也常常作为神祇的坐骑。有的古老民族还将金色的鹿角视为太阳光芒的象征。总之，这些都说明了古人对鹿的重视。

画像砖上的“戏鹿”图（四川新都出土）

有了这些对比和借鉴，现在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鹿角，它们的用途和含义就比较清楚了。首先，这些鹿角与经过专门挑选的野猪下犬齿以及美石之类堆积放置在一起^[116]，应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其集中分布区位于“梅苑”考古发掘区的北部，多达1300余件的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金器、铜器、玉石器）以及象牙堆积坑都是在该发掘区内出土的。由此推测，它们都与金沙遗址统治者的祭祀活动有关，这些鹿角显然也是古蜀族举行某种祭祀仪式后的遗存。其次，巫风甚炽是古蜀时代的一大特色，这些鹿角很可能也是古代蜀人巫术行为方式中的使用之物，其用途可能具有厌胜的性质，体现的主要是辟邪的功能。再者，古蜀族使用这些鹿角可能也有祈求丰育的含义。希望部族繁衍强盛，这对任何古代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古蜀族的祈求丰育可能还包含了希望五谷丰产、畜牧兴旺、百物繁荣的意思，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利于部族的昌盛发达。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总是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情景，祭祀活动更是形式多样，往往展示出多重含义。金沙遗址出土的鹿角在用途上显然也体现出了丰富的含义，是探析古蜀族崇尚习俗的重要资料。与鹿角堆积在一起的野猪獠牙，可以参照鹿角与象牙在祭祀活动中的作用，在用途上可能也有某些类似的用意，体现的很可能是禳灾驱邪、祓除不祥的含义，同样是一种巫术行为，带有厌胜的色彩。附带提及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三枚虎牙，牙根部均有穿孔，表明可以穿系后作为饰物使用，显示了古代蜀人对大型猛兽獠牙的喜爱珍视之情。由此可知，古蜀族对象牙的崇尚，对野猪獠牙的重视，在观念上和习俗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仙人骑鹿”画像砖（四川彭县出土）

四川盆地境内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这里不仅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有大量的各类动物和植物可供古代蜀人狩猎和采集，而且有着丰富的玉石与矿产资源，为古代蜀人制作玉石器和发展青铜冶铸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众多的河流和丰富的水资源也为古代蜀人捕鱼、灌溉农田、发展稻作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发生洪灾时，也给古代蜀人带来很大的危害，甚至造成聚落和城邑的毁弃。因此，治理水患也就成了古蜀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蜀王本纪》说杜宇时代发生大洪水，派鳖灵决玉山泄洪才获得了治水的成功，这应是对当时真实情形的记述。由于治水，还发生了开明王朝取代杜宇统治的政权更替。三星堆古城有穿城而过的古马牧河，金沙遗址则有穿城而过的磨底河，都说明了古代蜀人在择地筑城和建立大型聚邑时对水源的重视。马牧河如今已成了很窄的河渠，磨底河故道也已湮没，但它们在商周时期很可能是宽阔而重要的河流。磨底河给金沙遗址古蜀族的生活既带来了便利，也可能在发生洪水时带来过危害。在对金沙遗址做深入研究时，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考古资料。

总之，成都平原上历年来的考古发掘积累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环境考古资料，给了我们丰富的启示，对揭示古代蜀人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深入探析古蜀历史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6～7页。《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0～11页。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50页、153页图版五四，第413页、417页、421页图版一六八。

[3]《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略》，《文物》1961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一版，第130页。

[4]《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6]《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一版，第91～94页。

[7]《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8]［澳］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雷雨、罗亚平译），《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第30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9]［美］罗伯特·W.贝格勒《四川商城》（雷雨、罗亚平译），《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72页。

[10]［唐］杜佑《通典》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一版，第1279页。

[11]陈德安《浅释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边璋”图案》，《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第8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395页、398页。

[13]江玉祥《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201页。

[14]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89页。

[15]王宇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467页。《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16]成都文物考古所编著《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第66页。

[17]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第43页。周群华《从考古和文献资料看巴蜀文化的内聚和外衍》，《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第9页。

[18]黄剑华《天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168页。

[19]《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校释）第一册，学林出版社1984年4月初版，第286页、308页注［六七］。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398页。

[2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1065页。

[22]王国维《观堂别集·卣跋》，《观堂集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一版，第1204页。

[23]罗振玉《殷墟书考释》，石印本一册，1914年12月。《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9月第一版，第53页。

[24]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9月第一版，第60页、61页。

[25]王守谦等译注《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429～1431页。

[26]黄永堂译注《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第628～631页。

[27]《楚辞·天问》今本作“一蛇吞象”。郭璞注《山海经》引文作“有蛇吞象”，王逸注引作“灵蛇吞象”。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331～332页。

[28]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9月第一版，第63页。

[29]曾与谭继和先生闲谈，他也认为“想象”一词与古人怀念远去的象群有关。

[30]史岩编《中国雕塑史图录》（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第29页图三二，第34页图三九。

[3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64页、167页图八四，190页、197页图一〇八。

[32]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第1页。范桂杰、胡昌钰《彭县竹瓦街再次发现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3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22页、150页。

[34]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05页～506页。(www.xing528.com)

[35]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162页、168页。

[36]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第315页、293页、294页图二〇三，图版一六三。

[37]江玉祥《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202页、203页。

[38]《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9月第一版，第889页。

[39]见《淮南子·汜论训》《国语·鲁语》《广雅·释天》《法苑珠林·六道篇》等记载。

[40]《全汉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2月第一版，第414页。

[41]媒体报道《成都象牙王一睡3000年》，《成都商报》2003年4月22日第四版。

[42]朱章义、刘骏《石卧虎一》，《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2～184页。

[43]张擎《石卧虎二》，《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5～187页。

[4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坛》，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60～62页、33页、35页图二二、38页图版七。《三星堆传奇》，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3月出版，第131页图、107页图。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340页图、370页图。田自秉、吴淑生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上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226页图、227页图。史岩编《中国雕塑史图录》第一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第46页图五三。

[4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55页。《洛阳出土文物集粹》，朝华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45页图20。

[47]史岩编《中国雕塑史图录》第一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第39页图四四。

[48]贺云翔《虎纹石磬》，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694～696页。

[4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169页、174页、178页、188页、190页、201页。

[50]杜正胜《人间神国——三星堆古蜀文明巡礼》，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3月出版，第29～30页。

[51]张擎《石卧虎二》，《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7页。经观察核对，所述玉璋2001CQJC：141，应为2001CQJC：136才对。

[52]朱章义、刘骏《石卧虎一》，《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3页。

[53]王方、孙华《铜兽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52～53页。

[5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325～328页、219页、33页。

[55]刘家胜、吴维羲《青铜之光耀三星》，四川美术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40～41页。参见日本《三星堆》巡展图册第174页图，朝日新闻社1998年出版。参见《三星堆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第106～107页，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3月出版。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第67页称“青铜虎形饰，商代，长43.4厘米，宽13.2厘米，1995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出土”；第70页称另一件为“青铜龙形饰，商代，长38厘米，1984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出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在有的图册中（如《三星堆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则将仁胜村出土的这一件也称为青铜虎形饰。从这两件的造型风格看，无论是身躯、四肢、长尾、头部，都一样，区别仅在于耳朵与鼻部略有变化，表现的显然都是虎的形态。

[5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近十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1月第一版，第1777～1778页。

[57]段邦宁《伏羲与龙虎文化考——论濮阳西水坡遗址的龙和虎》，《中华第一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259页。

[58]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第36～39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9月第一版，第318～325页。

[59]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史的考古学探讨》，《亚洲文明》第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10页。

[60]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第29～30页。

[6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10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第一版，第2840页。

[62]［唐］樊绰《蛮书》卷十，《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丛书》第1辑，巴蜀书社影印本1998年10月第一版，第50页、51页。

[63]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76页。

[64]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294～295页。

[65]李昆声《云南考古学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314页。

[66]［汉］司马迁《史记》（唐代张守节正义）第2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一版，第507页。

[67]黄剑华《天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81～82页。

[68]［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五，重庆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第219页。

[69]［宋］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五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线装本1986年1月第一版。

[70]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181页注二。

[71]四川博物馆编《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图41、图46。四川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第9页图十一，第13页图十五，第18页图二二，第145页图一七一，第146页图一七二，图片文字说明见第217页、218页、226页，成都出版社、澳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72]钱玉趾《巴族与蜀族文字考辨》，《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205～209页。

[73]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99页。

[74]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176～179页，第193～194页，参见图版11、图版14。

[75]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第1144页、1147页注［36］。又《艺文类聚》卷六引《隋巢子》，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新一版，第107页。

[76]李绍明《从石崇拜看禹羌关系》，《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夏禹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31～41页。

[77]《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图九一、图九八、图二一六、图二四八。

[78]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图八七、图八八、图九三。

[79]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图156、图267、图177、图184。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第68页图22，巴蜀书社1987年2月第一版。《中国美术全集·画像石画像砖》图九〇、图一四五、图一四六、图一四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

[80]［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十一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5月第一版，第3129页。

[81]［汉］司马迁《史记》第7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一版，第2283页、第2991页。

[8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194页。

[83]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30～31页。又《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99～200页。

[84]林向《古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寻根》1997年第4期，第9页。

[85]《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第1页、14页。

[86]陈德安《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第66页。

[87]《全汉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第一版，第414页。

[8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第118～119页。

[89]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182～183页。

[90]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52～61页。

[91]李白《蜀道难》诗句。《蜀王本纪》中则有“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之说，又有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的说法，见《全汉文》卷五十。《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蜀王本纪》则说“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这些说法常给人以神异迷茫、不可捉摸之感。

[92]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1辑，1985年。

[93]陈文华《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第27页、59页、68～69页。

[94]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第64页。又见《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228页。

[95]唐飞《石盘蛇》，《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88～190页。

[9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325页，326～331页图一七八、图一七九、图版一二三、图版一二四、图版一二五。

[97]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第383页。

[98]［日］安田喜宪《龙的文明史》（蔡敦达译），［日］安田喜宪《日中携手，创造美丽的地球家园》（吴明泽译），《神话祭祀与长江文明》，文物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17页、271页。

[99]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94页、95页、119页、148页、216页、263页、266页、277页、295页、306页、311页、426页、459页、485页。

[100]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第377～383页。

[101]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198页。

[10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78页、94页。

[103]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元市昭化宝轮院船棺葬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四川博物馆《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四川省文管会等《蒲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第5期。赵殿增、胡昌钰《四川彭县发现船棺葬》，《文物》1985年第5期。王有鹏《四川绵竹县船棺葬》，《文物》1987年第10期。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发现战国船棺葬》，《考古》1980年第6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104]参见报道《罕见古代乌木群惊现新繁》，《成都商报》2003年5月2日A5版。

[105]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05页、455页。

[106]［汉］司马迁《史记》第10册第3277页，第9册第3000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9月第一版。

[107]朱伯雄主编《世界美术史》第一卷，山东美术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82页。

[108]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286～287页。

[109]皮道坚《楚艺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104～110页，图五四，图五五，第16页图一四，第139页图七五，第163页图八八。

[110]皮道坚《楚艺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112页图五六，12页图一一。

[111]张正明《楚文化史》，参见图版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139页。

[112]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303页。

[113]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92页。

[114]［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新一版，第四册第1647～1649页。

[115]［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6月第一版，第12册第3889页。

[116]朱章义、张擎、王方《金沙村遗址概述》，《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