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吐不快：中苏关系揭密俄罗斯档案探秘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以及第十卷里有几件档案都涉及斯大林，其中毛泽东谈到斯大林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损害，谈到自己同斯大林不愉快的交往，都是极重要的史料。这里就从第六卷里的《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1956年3月31日）这一件档案说起。

这一次谈话的起因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奉命前来听取毛泽东对这件事的反应。说起斯大林的错误问题，毛泽东就有话可说了，真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很长时间里，他对于斯大林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对待他本人的态度，已经积累了太多的不满。现在既然请他谈意见，他当然要好好地谈一谈了。一句总话，毛泽东说的，“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第六卷，第205页）斯大林究竟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发出过哪一些不正确的指示呢？毛泽东举出了好几项。

一项是：

在1926年，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把国民党看成中国革命力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斯大林说，应该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服从国民党。这是一个大错误，它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的独立工作。（第六卷，第204—205页）

这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这个致命的决策，导致了中国那一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却诿过于陈独秀，说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革命。其实这个“右倾投降主义”，完全是、仅仅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这里毛泽东说到了斯大林1926年的讲话。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就是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作。请看他是怎样评价当时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开展的北伐战争的：

通常不是把广东军队的北进看做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做广东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争，看做一些军阀和另一些军阀争雄称霸的战争。同志们，这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

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325、326页）

他说这些话之后四个多月，蒋介石不再是武装的革命，变成武装的反革命了。可见他原先的判断完全错了。这一错误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只能以失败告终。

附带说一件有趣的事。斯大林说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本来都是各有所指的。“武装的革命”就是说蒋介石，而“武装的反革命”就是说吴佩孚和孙传芳。可是后来有人把这些具体内容抽去，将它抽象化，它就变成了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例如，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作的结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就说：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3页）

这样来一个抽象化，就把一个完全不正确的论断变成了完全正确的论断。

毛泽东列举的斯大林又一项错误是：

在共产国际代表中共的王明和李立三，企图把中共的全部领导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批评王明和李立三错误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他们看作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我被他们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狭隘经验主义者。（第六卷，第205页）

这样直接攻击了毛泽东本人，当然更是他长期耿耿于怀的事情。1945年他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过王明李立三他们“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时又对尤金重提此事了。

斯大林的又一项错误是：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讨论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时，没有将对这些错误的彻底批判进行到底，以此为借口并据说是为了纠正中共三中全会的错误，过了3—4个月，共产国际将两名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派到中国，其任务为召开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然而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其中讲到要进攻大城市，夺取大城市，不要为争取农村地区而斗争。例如，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被国民党封锁的苏区，甚至消灭了小商业资产阶级，停止了一切内部贸易。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在1929年有30万战士的中国红军，到1934—1935年减少到25000人，而中国苏区的土地减少了99%。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党员人数由30万减至26000人。苏区同国内其他部分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商品，甚至没有盐。所有这些引起苏区居民的极大愤慨。（第六卷，第205页）

这些意见，也是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过了的：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不过有一点不同：《历史决议》只写是王明的责任，而和尤金的谈话中却说是米夫和王明两个人，并且指出他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明确地归咎于共产国际，归咎于斯大林了。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情况，这一份谈话纪要继续说：

王明及其追随者把国民党看作“新生力量”，它吸收一切精华，能够战胜日本。他们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保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王明分子企图以自己的六点方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十点方案。这个六点方案的作者是王明，不过这实质上是个投降方案。在推行这种政策时，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以头号权威自居。王明分子利用他们控制着武汉中共中央南方局（按：这里译文有误，应该是长江局）多数这一点，向军队和地方发出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例如有一次让我们感到吃惊，甚至在延安，按照王明的命令，把挂在墙上的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换成了“和国民党结成牢固联盟”之类的口号。（第六卷，第205页）

这件事，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也说了：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71页）

档案译本里的“十点方案”，应该译为十大纲领，指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团结。档案译本里的“六点方案”，指王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为六大纲领），这六大纲领取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项主张，并提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指挥”。这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对“十大纲领”的严重倒退。

当时王明的态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说了：

王明是1937年12月不知是从新疆这条路，还是从别的路由苏联回来的。回来时，毛主席去机场欢迎，说：“喜从天降”。去机场的还有王稼祥等。王明一回来，大肆宣扬抗战主要的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领导权。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他认为只有蒋介石能抗日，认为张学良、共产党没有多大作为。王明的口号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不知道国民党根本不承认统一战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这些意思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里也说到过：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在这一篇和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了他对共产国际的总的看法：

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时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方面，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然而这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之类的“活动家”来到共产国际，他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信任王明胜过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最后一段工作时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那里工作时，有了某些改进，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和相信中共中央，不相信王明。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最关注东方。毛泽东指出，可以坦率地说，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错误的活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第六卷，第206页）

列宁在1919年建立共产国际，首先是为了让苏维埃俄国摆脱孤立的处境。它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各国去寻找愿意合作的人，在当地组建共产党。而共产国际就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指挥它们在当地进行革命活动，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活动相呼应。从此世界上就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谓共产国际，虽说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其实不过是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它名义上的负责人，执行委员会主席，不论是季诺维也夫也好，布哈林也好，或者是皮亚特尼茨基，或者是季米特洛夫，都是联共（布）中央任命的。实际上的决策者、掌权者就是联共（布）中央，在列宁死后，也就是斯大林本人。

平心而论，王明的确是共产国际忠实的代理人，对共产国际奉命唯谨。所以共产国际历任领导人都只认王明，不认毛泽东的。是季米特洛夫才认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想，恐怕这首先是斯大林的决定，当然季米特洛夫也是赞同这个决定的。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是政治家，他们考虑问题，首先是事业的利益。他们不能不看到当时的既成事实：毛泽东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这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领袖，树大根深，难以动摇；而王明长期居留国外，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大的基础。如果一定要抬出王明，也未必能够做到。何况毛泽东的不满只是放在心里，他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本人表现出了谦恭有礼的态度呢。

至于说这是“因为季米特洛夫不相信王明”，却是毛泽东不太了解情况。他大概不知道王明和季米特洛夫不但是共产国际长时间的同事，还有很深的私交。1937年王明一家从苏联回国时，把大女儿王芳妮留给了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因此她有了一个俄文名字叫做季米特洛娃。

在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很关心王明在延安的处境，为了改善王明的处境，他1943年12月22日还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措辞委婉的信，信中谈到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和王明受到冲击的事，说“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共产国际是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的。毛泽东说：“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第六卷，第206页）确实是这样。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记载：

1943年5月29日

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对毛泽东说来会是一条特大喜讯，这是我早已料想到的。但是，实际发生的事，还远远超过我的预料。

这消息来的正是时候。

中共中央主席一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的电报，就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召去。他们为之大感震惊。

毛接到这份电报，毫不慌乱，也不用考虑——他对该怎么办早已胸有成竹了。

政治局会议由毛主持。他宣读了电报全文，断言主席团的决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它过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务，起了很坏的作用。

毛泽东在他的应声虫的欢呼和赞美声中，向政治局宣布，现在时机已到，“可以而且必须召开盼望已久的党代会。”不要犹豫不决了。

刘少奇重复了毛泽东讲话的要点。可归纳如下：共产国际早就该解散了；它已经落后于时代并犯了严重错误；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困难（纯属中华民族特有的困难）；因此把事情办坏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128页）

这些意思后来毛泽东于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了：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99—300页）

在这篇与尤金谈话记录中，毛泽东说到了抗日战争结束时候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联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第六卷，第206页）

详细些说，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过去了。8月14日蒋介石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毛泽东8月16日的复电却是说他能不能接受邀请，还得考虑考虑：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这里说的“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毛泽东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在8月13日、16日发给蒋介石两份电报。前一个电报是反驳蒋介石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的，蒋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电报反驳说：“‘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第二个电报除了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外，更提出六项具体要求：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毛泽东的复电的意思很明确：“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他当然可以料到蒋介石不会接受这六项要求，他就有理由拒绝前去和蒋会面了。当时人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态度颇为傲慢的电报，大都作这样的猜测。

更让人没有意想到的是，毛泽东的态度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接着的两份电报就都显得通情达理并且很有礼貌了：

8月22日的电报：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延安

8月24日的电报：

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毛泽东态度变化的原因，就是在这篇与尤金谈话记录中说的“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这件事，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回忆说：

这时，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这样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二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主席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重庆，已于8月22日电告蒋介石。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这件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也说到了：(www.xing528.com)

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的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搞不太清楚。关于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第397页）

斯大林这一份电报的署名，胡乔木特地指明是“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而档案译文说是以“联共（布）”名义发来的，二说不同。

与尤金的谈话纪要接着又说了一件事：

在1947年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在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却坚决主张同蒋介石缔结和约，因为他对中国的革命力量抱有怀疑。（第206页）

这里的“1947年”是“1949年”之误。页末有编者注：“原文如此，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苏联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内战是在1949年1月。”这一条注文是对的。如果是1947年，那就显然还没有到“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

1949年1月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就这个问题的来往电报都收在这一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里。1月1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告诉他：

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类似的建议也同时发给了美、英、法三国政府。……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赞成在中国实现停战和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是否同意，请告知。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第一卷，第346页）

南京政府的意图很明白：它是在已经战败的情况下，想经过调停人的调停，还有可能存在下去。斯大林的态度也很明白：只要中共不反对，他是愿意充当调停人的。1月12日，毛泽东回复斯大林的电报，断然拒绝了斯大林，斩钉截铁地宣称：

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战争是由南京政府挑起的，它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国人民已不再信任它。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该将政权交给人民，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至于苏联政府打算怎样答复南京政府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电报说：

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苏联参与调停是应当的），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第一卷，第349页）

毛泽东向尤金重提旧事，说斯大林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中国的革命力量抱有怀疑”。想一想就知道，当时斯大林怀疑的并不是中国的革命力量能不能够战胜蒋介石，这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事情了。他怀疑的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取得胜利这件事，是不是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也就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的：“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从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考虑，一个分裂的、内争不断的中国，比一个统一的、强盛的中国对苏联要更有利一些。

毛泽东在和尤金的谈话的记录中就谈到了铁托：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就是革命已经胜利以后，在斯大林心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不信任。斯大林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不曾有过这种情绪和这种议论。（第六卷，第206页）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也说了这些意思：

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说要看一看。讲话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并在二十三日作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1页）

纪要接着就谈到了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

毛泽东接着往下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我们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引者按：应该译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时至今日和国民党的条约在法律上继续存在？条约问题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说，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交谈时，我提出以国家名义缔结条约的建议，而斯大林避而不作答。第二次交谈时，为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有着同样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要求的电报。我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却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他说，“那样做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大肆宣扬，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回避和我的任何会见。我这一方面曾试图打电话到他的住宅与他通话，但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令我很不高兴，我决定再也不做什么，并在别墅里权且度日。后来发生了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国内游览。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经斯大林签署准备交付报刊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案透露了出去。这份文件报道了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4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在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类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所有这些也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交易。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第六卷，第206—207页）

他这一次访问苏联中不愉快的事，在《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七卷和第八卷里都有所反映。第七卷里面的《尤金致赫鲁晓夫函：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1957年10月30日）和《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1957年11月19日）这两件档案，正好作为1956年和尤金谈话这一件档案材料的补充。这时赫鲁晓夫已经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毛泽东就把许多责任推到莫洛托夫身上。前一件档案材料记载：

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他在各个方面对待我们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泽东回忆起1949—1950年在莫斯科关于条约、关于势力范围、关于股份公司的谈判，并且说，实际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谈，而他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商人，也就是说他在同我们讨价还价。（第七卷，第330页）

后一件档案材料说得更详细：

毛泽东回忆他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那时他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半月。他说，在此期间，“我同斯大林吵过几次”。斯大林憎恨我，在一次会见中，他（斯大林）组织了对我的“攻击”。第一个开炮的是莫洛托夫，第二个是贝利亚，斯大林最后作总结。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大体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毛泽东虽然是共产党人，但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说，他们还表示担心，在中国会出现“自己的铁托”。毛泽东指出，当时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是这次谈话的见证人。参加这次会见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极力使斯大林等人相信，在中国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毛泽东说，在这次谈话中，我基本上保持沉默，只是“内心里讥笑他们”，我不想反驳他们的说法，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事实。”毛泽东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不敢扣押我，最后为了挽回局面，才签订了1950年2月14日的条约和其他协定，把中长铁路还给了我们。

毛泽东强调说，对于争论的问题，斯大林不愿倾听我的意见。有一次他甚至扔掉了电话筒，中断了同我的谈话。另一次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已委托米高扬同我谈话。毛泽东说，当时曾想“让我们吞下两个我们不愿意吃的苦果”，第一个是所谓合营股份公司问题，第二个是最难忍受的问题，即在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叙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他说，当时蒋介石组织了对上海的疯狂轰炸，企图摧毁那里的工业企业。我们请求斯大林派一两个空军师去保卫上海，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空军。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莫洛托夫问：“我们能否把新疆和满洲看作是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原来是这样，只有在我们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苏联才会派两个空军师去上海。

对于这两个“势力范围”问题，是指在上述地区只能允许中国和苏联公民居住，禁止第三国公民在那里居住。毛泽东接着说，在谈判时我问莫洛托夫：对在东北居住的朝鲜人如何处理呢？在东北有150万朝鲜人，而且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莫洛托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此外，在哈尔滨还有相当多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新疆南部有巴基斯坦人（大概200—300人），他们在那里经商。我们根据同斯大林达成的这个协议，不得不把巴基斯坦人赶出新疆。（第七卷，第351—352页）

这就比1956年对尤金说的更详细具体得多了。

第八卷里，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1958年7月31日）这一件档案里，毛泽东在怀仁堂和来访的赫鲁晓夫会谈，两人的交谈有这样一些内容：

毛泽东：……有一个人名叫斯大林，他占领了旅大，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

……

毛泽东：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的主要错误，不是两个半殖民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知道，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给蒋介石写了不少谦恭的信件，支持王明。

毛泽东：其他的事情更为重要。他的第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第二个错误是，当中国革命成熟的时候，他建议我们不要革命，并说，假如同蒋介石进行战争，就会有毁灭整个民族的危险。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一个民族并不能被毁灭。

毛泽东：但是斯大林的电报就是这样说的。因此我相信，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可能会这样认为。

毛泽东：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他不想同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不想取消过去在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好处。我记得费德林和科瓦廖夫向我传达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到苏联各地走走。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有三件事情去做：吃饭、睡觉、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是仅仅给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也只好这样。我就完成我的三项任务。去年（引者注：1957年11月）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一次谈话中，有布尔加宁在场，我听说当时斯大林对我们进行窃听。（第八卷，第134—136页）

关于斯大林不愿意和毛泽东签订条约这一件事情的原因，赫鲁晓夫在这一次会谈时谈到了他的分析：斯大林有这样的考虑，可见他的算盘是打得很精的。

也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同你们签订条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攻是可能的，他不想卷入其中。我们可以帮助一点，但是不能大规模地卷入。但是，有关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第八卷，第143页）

在第十卷《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1963年2月23日）这一件档案里，苏联大使说，在这一次会谈中毛泽东

带着讽刺的口吻，他开始回忆他如何“与斯大林争吵”的。谈到他194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说他不想去那里“听斯大林的批评”。他继续说，原来，那时斯大林不想与中国签署（引者按：应该译为签订，下同）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引者按：应该译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向我建议（在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旅行。毛泽东说，我对他们说，在莫斯科“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并拒绝了这次旅行。他说，“我在桌子上挥舞着拳头声明，我不是来苏联参加斯大林70诞辰庆典活动的，我对与国民党分子继续维持关系的条约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继续说，最后，我当时表示几天之内就会离开莫斯科之后，斯大林才改变了他的看法。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他收到一个文本，是斯大林事先准备的“他（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这个文本的问题中，有一个问我打算继续留在苏联多久。“准备好的答复”说：“还要一段时间，以便签署条约。”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的同意下公布了这个消息，此后，我开始等待周恩来的访问，他是总理，必须由他签署条约。然而，他没有立刻获准来莫斯科，给出的理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现在苏联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看作是中国政府向莫斯科的靠拢。（这里有编者注：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有误，斯大林阻止周恩来访问是在1949年12月16日的会谈中。）但周恩来最终还是来了苏联。之后联系到长春铁路和其他问题的一些争论开始出现。

毛泽东说，当时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这种怀疑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被解除的，在我们手持武器与美国人的斗争中，我们的关系开始改善了。他说，这些回忆属于“旧账”，我们“告诉你们这些事不是为了要公开”，只是对了解我们的人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第十卷，第32—33页）

关于他和斯大林打交道的这些事情，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对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也说到了：

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0页）

上面毛泽东说的这些事情，人们已经在许多出版物中看到过。不过那些多是依据第二手的材料。这里却是当事人的直接回忆，其权威性自然大不相同。我看也不必再从其他出版物中摘录一些材料来做补充的说明了。

这一篇谈话纪要接着说：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公司也不复存在。在谈话的这一部分毛泽东着重指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也极少参加。（第六卷，第207页）

这时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布尔加宁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毛泽东这样说是撇开他们两人在当年谈判中的责任。事实上，让毛泽东高兴的这几件事都是赫鲁晓夫做的。毛泽东1958年7月22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说：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86页）

这件事情《赫鲁晓夫回忆录》中也说了：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0—661页）

第六卷里的那一篇与尤金的谈话记录还说：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其中包括科瓦廖夫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苏情绪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斯大林将这份文件转给中共中央，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不信任和怀疑。（第六卷，第207页）

科瓦廖夫是把高岗对他说的中共高层的一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毛泽东，这样，他就出卖了高岗。这件事大约和高岗的最后命运不无关系。

这一篇谈话记录最后说：

谈话结束时，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读过《真理报》个人崇拜危害的编辑部文章，其译文刊登在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回答说，还没有来得及阅读这篇文章。但有人对他说过，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这个问题的社论，应该在下个星期内见报。（第六卷，第209页）

这里毛泽东说的，就是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里说：“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这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由陈伯达执笔起草，表示了中共对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支持。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文字，即按照三七开这个分寸既批评了斯大林，也在能够为之辩解的地方为他作了辩解。他说：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1、62、65、66页）

这些意思他就是那一天和尤金谈话的时候也说到了：

毛泽东转而对斯大林的作用作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和严重的错误。（第六卷，第208页）

毛泽东说这些为斯大林辩护的话，未必是出于他的本心。正像他几年前写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他就对吴冷西说过，这文章“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从感情上来说，他确实不愿意这样为斯大林辩护，可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又不能不这样辩护。因为为斯大林辩护，就是为这样一种政治体制辩护。

从上面这些介绍中，可以知道这些材料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它把人们已经从各处所见的碎片串联了起来。不过这一篇《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的译文不无可议之处。例如：

由于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随后4年来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大多数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共产党员承认了自己的过失。（第六卷，第205页）

我们知道：中共七大是1945年开的，以后4年是1949年。这一段时间里是紧张的解放战争，不可能在党内进行什么“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这里说的想必是中共七大以前的四年，也就是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经过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到了中共七大开会的时候，确实有几个犯过“左”倾错误的人认了错。这一处译文最好查对原文订正一下。

2015年5月31日

[本篇曾在《领导者》双月刊总第67期（2015年12月）以副标题为标题发表，收入本书时有所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