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政的和谐统一

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主要源自列宁。列宁基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分析框架，将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变成一体两面的统一体。这一看似冲突、矛盾的概念如何统一起来，需要置于列宁的阶级分析框架中加以考察。

第一，列宁认为，民主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来欺骗群众，掩盖了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对资产阶级来说，向人民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好处和必要的……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权力机关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吧。^[31]

很显然，面对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掌握统治权力，任何宣扬民主的一般、纯粹、普遍的辞藻都无法改变民主的阶级属性，即民主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组成部分。

第二，列宁认为，之所以存在阶级民主，之所以不存在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根本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所以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极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32]。可见，解决民主的阶级属性，根本在于实现政治平等并消除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分裂，即所有制问题的解决。

第三，如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所掩盖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以与之相对，必然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之。与此同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解决资产阶级专政，从而实现无产阶级民主，这一民主形式才构成真正的民主。列宁指出：

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居民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大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因为资本歪曲和缩小了一切民主，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根本消亡的唯一道路。^[33]

列宁的分析清晰地表明，正是由于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的存在，使得资产阶级的任何民主形式都改变不了专政的本质，即对无产阶级的否定。与之相对，改变这一局面，根本在于形成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资产阶级的否定。因此，专政指向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在否定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民主得到充分的、真正的实现。这样，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民主与专政——得到有机统一。换言之，无产阶级民主等同于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的专政是为了实现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能真正实现的无产阶级民主。艾蒂安·巴里巴尔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分解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家权力（State Power），“资产阶级民主是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同样也是阶级专政”。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基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国家权力为资产阶级所独享，同样，这一国家权力也不为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部分所分割”。

第二，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在历史过程中，统治阶级国家权力的存在和实现，离不开物质形式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运转……如正规军、警察、法律机构以及国家管理结构或‘官僚结构’”。这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革命，必须伴随着对资产阶级物质形态的国家机器的否定”。

第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cialism and Communism），“只有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社会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也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等于社会主义本身”，这意味着，“不存在两个不同的目标——首先是社会主义，然后，第二个目标，即向共产主义过渡、建设共产主义”，“这一目标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战略和战术”。^[34]

可以看出，基于阶级分析框架，列宁所描绘的专政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的对立物，是无产阶级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并且这一否定必须在物质形态层面得到完成。另外，专政不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阶段，它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工具”所在，并不存在单独的社会主义目标，目标只有一个，即共产主义。那么这意味着专政可以取代民主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替代物，并构成未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垫脚石”。

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伪装，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工具，专政即全部意义所在，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之间是一种等同关系。正如同资产阶级条件下，民主不过是“安抚”对立阶级的伪装，那么在无产阶级条件下，民主不过是对敌对阶级——资产阶级的一种伪装。国家权力，即专政，在资产阶级条件下为资产阶级所独享，并且是完整的、统一的，不为阶级内部任何派别所分割。与之相对，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基于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它同样强调不可分割和不可分享。民主服从于专政，民主本不过就是专政的“另一种说法”，因为阶级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阶级对立才会带来根本利益的矛盾和相互否定。

列宁有关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即民主与专政一体两面，正如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在于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不过是专政的“代名词”，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相互否定的）基本上为中国的民主建设所继承。例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5]

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民主，而在于专政，在于性质不同乃至相反的专政本身。换言之，基于阶级对立，不同性质的阶级专政是相互对立、冲突的，但是二者之间形式又是一致的，即“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https://www.xing528.com)

民主的本质正在于专政本身，脱离专政的民主不过是一种“伪装”，是不实际的。为什么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成为真正的民主，其关键不在于民主本身，而在于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优于资产阶级专政，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才使得民主成为现实，民主的现实在于阶级自身的一致性，不存在阶级之间的民主优劣对比。再如，邓小平也曾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36]

可见，民主与专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正是因为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民主才得以成立。民主不能脱离专政独立存在，民主的具体实践也是在承认专政的前提下展开的。

正因为民主不过是专政的“代名词”，只强调阶级对立基础上专政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民主自身实践的必要性。这一忽略是民主与专政一体两面关系的自然结果。因为不存在阶级之间民主实践的优劣对比，只存在阶级之间的优劣比较以及相应的民主真伪。这并不是否认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性。相反，民主与专政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也是统一的，只是问题在于：如何避免一味强调阶级对立和专政，进而挤压民主具体实践的空间和可能，这也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为民主实践提供更大的空间可能，可以通过恢复马克思有关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性。

专政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更多时候是一个一般性的概念。除了在一些情况下，专政混同于暴力革命之外，专政的内涵还是较为清晰的。第一，专政是革命的特定阶段，是革命历史逻辑的具体环节，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地位的确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7]可见，无产阶级在完成政治革命、确立政治统治地位的阶段，即专政阶段。专政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描述，是通向社会革命的必要环节。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列宁之间存在差异。在列宁的语境中，专政扮演着最终、唯一目标——共产主义的“工具”，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专政是一个过渡阶段，专政即革命在这一特定阶段的“代名词”。

第二，专政在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条件下存在，正如专政一样存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条件下，专政具有一般属性，是任何政治统治所具有的强制属性。例如，马克思指出：“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靠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38]恩格斯也曾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39]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相应的资产阶级专政，那么在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如雅克·泰克西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看来仅仅表示为铲除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国家强制；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是一个合法化的民主政府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纲领时的合法行动。”^[40]另外，雅克·格朗戎克也认为：“一切强力运行的政权都叫做专政，包括一种完全立宪制的政权。”^[41]

第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并且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存在着不利的方面。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应该尽可能消除这一不利方面，其消除的办法正是民主形式。更何况，民主形式在这一条件下获得了成熟的条件，演变为真正的民主。例如，马克思指出：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绝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恩格斯也认为：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个国家废物全部抛掉。^[42]

由此可以看出，不能因为“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基于阶级对立的前提，就可以得出：国家的本质在于“阶级镇压”抑或专政，并认为专政存在阶级之间对比的优劣，民主依附于专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作为不可避免的“祸害”，如何消除其不利方面才是主要内容。专政作为任何政治统治的一般属性或一般形态，不能因为专政的优越性而否定解决国家这一“祸害”抑或不利方面，更不能因此挤压民主的可能性空间。否则结果只会导致马克思所描述的，“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专政与民主的统一性，并不是专政（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形态）的优越性以及专政可以取代民主。相反，专政与民主统一的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和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一般属性。其构成革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达，对于革命的路径选择，仍然存在暴力抑或民主的选项。这依赖于具体国情以及相应的阶级状况，专政并不混同于暴力革命。相反，专政处于暴力或民主革命路径选择之上。

另一方面，专政区别于国家，国家作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存在不利的方面，但是，专政更集中于政治统治的一般强制属性。不能通过阶级对立得出国家优越性和专政优越性。专政仅仅是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一般描述。相反，国家这一“祸害”不利后果的消除正是依赖于民主形式，即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民主运转。在确立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背景下，通过普选权可以实现形式的平等，又因为逐渐完成对社会的革命，平等也获得了内容。

因此，民主形式与民主内容实现了真正的统一，这也是区别于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关键方面。换言之，民主拥有自身的优越性，但是这一优越性不是来自于专政，而是来自于革命（它在具体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专政）。基于此，专政获得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社会革命方面，专政并不能决定革命的路径选择（暴力VS民主）；二是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方面，专政并没有肯定抑或否定民主形式，更没有使民主处于附属的地位。相反，国家不利后果的消除使得民主形式显得必要，并且因为条件的成熟，民主形式与民主内容完成统一（区别于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充分实现，抑或资本主义不愿实现哪怕是形式上的平等）。这也是革命的应有之义。

正是基于马克思有关专政与民主的统一（这一统一包含专政的一般性和民主的必要性，并且专政在于陈述革命历史逻辑的特定阶段，民主描述的是特定阶段中的具体方面），民主获得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民主不再如列宁所阐述的那样依附于专政，专政的优越性并不存在。相反，专政更多作为任何政治统治的一般属性。既然如此，专政与民主的统一不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而是一般性与必要性的关系。这一统一内涵的变迁，根本在于马克思的革命历史逻辑，而不是简单的阶级分析框架。在列宁的阶级分析框架中，专政的优越性经常挤压民主的可能性空间，而在马克思的革命分析框架中，民主获得自身独立的可能性空间。专政并不构成区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键所在，相反，民主在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背景下却存在真实的差异。因此，中国的民主建设不在于否定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性，而在于如何阐释这一统一性的内涵，为民主空间提供更大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阐释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