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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索考证学的来历与方法

时间:2023-07-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题目,是和国文系有关系的,而与别的同学也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为近几年来,研究考证学方法来历的渐渐多了,而中国近三百年的学问和思想,很受考证学的影响。二十年的长时间考证的结果,处处是西洋方法占胜利。但是,要说考证学的方法是由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来的,到今日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

深入探索考证学的来历与方法

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许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题目,是和国文系有关系的,而与别的同学也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因为近几年来,研究考证学方法来历的渐渐多了,而中国近三百年的学问和思想,很受考证学的影响。

考一物,立一说,究一字,全要有证据。就是考证,也可以说是证据,必须有证据,然后才可以相信。

近三百年始有科学的、精密的、细致的考证,必有所原,许多人以为是十七世纪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到中国来的,如梁任公先生就是这样主张着。

在一六〇〇年左右,利玛窦来到中国。继之若干年,经明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到中国来,他们的人格学问,全是很感动人的;并且介绍了西方的算学、天文学等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西洋科学。恐怕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中国考证学家、清代考证学开山祖师顾亭林和阎若璩,全生于利玛窦来华以后;顾亭林生于一六一三年;阎生于一六三六年。利玛窦则是一五八一或八二年来华的。顾亭林考证古音,他的方法极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读“服”音,而读“笔”音,他为了考证这一字,立这一说,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来证实。在他的著书[作]里,立一说,必要[有]证据,许多字的考证都是这样。阎若璩考证古文尚书》,也是这样。《尚书》有两种:西汉时候的今文《尚书》,有二十八篇;到了晋代,又出了一种古文《尚书》,有五十三篇,于前一种的二十八篇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五篇,文字好,易了解,谈政治道德,很有点哲学味,内容丰富。因为它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称做“古文《尚书》”。当时有人不相信,渐渐的也就相信了。至唐代以后,古文《尚书》成为正统,没有疑心它是假的了。到了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述证》,把假的那些篇,一篇一句,都考出它的娘家,打倒了古文《尚书》。

清代的学术,是训诂、考据和音韵。顾亭林考证音韵,研究训诂;阎若璩考证古书真伪。他们两人全是十七世纪的人,在利玛窦来华以后,这样看来,岂不是西洋的科学影响了中国的考证学了吗?

另一个证据,西洋学带来了算学、天文等,曾动一时。那时候,自己知道中国历法不够用,常常发生错误,推算日蚀和月蚀也不准确。当时的天文学有三派:一派是政府的钦天监;一派是回教的回回历;一派是中国私人魏氏历法。西洋于十六世纪后改用新历,是最新、最高、最进步的了,带到中国之后,又有了这个第四派。中国政府不能评定哪一种历法准确,就想了一个法子,每一种都给他一个观象台,让他们测算日蚀,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开始,至何时退蚀,来考究他们。因为历法和日常生活很有关系,全中国都注意这一回事。二十年的长时间考证的结果,处处是西洋方法占胜利。并且,因为日蚀推算,如果阴雨,就不能看出来了,所以同时测算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山东济南和北京四个地方,清政府派人到四个地方视察报告,当然不会四个地方都遇上阴雨,结果,别几种都差得很远,而耶稣会教士的新科学方法占了胜利。明代崇祯末年,政府颁布使用新法,而这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继续采用[新法],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国改元之后,用了新历,而方法还是一样的。清代的考据家,没有不曾研究过算学的,如戴东原,就是一位算学家。有清一代的考证学,就是在西洋算学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算学方法,就是要有证据。

我[个]人是怀疑这种说法的。对于当时的西洋学者的人格、学问,我都很钦佩,他们也留下深刻的影响。前读中国的徐光启的三卷信札,更增加了钦佩之意。中国许多革新人物,全受过他们的影响。但是,要说考证学的方法是由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来的,到今日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前面说过的证明,还不能承认。今天所讲的,就是要特别提出个人的见解,以就正大家,请对于我们怀疑的加以怀疑,或者更有新的收获。

前面所说的影响,很少可以承认的,顾亭林就不是算学家;阎若璩也是到了晚年算《春秋》、《左传》、《汉书》中的纪年和日蚀(因为那与历法有关系),才开始学算学的,所以不能受它的影响,而且是已经做了考证学家才学算学的。如王念孙也不是算学家,至少,不是受他的影响。我们只能承认算学影响历法,影响思想,而和考据学没有关系。在西洋,天文学、算学、物理学全很早就发达了,而西洋的历史、文学的考据,到十九世纪才发达,假如天文、算学等能够影响考据,[考据]一定会很早就产生了,而西洋竟是很晚的,所以它并不能够影响人怀疑和找证据。至于宗教家所提倡的是使人信,不是使人怀疑。

以时代关系来证明,是错误的。清代两[位]考证学大师,顾亭林有他的来历与师承,阎若璩亦有他的来历与师承。

在音韵方面,顾亭林的方法是:立一说,证一字,必要有证据。证据有两种,本证和旁证。如同证《诗经》字韵的古音,从《诗经》中找证据,曰本证;从《老子》、《易经》、《淮[南]子》、《管子》、《楚辞》等书里的[古]韵来证《诗经》,曰旁证。这种方法,在顾之前,有福建人陈第,作过一本《〈毛诗〉古音考》,就用了这种方法,是顾亭林的本师。《〈毛诗〉古音考》著于一六〇四年,出版于一六〇六年。利玛窦虽已来华,而北来第一次是一五九六年,第二次是一六〇二年,短时期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顾得自陈[第],毫无问题。而在陈第之前,还有焦竑,在一五八〇年就考证过《毛诗》古音。再推上去,可到宋代。十二世纪,朱熹就是一位考证家。

再一个证据就是,阎若璩考证《尚书》,他的先师也来历明白。梅鷟,生死年月不[可]考了,他是一五一三年的举人,他作过一部《〈古文尚书〉考义》,用的方法和阎的一样,一一找出伪造的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利玛窦。百年之后,书籍与方法更完备了。在梅鷟之前,可以推上去到元代。吴澄,他死在一三三三年,已经把《尚书》今文和古文分开,述其真假。更上可推至宋代的朱熹、吴棫,他们已经疑惑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到了吴澄,就不客气的一一指出了假造的各篇的来历,是东抄西借、杂缀而成的。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亦曾怀疑而研究之。在唐朝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中,亦提出考证。《论语》一书,经柳宗元的考证,知道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记,那是以常识作证据的。

总之,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可以追溯[到]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的演变进步,到了十六七世纪,有了天才出现,学问发达,书籍便利,考证学就特别发达了,它的来历可以推到十二世纪。(www.xing528.com)

现在时间还有一点,让我说一点别的。

考证的方法是:立一说,必有证据。为什么到了宋代朱熹时候才发达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也是一种考据。方才说过,考证学不[是]来自西洋,[而]是国货。可是它是怎样来的呢?

中国历史经过长的黑暗时期,学问很乱,没有创造,没有精密的方法。汉代是做古书的注解,唐代是做注解的注解。文学方面有天才,学术方面则没有。并且,这种方法在古代是不易的,那时候没有刻版书,须一一抄写。书籍是一卷一卷的,有的长至四五十尺,读后忘前,没有法子校勘。写本又常各不相同,没有一定的标准本。唐代有了刻版书,到了宋代才发达,如同《书经》,有国子监的官版本。有了标准本后,才能够校勘其他的刻本和抄本,这必须书籍方便才可以,毫无问题。

十一世纪,北宋后期,程颐程颢提出“格物致知”来。一部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大学》,是有很大关系的书,几百年来,受着它的约束。程氏兄弟发现了一千七百五十字里有五个字最重要,就是“致知在格物”。《大学》中,每一句话都有说明,惟独这五个字没有。什么是“格物”,没有人知道。当时有五六十种“格物说”,有解“格”为一个一个的格子的,有解“格”为“格斗”的。程氏兄弟提出重要的解释:格是到的意思,格物就是到物,所以说“格物即物,而穷其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事,然后才可以致知。至于物的范围,由一身之中至天地之高大,万物之所以然,均在其内。这是当时的“格物说”。有了中国的科学理想与目标,而没有科学方法,无从着手。中国从来的学术是:(一)人事的,没有物理与自然的解释;(二)文字上的解释,而无物据。所以有理想,不能有所发展。如王阳明和一个姓钱的研究格物,[钱氏]对着一根柱子坐了三天,毫无所获;王阳明自己对坐了七天,也是一样,于是很幽默地说,圣贤是做不成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气力来格物了。这个笑话可以证明当时有科学目标与理想,而没有方法。这完全不同于西洋。从埃及、希腊,就和自然界接触。亚里斯多德于研究论理之外,自己采集动植物的标本做解剖实验;而孔夫子不过是读《诗》而知鸟名罢了。中国没有这样的背景,仅能像王阳明对柱而坐了。

程子、朱子感到这种格物办不通,就缩小了物的范围,由无所不包缩小到三件事:(一)读书穷理;(二)上论古人;(三)对人接物。朱子以后,就丢弃了大规模的格物,而缩小[到]读书穷理也仅是读古经书了,所以士大夫就拿格物方法来研究古书了。

至于程、朱格物的背景,我想,那时候没有自然科学,大概是由于科学时代,于做文章之外,还须研究“判”。考试的时候,拿几种案件:甲如何、乙如何、丙又如何,由士子判断是非,这样,必须多少有法律的训练。《程明道行状》中记载着,他做县尉的时候,有听讼的训练,有今日的法官律师、侦探的天才,从刑名之学得到找证据的方法。考、据、证、例、比等等,全为法律上的名词,这方面的训练,在朱熹亦是有的。

朱熹亦是一个考据家,他三十岁的时候,校勘了一册《语录》,用三种抄本和一种刻本,他发现刻本中多了百余条,其中五十多条是假的,就删去了。到他三十八岁的时候,找到了证据,就写了一篇跋,说明他的删掉的理由。他的注书也极审慎。他主张研究古书须学法家的深刻,才能穷究得进。他自己说,他的长处没有别的,就是肯用功。考证也是用法律方法,研究了一件,再研究一件。不曾精细研究一本书,而牵引了许多别的,是一件错误。

他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证明他是受了法律的影响。[他]做福建通[同]安县主簿,知漳州,处理案件,是和考证一样的。

简括起来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环境,士大夫与外边无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学,与法律相近。[研究]科学时考“判”,做官时判案,尤须人证物证。拿这种判案方法应用在判别古书真伪、旧说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学影响,而为三百年来考证学之来历,故纯为国货。考证学不会来自西洋的。将来有研究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东来的历史专家提出新证据,我当再来辅仁大学取消我今天的话。

天主教研究神学,有一很好的习惯,就是凡立一新说,必推一反对论者与之驳辩,此反对论者称做“魔鬼的辩护师”。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辩护师”。

【注释】

[1]这是胡适1934年1月11日在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讲演词,由路絮笔记,载1934年1月12至13日北平《华北日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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