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有关“两法衔接”机制研究的相关理论包括实力－依赖关系论、政权论、调节机制论、集中塑权理论等。
实力－依赖关系论（Power-Dependence in Central-Local Rel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学者罗茨（R.A.W.Rhodes），该理论尝试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阐释，主张国家的变异结构导致了权力的相互依赖，中央政府虽然有能力在各个部门间进行调节和制约，但亦会受到内外部的限制。[12]以英国为例，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政府的职能属性。该理论指出政府拥有的调控手段和方法非常广泛多样，政治、信息、执行均属于此类，强调权力的行使机关应尽量精简，但是不否认各个机关和组织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13]该理论从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的不同表象下的衔接关系入手，阐述了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及各自在衔接机制中存在的影响和发挥的功能。
政权论（Regime Theory）源于美国学者斯通（Stone）于1989提出的“都市政权”的概念。该理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经济的发展是政权争夺和政权发挥何种能力的关键，主张地方政府应该适当改变和调整其所扮演的角色以更好地适应地方治理的需求，认为都市的地方政府往往难以独立行动，而需要与都市中的其他各部门之间形成配合。[14]该理论同样关注对于权力本体的解读，分析并提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的实质是多层面、多角度交织的多元关系。其意义在于，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揭示了“两法衔接”机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该理论的另一代表性学者斯托克（G.Stoker）还认为公共政策的提出是治理组织、组织间成员的关系、组织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治理的实质在于回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阶段及现实问题，为了扩张和维护政权，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调动所需的资源参与到社会治理中。[15]
调节机制论（Regulation Theory）则希望通过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理论揭示建立社会的调节机制，认为这种调节机制在社会发展处于高速改革和转型时尤为必要。[16]该理论认为资本积累的过程充斥着各种冲突，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社会调解机制（Mode of Social Regulation）缓解和解决冲突，从而形成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论述了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下影响下社会规制模式的转变、国家干预的形式和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17](www.xing528.com)
集中塑权理论是在传统的公共政策理论受到现代权力改良观点频繁批判后提出的。早在欧洲工业革命后，就有许多学者开始对此理论进行解释、反思和改良。著名学者霍尔曾指出，多元主义就是一个虚伪的骗局，它隐藏了发达国家因其政治权力、经济资本都具有集中垄断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配中都存在巨大且广泛的不公。大众传播媒介除了消极地传达一些新闻和信息之外，还常常积极主动地进行种种有意识的灌输活动。多元主义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仅有的反思不足以左右最终的制度事实，最终的难题还需要在这种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积极进行新模式的探索与重构。[18]英法德美日俄等西方国家在行政权的分配和司法制度上差异很大，但其共性在于都重视“两法衔接”机制的构建，不同之处在于实施环节，如三权分立制度模式下，设立侦检法一体化的行政执法司法部门，能全面解决“两法衔接”的认定、移送、处罚等职能实施问题。
域外相关理论体系下构建的法律规范的思路与经验在于：其一，统一立法。国外和国际公约关于“两法衔接”制度一般以某种特定的立法展现，将行政违法中的某些社会危害性大的违法行为直接设为犯罪，通过统一的立法形式进行收纳，直接适用刑罚。如日本的《禁止私人独占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美国的《反托拉斯诉讼程序与处罚法》，这种立法方式的优点在于执行法律中不会受到来自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权责干扰，虽不属于综合性的“两法衔接”立法，但实施效果能够达到“两法衔接”机制运行的效果及意义。其二，重视立法的程序性。对于法律程序的执行提出了非常严苛的基准，以确保实施法律的公平、公正。例如行政刑法中的程序法规非常完善，而针对程序法的构建也分实体和程序两部分，相关立法不但重视结果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样注重实施过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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