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

即便是研究者只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普遍富裕上，他们也还是要花费了一定的时间才能形成看待这个问题的真正宽广的眼光。一个学派之所以被称作重商主义，是因为他们强调商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外贸易，以至于似乎把繁荣跟外贸当成是一回事，比如，这一学派的作者经常指出，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是外贸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一旦有了廉价劳动力，国家就能够在国际贸易中拥有很强的竞争力，这明显不是要增加那些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另一个学派，重农主义者，则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一个实际生产剩余价值真正超过了生产成本的产业。

这两个学派都错误地假设公共富裕与个人富裕之间的相似之处。一家私营企业，如果卖出多于买进，或者说赚的钱多于花的钱，便称之为富裕。重商学派假设，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整个国家，却忽视了下面这个事实：在一个国家，让一个人从中获得好处的时候或许会让另一个人受到损失，这好比在某些商人那里，他们出口商品之所以能获取暴利，是因为他们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很少。再比如，一家私营企业，如果它的产出大于它的成本，那么就可以说它是富裕的。在农业中，存在地租，严格说来它不是成本，对土地所有者来说是剩余所得。这笔剩余所得是超过生产成本的产品的剩余价值。由于当时的手工业生产者产生的地租极少，于是重农主义者假设，这些手工业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很赚钱的产业，它的兴旺主要来自于农业，农业积累了主要的剩余，也就是地租。他们像重商主义者一样忽视了下面这个事实：这一剩余可能是（至少部分是）农业劳动者不得不忍受贫困的结果。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劳动越廉价，种植作物的成本就越低，地租就越高。(www.xing528.com)

直到亚当·斯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问世，研究者们才开始在看待国家福利这一问题上获得了宽广的视野。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专业倾向，但他们普遍认识到，他们的专业意义在于更大的问题上。有时，他们的关注点可能过多地集中在生产和交换上，对分配问题的研究却太少。最近二十五年来，人们在分配问题上所倾注的注意力比其他任何问题都多；但在当代，有一种观念开始出现：受到的关注最少的是消费，但它却是最重要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