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对经济价值的提升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权益保障的影响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距今已近百余年。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经历了起伏变动，然而却“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并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除了传统的个体资本所有制、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外，还有法人资本所有制与国家资本所有制；在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并实施了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司实行职工参与决策与持股计划；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上，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多样化，除了市场机制外，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调节；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家行政机构的权限不断加强，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和新现象，某些学者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相距太远，必须放弃这种观点。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否已经过时？邓小平曾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成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5]当代资本主义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仅获得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也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实现了新的发展。

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变化的根本推动力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以及接踵而至的科技革命推动了人类经济的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第一位变革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变革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对“人”的因素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极大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其中包括劳动者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心理素质、操作技能等各方面。对“物”的变革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作用于劳动资料变革和更新劳动工具，提高工具效能，在生产工具变革中，从传统的操作方式中解放出来，实现高效率、智能化。高新科学技术给传统产业带来了质的变化，过去主要是用机器代替和节约人的体力劳动，而现在广泛采用计算机的控制和监视设备，使用多种多样的电子计算机以及智能化的各种机器人，代替了人的脑力劳动，提高了人们认识客观和改造客体的能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科技手段，进一步促进了工业、运输业和通信业的现代化，也推动了农业、商业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1999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美国为60.0%、英国为70%多、德国为63.8%、法国为71.5%。目前，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5%左右上升到70%—80%。新科技革命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使得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蛋糕越做越大。

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显示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十月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主义制度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变成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在更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更多的国家得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力量空前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挑战，促使资产阶级在吸取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指导下，国家试图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然而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市场经济的缺陷暴露无遗。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利用计划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这启发着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利用国家的集中权力，发挥国家有关部门管理经济的职能，借助于行政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运用计划、政策、法令、金融、税务、财政、价格、投资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程度陷入滞涨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日益抬头，然而在现实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的缺陷也日益暴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意识到计划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需要灵活使用。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在企业生产中，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曾开展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出重大让步，进行某些社会改革。其中就包括重视职工参与管理，实行经济民主，实现职工持股计划。根据W.E.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中的有关资料，在美国有34万家的美国公司推行了各种各样的利润分享计划。有6000家公司推行“雇员持有股票计划”，其中包括西尔斯—罗伯克百货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东方航空公司等。“雇员持有股票计划”在这些公司的推行，使工人们产生了一种充满活力的责任感，在生产率、高质量和低成本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对社会关系的调节手段，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但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具有积极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那些不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旧的生产关系，新的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的生产关系必然将不断出现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借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经济发展的“强心剂”和缓和劳资矛盾的作用，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它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无止境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律。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还存在，只要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还发生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来看，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最大剩余价值的攫取依然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财富的创造者依然是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劳动者。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中产阶级不直接拥有生产资料，主要凭借所拥有的技术专长和知识掌握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并对工人阶级行使管理和监督权。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资本职能的执行者，它依赖于资产阶级，而与工人阶级有一定矛盾；另一方面，作为没有资本所有权的专业技术人员，它又是劳动者，与资产阶级有矛盾。因此，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中产阶级往往倾向于改良而反对革命；在劳资矛盾和冲突中，中产阶级往往发挥着调和矛盾的作用，是推动社会趋于稳定的力量。但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又是不稳定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产阶级会发生两极分化，一部分人上升为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人会沦落为无产阶级。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工人阶级中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在高额利润许可的条件下，拿出其中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造成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这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过时。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虽然使资本主义的存在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它所采取的调节和改良手段必将最终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16]这些矛盾在国内的具体体现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然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攫取本能，科学技术的应用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虽然科学技术实现了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得以改善，然而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并不表示工人被剥削的地位被改变。福利制度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长远利益的破坏。福利制度支出的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工人阶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工人参与管理，持有小额股票，这仅仅是资产阶级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股票持有人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成为股东和资本家。对于小股东而言，购买小额股票只不过是一种储蓄性的投资，他们掌握的资金量有限，所得股息只相当于存款利息。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掌控股权的是那些拥有大量股票的大股东和大资本家，他们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17]

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以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它的剩余价值率1909年为130.0%，1950年为236.7%，1987年已高达364.7%。1996年世界排名前29位的大公司中，有18家利润的增长少则10%—20%，多则40%—60%，其中微软公司达57%。[18]

与此相应，大资本家由于拥有数量极大的财产，因而得以用金钱来操纵政治。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处于无权和受剥削的地位，在政治上就无法与资产阶级分享平等的政治权利，只能忍受其统治和压迫，并且这种统治和压迫随着经济上剥削的加深而日益加重。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也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及产品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由基本矛盾而决定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经济危机仍将频繁发生。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第一，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为了应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第二，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第三，当代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波动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第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来摧毁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使其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从而把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转移到发达国家。世界体系外围国家陷入越来越悲惨的状况。第五，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更加趋于不平衡，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将进一步激化。当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夺原材料、商品销售市场、人才、高科技研发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虽然各国之间也有协调或合作，但它们独特的经济利益最终使得矛盾无法调和，只能不断升级。第六，资本积累无限扩张趋势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手段使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像野火一样在全球蔓延，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提供消费市场和劳动力。然而这种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却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问题。美国学者伊斯特凡·梅扎洛斯指出：“列宁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二战’后帝国主义……进入全球霸权帝国主义阶段，即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一个代表全球资本的‘全球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严重结构危机时，全球资本的这一愿望尤其迫切。……美国公司和美国霸权的力量得到了压倒优势的发展，而不是所有发达国家。……无论是富国与穷国之间，还是富国、穷国内部，两极分化都大大加深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繁荣，而是一幅更多剥削、压迫，更多动荡、战争的全球霸权帝国主义画面。原因是资本的逻辑是服务于利润而不是服务于发展的。”[19]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凭借着科学技术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学习借鉴，使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发展空间，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矛盾暂时有所缓和，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它仍然具有自我调试、自我修复的能力，仍然具有容纳和推进现代生产力的能力。然而这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以及传统的三大矛盾，资本主义在调整旧矛盾的基础上，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列宁所分析的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过渡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过时。俄罗斯科学院罗·雅·叶夫泽罗夫指出，列宁关于“过渡的资本主义”的论断是极为正确的，因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在西方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化趋势大大加强，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基本属性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情形，其中包括剩余价值的私有化向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因素”的形成也明显加快。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生活、社会保障到政治的上层建筑领域，都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分，甚至出现了“世界最发达的部分正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运动”的情况。总之，现代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于过去的社会。因此，列宁关于“过渡的”资本主义的论点已为后来的社会发展所证实。[20]科索拉波夫教授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价值。列宁的一些论断仍然不容置疑并为实践广泛证实。[21]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认清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特别是全球化以及所处的历史阶段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目前不仅是一种趋势，同时也是一个事实。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究竟经济全球化是否就等同于垄断资本的国际化，还是经济全球化能够逃避被垄断资本宰制的可能性？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该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吗？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所面对的时代大课题。

经济全球化与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并不等同。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一国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过程。它包括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企业经营的全球化等。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是指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具体包括借贷资本输出，即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银行、企业把资本贷给其他国家的政府、银行或企业；生产资本输出，即在国外直接投资，独立创办企业，与外国资本合营，或者收购外国已有的企业等；商品资本的输出，主要包括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各种对外证券投资、私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对外贷款、私人在国外的房地产投资和存款；私人对外开展商品和服务贸易、政府及其所属的金融机构的对外贷款；政府的对外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向国际机构的投资等。经济全球化与垄断资本国际化具有巨大差异。

从时间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起源要比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早。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联系的初始化阶段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到16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描述了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22]“在英国，……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3]“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去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24]根据列宁的分析，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临近20世纪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25]过剩资本与垄断组织的形成，成为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资本输出在20世纪初期大大发展起来，取代以前的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新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

从外延上看，垄断资本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之一。经济全球化囊括生产、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哈贝马斯在《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四个显著指标：国际贸易在地域上的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强；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促进了短期投资，加快了资本流动；跨国合作投资的发展，且这种合作越来越独立于本国生产基地；从“门槛国家”出口的工业品直线上升，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了它们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基础上，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造。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外延要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重心经历商业资本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以及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历程。垄断资本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内容之一，但它遵循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个逻辑，“它主要体现和反映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即资本的运动与控制。因此，垄断资本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更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26]。

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内涵不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实质问题更多的是强调一般市场经济制度的扩张，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则侧重于是谁的全球化这个问题。垄断资本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当前形势下，垄断资本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

虽然经济全球化与垄断资本国际化存在着诸多差异，然而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垄断资本凭借其优势地位，不仅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向着它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获利。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组均衡的实际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总是更有利于在力量上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具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控制力，它们就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和支配地位，制定并推行符合它们利益要求乃至价值观念的全球市场制度和市场规则，以保证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积极发动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所在。而与此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就不可能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就不可能具有主动权和支配权。由此看来，当今全球经济的制度安排是遵循着有利于强者的“弱肉强食”法则，因而可以说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就是美国的全球化。[27]正是从这个角度，新左派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引狼入室，被新帝国主义绑架。新左派的观点看到了垄断资本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提醒我们关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利用强大的金融资本，以借款、投资、购买原材料等形式掠夺发展中国家，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垄断资本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将内部矛盾输入到全世界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作的表现。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资本输出的辩证分析对我们应对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方面，不可否认，强势的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凭借垄断地位尽收渔翁之利，使大部分利润流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并非是纯粹的恶。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利用比较优势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以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获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资本，将国外先进的资金技术引进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亚洲四小龙”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证明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性。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评估和应对卷入全球化后的风险。关起门来搞建设，在这样一个地球日益变小的时代断不可行。

【本章注释】

[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www.xing528.com)

[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11][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6页。

[12]布成良：《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批判及辩护——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13][德]卡尔·考茨基：《帝国主义》，史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7页。

[14][英]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陆俊译，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16]凌宏彬：《是科学理论还是“薄弱环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论”辨析》，载《江淮论坛》2002年第1期。

[1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18]《“四个如何认识”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第117页、第115页。

[19]伊斯特凡·梅扎洛斯：《今天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是什么》，楚全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9期。

[20]刘淑春：《俄罗斯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新评说》，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1期。

[21]熊乐兰、詹真荣：《国外学者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综述》，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25]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26]齐兰：《垄断资本全球化问题理论探讨》，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8期。

[27]齐兰：《垄断资本全球化问题理论探讨》，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