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反法西斯勇士荣获诺贝尔奖

1940年的春天，三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亲密合作者，在巴黎过着各自的平凡生活。此时此刻，他们彼此之间虽然还没有太多交集，但都置身于战争的阴云之下。

刚满30岁的雅克·莫诺，因小儿麻痹症导致的左腿残疾而免除了兵役。眼下他一边在巴黎大学（索邦）教课，一边搞动物学方面的课题研究，同时为拿到博士学位做准备。时年19岁的弗朗索瓦·雅各布，正念医学专业二年级，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而38岁的安德烈·勒沃夫，时任巴斯德研究所微生物生理学部门的负责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他在专业领域已略显身手。

这一年5月，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迅猛踏来，法国大部分地区随即沦陷。不甘做亡国奴的雅各布痛别故土，逃往英国后加入了活跃于斯的“自由法国”抵抗组织。莫诺和他的老师勒沃夫留在巴黎，目睹侵略者暴行，义愤填膺。他们先后也参加了抗击纳粹的法国抵抗组织。

起初莫诺从事的是一些地下报纸的发放工作。他的好友、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匿名在《战斗报》上发表社论和随笔，号召广大读者积极采取行动，抵抗德国侵略者以及他们的法国合作者。这些地下报纸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勒沃夫则在抵抗组织的安排下，将被德军打下来的几位盟军飞行员秘密收留在他的公寓中，等待地下网络把他们送出法国。

莫诺一直期盼着能够干些“大事”，更直接地参加对抗侵略者的行动，为此他把自己的妻子以假身份安置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他放开手脚后做的主要工作，是带人收集武器弹药，策划破坏德军的行动和给养，另外也发送传单和搜集情报。

做这些事情常常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生命危险。莫诺在好几位战友陆续被盖世太保发现和逮捕，遭到流放或处决后，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躲进勒沃夫的实验室。有一阵，他还把一些情报资料藏在了另一个实验室的长颈鹿标本中——它的腿骨是空心的。

对法西斯与日俱增的愤恨和对敌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促使莫诺反复思考：如何进行程度更高也更为有效的抵抗运动？他决心放下意识形态的成见，走出冒险的一步，加入共产党第一次发起对德国人的武装暴动时成立的一个组织——党的自由射手（FTP）。

表面上，莫诺过着跟以往没什么两样的生活。白天，他给学生上课或在实验室从事专业研究；晚上，他通常跟一些年轻的音乐家在一起，演奏乐器，交流心得，还受邀担任了合唱团的指挥。

有一天，当国家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开始用德语排练巴赫的曲子时，莫诺提醒说：“不要忘记，在成为希特勒的语言之前，德语也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语言。”这番在当时可谓大胆犯忌的话，学生们心领神会，他们对莫诺的勇气和才能钦佩不已。

斗争在深入。莫诺受命负责招募受过军事训练的新成员，让他们训练和领导其他战斗人员。由此他在FTP获得了一个昵称：“元帅”。其后不久，他又被委派为FTP在一个新的超大型抵抗组织——法国内部抵抗军（FFI）的代表，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法国解放战役，协调盟军登陆前后的抵抗运动。

FFI开展的工作卓有成效，它很快就成为盖世太保追查的头等目标。不断有人被捕，危险一步步向莫诺逼近，他发现，他的“双重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了。为此他不得不在不同的地方住宿，还不断地更换化名，甚至化装出行，相关行动变得更为隐秘。(www.xing528.com)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因要紧急复印上千份宣传材料和文件，一天夜里，莫诺带着一名女助手，悄悄来到了实验室。他们从烧瓶上拔出两个大号橡胶塞，给复印机的四个脚做了“鞋子”。半夜时分，他们脱掉鞋子，带着油墨、蜡纸和两手提箱的纸张，偷偷溜进办公室，蹑手蹑脚地把机器搬到走廊，开始复印。黎明时工作完成后，他们再把机器搬回去，将材料、物件打包拉走。街上的警察所见，似乎只是一对正拖着箱子准备出门旅行的亲密情侣。

在对敌斗争中莫诺表现出了非凡的见识和组织才能。他曾敦促和指导抵抗组织成员利用一种不易察觉的特殊方式破坏火车（例如用锥子在连接火车风管的管子上打眼），从而堵塞铁路。他还设置了一条秘密情报渠道，给盟军攻击德军提供参考：高优先级的破坏目标是弹药仓库、汽油和油料储存设施、战争物资的生产工厂；那些无法从地面破坏的设施则是空袭的目标。在盟军准备登陆时，他又负责安排接收空投武器、炸毁铁路和情报侦听等工作。

尽管莫诺处在抵抗运动的关键性位置上，成为许多事件的中心人物，但他在紧张的对敌工作中依然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实际上，在巴黎沦陷的1940年末，他就在研究细菌时发现了“二次生长”现象：给细菌两种作为能量来源的糖类，它们会先消耗其中一种，再消耗另一种。于是他推测：细菌在利用另一种自己不喜欢的糖类之前，会先把自己最喜欢的糖类用光。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成了莫诺20年后取得重大成就的起点。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一门把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融合在一起，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现象物质基础的学科——分子生物学，渐渐地有了一个雏形。当时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生命的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储存和传递信息，亦即遗传密码能够代代相传。他们将“承载遗传信息的最小单位”称为“基因”。可当时没人知道基因到底什么样，它“寄存”在哪里？也没人能够解释：分子如何携带遗传信息，以及这种信息是如何在分子水平上进行复制的。

1944年，美国生物学家奥斯沃德·艾弗里及其同事通过细菌转化实验证实：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细胞中的一种遗传物质，它在决定遗传性状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生物都包含DNA分子，即储存制造蛋白质的遗传指令分子。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人们逐渐明确了基因的本质，即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

生命科学方面的新进展让莫诺欣喜不已。战后，他又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巴黎大学动物实验室，全力投入科学研究。可是，他的工作并不受校方重视。他的老师勒沃夫知悉，就邀他加盟自己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微生物生理学系，任实验室负责人。多年以前，他正是听从勒沃夫的劝告和指导，改用大肠杆菌进行生理学研究，在实验中发现了“二次生长”这种异常现象，挖到了基因调控研究的一座金矿。

1950年，另一位反法西斯勇士雅各布，受兴趣驱使，带着伤残之躯，也“投奔”勒沃夫而来。思想活跃的雅各布善于钻研，又长于实验。他帮助勒沃夫用细菌接合方法分析研究溶原性噬菌体的遗传性，同时与莫诺合作研究蛋白质合成的遗传调节机制。莫诺把微生物学中酶适应的谜题与更复杂的生物体中细胞的差异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意识到，理解了微生物的基因是如何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特定的酶，就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基因作用的过程与细胞的辨别。

在做了关于细菌乳糖调控代谢的一系列实验之后，莫诺和雅各布大胆提出：应当另有一类不稳定的、寿命很短的RNA（核糖核酸），把遗传物质从DNA传递到核糖体上去，并在那里与核糖体结合，指导核糖体合成蛋白质。他们将这类担负信使作用的RNA称为信使RNA（mRNA）。后来证明，mRNA确实是遗传信息的中间载体、蛋白质合成的真正模板。mRNA的存在确定之后，破译遗传密码等一系列分子生物学的重大发现接踵而至。

1965年，莫诺、雅各布和勒沃夫“因为他们关于酶和病毒合成中的遗传控制方面的发现”，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三人在科学研究中的亲密合作关系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也在科学界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