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信与不信：元朝文化下的孔孟之道与王守仁观点对比

正因如此，当新法存废已化作两宋统治集团内讧的题目以后，无论自称新党或旧党者登台执政，都同样按照构成孔孟道统的历史取向尊孟。这个统，就人而言，是孔子、曾参、子思、孟轲；就书而言，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关于二程到朱熹将不知何时何人所作的《大学》《中庸》，用毫无根据的臆测和谎言，硬说成曾参传授的“初学入德之门”，子思密授的“孔门传心之法”，以及如何硬说子思就是孟轲的老师等过程，这里不拟讨论［71］。再看那以后的“圣名”变迁史。

本来，宋真宗已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72］，宋徽宗又赏孔子戴天子冕旒，并允许子思进入孔庙从祀［73］。南宋初照旧，那不奇怪。奇怪的是与宋对立的金朝。北宋灭亡后，金兵再度南下，攻破曲阜，群指“圣像”大骂：“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一把火将孔庙烧成灰烬［74］。但就是领兵践踏孔庙孔林的金熙宗，在做皇帝以后，便拨钱修理孔庙，还搜出一名潜藏鲁地的孔姓族人，将其封为衍圣公［75］。从此出现南北两衍圣公长期并存的喜剧场面［76］。

宋金战争，随着金朝迁都燕京后实力削弱，不久形成隔江对峙的僵局。两朝都国事日非，却展开崇圣比赛。金朝又占了头筹，先追封孟轲为邹国公，又先将孟轲像从孔庙后堂迁到正殿，与兖国公颜回像相对侍坐于孔子像两侧［77］。这是中世纪王朝承认孟轲足与“亚圣”颜回比肩的开端。不仅如此，金朝还首开臣民必须回避周公、孔子之名的先例［78］，从此非但不可直称姬旦、孔丘，连已取旦、丘之名也得更改。相形之下，南宋直到金亡后四十多年，才加封曾参、子思为公，与颜回、孟轲同列“四配”，与“十哲”相对侍于孔子两侧［79］。这虽比金朝尊孟晚了一步，但总算发明“四配”，避免了“用夷变夏”的恶名。

元朝几乎是重演了金朝的旧戏，也是在南进时先放火烧了曲阜孔庙［80］，接着在灭金后又封了衍圣公［81］，然后再拨钱修盖更大的圣庙［82］。尽管元朝又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83］，但那百年间统治者既不重经学，也不崇孔孟。它在灭宋后三十三年，才恢复科举制作为取士一途，而且决不是重要一途［84］。它除了留下“大成”谥号，还留下了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主要教材的传统，实际上并不认真看待这部小书的作用，因而朱熹地位超过孔孟，倒是在易代之后。总之元朝文化，可称民族文化混合形态，可称中外文化交流形态，却不可称孔孟之道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形态。

孔子在明朝的遭遇也不佳。朱元璋称帝初，承认元朝赐予的孔子封爵和圣裔特权，但诏书只称“先师孔子”，对圣裔也严加管束［85］。他沿用元朝的科举考试法，专用朱注《四书》和宋人经义，形式和内容限制更严，即所谓八股。这都是对士大夫猜防备至政策的组成部分。明朝列帝对这一祖制都遵而勿失［86］。颜回的地位更跌落，所谓“孔颜”并称已从官方称引中消失。比较起来，孟轲的运气较好，朱熹曲解的《孟子》一直被列为官定教科书，又出了王守仁，声称应直接上追孟轲始明孔子之说，以此排斥朱学。依朱熹的《四书》系统所定颜曾思孟位次，在王学流行后便在事实上被否定。嘉靖九年（1530），明政府下令重定孔庙祀典，便削去孔子王号和四配公号，重谥孔子“至圣先师”，取消了“大成”“文宣”二号，而四配同升为圣，但谥号重定为颜回复圣，曾参宗圣，子思述圣，孟轲亚圣［87］。这样，勉强维系了八百五十年的颜回的亚圣封号，便转让给了孟轲。亚者，次也。如照原来四配次序，孟轲只能坐在子思肩下，是老五，怎能称亚呢？正愤怒于朝臣反对他尊本生父的明世宗，便从倡孝正名角度解决了难题，下令将孔庙塑像全改为木主。因为塑像有坐有站，颜曾子思都是坐在堂上，而他们的生父颜路、曾皙、孔鲤反而从列于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于下乎？此所谓名不正者焉”［88］。如此一来，孟轲牌位便轻而易举移到了孔子神主右侧，“亚圣”也就名实同一。

真的名符其实了吗？从明初朱元璋作出特别爱读《大学》的姿态以后［89］，他的子孙同儒臣讲学，照例只循祖制到“初学入德之门”为止，而且初学向导也总是朱元璋读过的《大学衍义》。但真所谓道不过“三代”吧，明太祖之曾孙明宣宗，就曾将劝他读《大学》的一名大臣全家投入监狱。此例一开，他的继承者们甚至连这“初学入德之门”也不愿进了。明世宗将孟轲抬到二圣人的高度，真信吗？他破坏王统继承法，狂信道士妖术，便是答复。儒者们又怎样呢？薛瑄是明朝从祀孔庙的第一名大儒。他传授做圣贤的诀窍，却是绝对盲从朱熹：“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90］照此逻辑，则倘遇朱说与孔孟遗教有悖论，错的必定是孔孟。与薛说反对的王守仁，也是从祀孔庙的明朝四大名儒之一，却道做圣贤的秘密在于不必信朱熹，也不必信孔孟，只消信“吾心”，即“致良知”，达到内省经验便是“行”［91］。人们早已正确指出，这是“禅学”，不是孟学，自然更不是孔学。(www.xing528.com)

相形之下，清朝还在“夷狄之有君”的时代，就已拜孔孟；入关伊始，又恢复孔子旧谥［92］，似乎倒比明朝尊信孔子，其实也不过是权术。清朝从开国起就严分满汉，极力防止满族沾染汉族礼仪风尚，他们提倡崇儒重道，无非是“以汉制汉”的策略手段。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曾去曲阜朝圣，伴有种种恩典，尤以雍正的花样最多［93］。但略翻清朝历史，就可知他们重形式远胜于重内容，一切措施首先着眼于维护压迫民族的特权。因此，即使单讲“名”，他们也不轻易施与。

按照历代老例，前朝所赐圣名，必待后朝承认才继续有效。顺治初恢复明嘉靖前孔子“大成”“文宣”旧谥，却不恢复王号，而旧号恢复不过十年，就又取消［94］。不仅如此，明嘉靖时所封“四圣”名号，清初历经三帝百年都不追认。康熙、雍正还在四人后面加了仲由、闵子骞，与孔子号称“一圣六贤”［95］，即将颜曾思孟都由圣降贤，称贤也降为与仲闵同列。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才用分别作赞的形式，变相追认明世宗所定四圣封号［96］。所以说是“变相追认”，因为乾隆恪守乃祖乃父传统，凡谕旨都只称孔子“先师”、颜曾等“先贤”，就是说在儒生可被允许称孔孟为“圣”，在皇帝则他们至多称为“师”。

康熙在清代文化学术上的贡献，自当别论。但他自称“被服至道，诵法孔子”“阐扬文教，鼓舞儒学”，则名似实非。他服膺的是“性即理”那类道，他诵法的是朱熹那类假孔子，他阐扬的是“严绝非圣之书”那类文教，他鼓舞的是李光地、熊赐履那类假道学，于史均有明文，无烦赘述。而他的子孙比他更加虚伪十倍。雍正分明欣赏禅宗末流的诡辩论和直觉主义，却声称顿悟得自喇嘛教活佛指授；分明借理学做刀子杀人，却声称不以法杀人，全是在捍卫“天理良心”。乾隆为禁锢思想而鼓励汉学，为禁毁“违碍”清朝的图书而编修《四库全书》，为灌输对清朝的愚忠观念而不惜贬斥对清朝开国有功的降清明臣为“贰臣”。诸如此类，也都早为人所熟知。

表面最尊信的思想学说或道德伦理，其实是自己最不信的东西。这在明清两朝统治者那里，愈来愈形成一贯作风。在这方面，清朝统治者显得更自觉，也就更加伪善。卑鄙的动机可能引出相反的效果，恶劣的私欲可能成为历史的杠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指明的道理。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用观念去解释观念，不能将明代文化说成一团漆黑或者将清代乾嘉考证学说得一无是处，如章太炎和梁启超在晚清分别描述过的那样。同样，对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需要仔细估量它的社会效应，也不能予以简单的否定。然而正如反对用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那样，唯物史观也决不忽视观念的作用，这一点恩格斯在晚年曾一再提醒人们注意。我觉得，在估计明、清两代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也许后一点需要给予更大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