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与说：从中获得的直接成果》

我和刘阶耳相识于十多年前在赵树理的家乡参加的一次有关赵树理的会议。我80年代曾经对赵树理的研究感兴趣，写过几篇文章，所以才参加那次的会。当时我和阶耳都还不到三十岁，我们都意气风发，充满了单纯的期望。当时大家聊得非常高兴，我们的志趣和关注点都有相近之处，我们都对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批评理论”的发展有强烈的兴趣。我那时刚刚尝试对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学的思考，阶耳也和我多有讨论。他的沉稳平实的个性和一脸大胡子的前卫的外表也让人印象深刻。十多年来，我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音问稀疏。但这次刘阶耳拿来了他的这部著作，让我感到相当震动，他在自己的园地里静静地耕耘，今天是到了收获的时候了。十多年过去，我们都已经是中年人了，虽然肯定没有达到当年的目标，但我们都还在继续自己的工作。特别是阶耳的这部新著所表现的能力让人钦佩。

刘阶耳的这部书是一本耐心和精心之作，他选择《在酒楼上》和《百合花》两部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著，进行了异常细致入微的细读，他的探索的精神和深入文本的能力都让人惊叹和感慨。他的独具慧眼的发现既丰富了我们对于文本的阅读的策略，也丰富了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理解。刘阶耳并不畏惧这两个已被众多的研究者不断阐释过的文本，而是不断从中尝试新的探索。他了解前人的工作，却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再思和追问;他有很好的文本细读的理论知识，却并不放弃独到感受的发现;他致力于深入的求索，却并不忽视教学中获得的互动的感觉。于是，我们发现了刘阶耳的这部著作的独特性。这部针对两个短篇小说的细致阅读的著作既说明了刘阶耳对于叙事学的认真而卓有成效的把握，显示了他进入叙事学的异常坚忍和踏实的努力；也说明了他的思考的焦点其实并不仅仅放在叙事的分析之上，而是试图将叙事的分析与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大命题的思考和追问结合起来，为文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具有高度意义的个案。

这部书选择这两个文本我以为是自有其深意的。《在酒楼上》是鲁迅先生最佳的短篇作品，它有高度的微妙性。它一方面对于启蒙的宏大话语有深刻的认同，将这一话语的意义反复凸现，另一方面却又深刻揭示了这一话语的无力感。启蒙似乎是我们的唯一的选择，但又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具体性难以发挥作用的空洞之物。吕纬甫的悲观不是由于个人的弱点，反而是由于对话语本身的拯救能力的追问和困惑。吕纬甫的反归平庸，并不仅仅是社会的压力和冲击，而且也是自身的困惑，这种困惑当然是由于个人的思考和性格的选择，但也是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本身的限度和难题的展现。启蒙的话语有强大的精神的力量，却难以超越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的困境和危机。吕纬甫尝试拯救他人，也试图以启蒙的话语创造世界。但他竟然发现拯救的无望和创造的虚无，于是沉入了无底的深渊。从吕纬甫和“我”的互动中我们看到的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我”对于一个落伍者的简单的俯视和怜悯，也不是对于中国“现代性”的价值的简单的肯定，而是在文本的缝隙和微妙处时时透露出一种双重的追问。对于吕纬甫的追问其实也是对于我的追问，吕纬甫的生活其实也是我的生活的另一面。我和吕纬甫之间并没有决绝的界限，其实，吕纬甫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吕纬甫的矛盾也是“我”的矛盾。所以，这里吕纬甫其实不仅仅是“我”的“他人”，反而是自我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表现中，鲁迅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反思的敏锐和深入。

茹志娟的《百合花》当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名篇，也似乎是选入选本最多的小说。它表现了在激烈的阶级和民族斗争中的人与人的相濡以沫的感情，赋予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抹异常明亮的人性的光辉。这是在当年的宏大的叙事中的“小”叙事，是一位女性写作者对于战争中产生的牺牲和感情的感性的叙述，叙述者“我”的感情的陈述。它无疑接上了《在酒楼上》的大主题，当年在鲁迅笔下的“个人”的启蒙和拯救的尝试，在此已经变成了革命以其“集体”的形式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拯救。但这里的历史的主体有了微妙的变化。当年知识分子的“零余者”的漂泊形象和普通人的蒙昧已经让位给了中国人民力量的表现。当年“我”在吕纬甫面前的无限伤感和感慨，变成了“我”在小媳妇和通信员面前的无限感动和受到教育。《在酒楼上》的“我”是从吕纬甫看到了自身的矛盾和复杂性，而《百合花》则让“我”从他人那里得到了生命的新的力量。(www.xing528.com)

两部作品显示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的表征。其实这都是“现代性”大历史的一部分，只是这两位作家对于这大历史的进程既认同又反思的状态让这两部作品有了一种独特的东西，一种难以被大历史简单地“化约”的东西。这里画出了中国的“小历史”，也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选择的独特的意义，这显示了刘阶耳的选择其实包含了对于“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探索。

刘阶耳对于这两部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书的分析，可以说是异常的耐心和细致的。他对于这里至关重要的“我”与“他人”的关系的复杂的纠结从叙事学的角度精心梳理和分析，对于小说的言语的展开进行了仔细的透视，对于小说的微妙处有异常细腻的理解。而且刘阶耳旁征博引，广泛利用了许多语言和文化的材料。可能有人会觉得刘阶耳的工作接近于杀鸡用牛刀，但我觉得这却是弥足珍贵的工作，因为，他以一种异常的执著和认真，试图将这两篇小说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可能性的展开。我觉得他的分析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一方面他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对于文本进行了精细的阅读，另一方面，他提供了新的观察文学史的视角和思考的新的空间。我觉得这本书一方面是理论的分析，一方面也是性情中人的阶耳对于中国“现代性”思考的一个成果。那些似乎难读的技术性的分析，其实正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这些看起来多少有些冗长的细节的阐发，他的思考不可能完成，这里一面是不可少的理论运作的过程，另一面是具体而微的感受和体验的展开。没有这样长的篇幅，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深入的分析的。从这部书的工作看，中国的叙事学的展开有了一个新的坚实的成果。

从这里开始，刘阶耳可以走向一个新的思考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