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霸王之所始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国家的根本。《管子·霸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小匡》又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齐文化视人为国家之基础，齐国的统治者执政的目的在于“定齐国”“霸天下”，旨在维护天下的安定和统一。

一个有为的政治家，其思想的出发点是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以获取功业和政绩。而干任何事业，光靠自己的宏观决策和聪明才智是不行的，还要有大量的人才来补充完善自己的决策，来忠实地实践自己的决策。在这方面，齐国有为的政治家们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广阔的胸襟，他们高度重视人才在治国中的作用和战略地位，把人才问题摆在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位置。在他们看来，“为政之要，在于得人”“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国有三不详，夫有贤而不知，一不详；知而不用，二不详；用而不任，三不详”。

姜太公封齐建国，实际上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国内人民寡，土地贫瘠，没有资源优势；国外有强大的殷商旧势力和东夷部落虎视眈眈；而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才储备又非常有限。怎么样才能在短时间巩固政权？怎么样才能扩大统治基础，使齐国改变落后贫穷的局面？宽厚务实的姜太公在出台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治文化举措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尊贤尚功”的国策。在姜太公看来，只有尊贤尚功，重视人才，把当地的贤能之士吸纳到政权中来并为我所用，发展经济、文化的大政方针才能得到有效落实；否则，继续尊尊亲亲，完全用自己的人，而对当地人才实行盲目地排挤打击政策，新生的政权就会缺乏统治基础，就会丧失民心，最终走向失败。所以说，姜太公高度重视人才，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的。重视人才，齐国则生存、发展；不重视人才，齐国就会淹没于强大的东夷势力里，遭受灭顶之灾。可以说，姜太公的选择，既是理智的选择，基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公心和朴素的民本意识，也是现实的选择。

另外，姜太公生长在商末周初，见证了商纣的暴政，了解夏桀的灭亡。早年长期处在社会基层当中，亲身经历过下层百姓身受的种种苦难和折磨，与普通百姓一样对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满怀怨愤；同时，他目睹了周的统治者爱人得人、商军倒戈等事实，从而对天命鬼神产生了否定，对人民的力量极为重视，也对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破解。

当周武王决心伐纣时，占卜不吉，在众人持疑虑态度时，姜太公不信宿命，不畏鬼神，不怕灾变，力排众议，坚持伐纣。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论衡·卜筮》也记载：“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另外，《太平御览》《韩诗外传》等也记载了几个姜太公不迷信占卜的传说。正是在姜太公这种不迷信的大无畏精神的鼓舞下，周武王才取得了灭纣的胜利。姜太公不迷信占卜，他所相信的当然是伐纣战争的正义性和人的因素。周武王孟津观兵时，已经是“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商纣王已经是众怒所归，成为众矢之的了。此后，“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更加众叛亲离，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商纣王已经是孤家寡人了。因而，周武王不能犹豫彷徨，应抓住有利时机，直追猛打，讨伐商纣。结果，商纣王纠合的七十万大军皆无战心，反而阵前倒戈。

姜太公在军事上相信人民的力量，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西伯昌之脱羡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那么，文王与吕尚修的“德”是什么呢？就是给百姓以恩惠或说利益，使百姓听从命令或说服从统治。司马迁说得比较含蓄，他用了一个实例说明西伯和吕尚行善获得的结果：“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当然，“让畔”“让长”应该属于“礼”的范畴，但是，因行善而使百姓有礼，而礼的基本要求则是安处其所在的地位。所以，他们给百姓以德，或说他们心目中的人本思想，还是为了自己的统治。

从姜太公辅周灭商，到封邦建国以后制定适合齐国发展实际需要的方针政策来看，他对于民众才是国家政权的稳定基础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认识观点。到了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对于这一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明确提出了民为国本的观念。春秋时代，人本思想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流，《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这方面的言论，如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圣明的君主都是把成民之事放在首位，然后才祭祀神。鲁国的申蠕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认为妖是人所引起的，只要人违背常规行事，妖就会作兴。

如果说姜太公重视人才是为了齐国生存的话，那么齐桓公重视人才则是为了发展壮大齐国，实现宏图霸业。齐桓公为什么任用差点要了自己命的管仲为相？为什么不拘一格任用五杰、几次三番访小臣稷？为什么又是三选法又是庭燎待士？一句话，为了霸业。在雄才大略、志存高远的齐桓公看来，只要能实现霸业，只要是霸业需要的人才，什么个人恩怨，什么齐国人、外国人，什么血缘远近，似乎都应该统统弃置不顾。正如《管子》中所说的那样，“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在这些话中，人才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决定性问题，成了霸业的核心和关键。(www.xing528.com)

春秋中期的管仲应该是出身于贵族，不过，到他的上代就已经衰落了。为生活所迫，他曾经与鲍叔牙一起经商，曾做过小官吏，还当过兵。总之，他曾生活在社会底层，深知百姓疾苦，了解百姓心声。当然，他的经历也使他经受了磨炼，增长了才干。后来，他被齐僖公选中，当了公子纠的师傅。齐襄公和公孙无知相继被杀后，在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并几乎致小白于死地。公子小白外有鲍叔牙的辅佐，内有国、高二命卿的呼应，抢得先机，登上齐国君主的宝座，成为历史上的齐桓公。而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在齐国的压力下被鲁国杀死，管仲则成为阶下囚。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政权争斗中，管仲虽因好友鲍叔牙的保荐而免遭杀身之祸，并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却也使管仲认识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争权必先争人。现实的生死较量，不能不加深他对人是政权或说国家支柱的认识。

管仲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生涯，使他有了人民是国家政权的基础的认识。所以，当齐桓公与管仲相逢后便能一谈泯恩仇。齐桓公任命他为国相后，为确保社稷安定，他首先使齐桓公确定了称霸诸侯的奋斗目标，而齐桓公为急于称霸，要加强军队建设，管仲却劝他把精力放在争取百姓的事情上来。《管子·大匡》说：“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戈。’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在百姓穷困、社稷还没有安定的情况下，不能先加强军队建设，否则就会诸侯不服，百姓离心，首要的事情应该是先使百姓的生活有保障。他还更明确地指出，齐国的百姓是国君依靠的根本力量。《管子·霸形》记载：“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必须重视根本，这个根本就是齐国的百姓。如果百姓担心饥饿而国君的赋税繁重，百姓怕死亡而刑罚繁多，百姓本来劳苦却常有劳役，谁能安居？所以要减赋、宽刑、省役。齐桓公听后发布了有利于百姓的行政措施。不几年，“天下归齐者若流水”。管仲在具体的国家管理实践活动中实施了其“人本”思想。

春秋末期的晏婴也经常以百姓为本劝谏国君。《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爱护老人，恩惠遍布，是治国的根本。

晏婴不仅对国君讲百姓为国之根本的道理，也与其他政治家交谈过这一问题。《晏子春秋·内问下》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记载他与晋国叔向的谈话说，“叔向问晏子曰：‘世乱不遵道，上辟不用义；正行则民遗，曲行则道废；正行而遗民乎？与持民而遗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对曰：‘婴闻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叔向问晏子曰：‘意孰为高，行孰为厚？’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又问曰：‘意孰为下，行孰为贱？’对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似乎更为险恶。国际上诸侯攻伐，列国交侵，齐国的国际地位处于弱势，国内田齐政权并不牢固，政治经济也一塌糊涂。在形势的逼迫下，大气威猛的齐威王在邹忌、淳于髡等人的劝谏下，清醒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与魏惠王比宝的过程中，他响亮地提出了“人才为宝”的口号，把人才提升到国之重宝的首要位置。在此理念的引导下，他招贤纳士，大兴稷下学宫，广泛地搜罗天下可用之才；重用一大批诸如邹忌、淳于髡、孙膑等出身低微的豪杰俊士，终于使齐国在战国初期就脱颖而出，成为威震天下的强国，自己也一鸣惊人，实现了宏伟的抱负。

从一开始，田氏就深知政权与民心向背的关系，采取了许多惠民措施争取民心，从而不仅使自己的家族发展成为齐国的主要宗族之一，而且逐渐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最终取代姜氏而有齐国。战国中期开始，稷下学宫的发展，吸纳了众多的思想家，诸子百家云集齐国，对于人本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人民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这一基本，观点在齐国进一步得到强化。战国时代的孟子，因长期居住齐国，其人本思想也应受到齐国历代人本思想的影响。他也非常重视百姓的生产生活，提倡“仁政”，就是行仁于民，就是给人民以利益，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既然“保民”“惠民”就可以王天下，那么如何才能保民呢？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要把别人的老人当作自己的老人，要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天下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这样推己及人，广施恩惠，就可以像古人一样占有天下了。总结天下所以混乱的原因，他认为是百姓没有固定的财产造成的。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因为老百姓没有固定的维持生活的财产，所以就没有永恒的为善之心。因不能长久地具有善心。所以，他们就不能约束自己，为了能活命而无所不做。如果国君不给百姓恒产，这实际上是引导百姓犯罪然后屠杀他们。所以，孟子主张给百姓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资料。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要给予百姓固定财产，使他们可以养父母、畜妻子，年景好时吃饱肚子；年景不好也不至于饿死。孟子的主张后人称为“王道”，而把主张通过战争而统一天下的主张称作“霸道”。显然，“王道”比“霸道”对人民更有好处，只是在当时列国纷争、均欲以自己的军事力量统一天下的形势之下，“王道”不合时宜，所以不被各国统治者所接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