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正负两面的清学

公元1818年，当清嘉庆二十三年，旅居广州的江苏甘泉的老名士江藩，刻成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那时他正在两广总督阮元的幕府中，参与《皇清经解》的编纂策划，被阮元引为堪总其事的海内二三学友之一。因而阮元不仅资助江藩刊行《汉学师承记》，还作序盛推此书，说是“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

四年以后，清道光二年冬末（1823年初），江藩又在广州刊印《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这回作序者署名“长白达三”，自然是满洲旗人，时官居广东盐运使，无疑也是资助此书出版者。达三在序中又盛推此书，“无分别门户之见，无好名争胜之心，唯录本朝潜心理学，而未经表见于世者。其余庙堂诸公，以有国史可考，不敢潜议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2］

是这样吗？倘说阮元序前书，对于他这位以狂放著称的小同乡兼老同学的推崇，还有分寸的话，那么达三序后书，则简直在瞎捧，表明他或他的捉刀人，似乎从未读过前书，也似乎没有看懂后书。

《汉学师承记》至迟在1812年已有初稿。这年也是江藩同乡的汪喜孙为此书作跋尾，便强调这位长辈著书的本意，在于区别汉宋门户，并把宗理学的古文名家汪琬、方苞，对汉儒宋儒讥弹的毛奇龄，自命为汉宋调人的王懋竑，都斥作“矫诬之学”，“恶莠乱苗，似是而非”［3］。1817年，龚自珍致江藩函，建议他把书名改作《国朝经学师承记》，说是原署“汉学师承”，“名目有十不安”，其中批评的重点，便是江藩有“门户之见”［4］。至于《宋学渊源记》，声称凡做过官的都不著录，“以有国史可考”云云，更是饰辞。一瞥他在前论后记列举的所谓国史有传或“自必有传”“无烦记录”的人物，唯独遗忘了自居为深得“正学”心传的方苞、刘大櫆、姚范、姚鼐等桐城诸人，便知他的真意所在。

桐城派早与汉学家结怨。尤其是此派中坚姚鼐，在乾隆间任四库馆臣时，曾屈尊要求拜皖派大师戴震为“夫子”，遭到戴逊辞坚拒，在学林大失面子，终身切齿，所撰《惜抱轩尺牍》等多收痛诋戴震和考据学的文字［5］。江藩书出时，姚鼐已死，他的四大门徒俱在。其中最好斗的是桐城老诸生方东树。(www.xing528.com)

方东树少江藩十一岁，身份与监生江藩相同，而且都终生不得一举。但江藩在青年时便因注释乾隆帝的“御制诗”而曾获得预备召见的殊荣［6］，从此，“以布衣为掌故宗”［7］，备受达官名宿的礼敬。而方东树虽以姚鼐弟子的缘故，奔走权门，未受白眼［8］，但仅充食客而已。阮元在广州开学海堂，提倡“以古学造士”［9］，也借以安置投奔他的海内学者文士。方东树也厕身其中，得以目击江藩二书刊行并首先在阮元幕中引起的轰动效应。倘说《汉学师承记》获阮元推崇，已引出方东树的妒火的话，那么《宋学渊源记》的继刊，引出的便是他的怒火［10］。这不难理解。试想，假如江藩将桐城诸老摈斥于“国朝宋学”之外的策略奏效，那么方东树辈自命“正学”而借以为官作幕的“谋食”术，岂不从此失灵？谁都知道，中世纪晚期热中于趋附权贵的所谓道学夫子，早如顾炎武所讥，把“知耻”置诸度外，他们最痛恨的是有人染指其饭碗。何况江藩此书意在砸掉其饭碗。于是方东树感到忍无可忍，决意写一部书，不顾江藩著书已是针对姚鼐骂倒“朴学”的回应这一事实，更反噬其著书目的“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11］。这就是后人熟悉的所谓“上纲上线”。既然帝国的圣祖、世宗、高宗都已明白宣布孔孟之道为纲，而朱熹关于“纲常”的解释，乃是衡量是否恪守孔孟之道的唯一尺度，那么谁被谴责为“辟宋儒、攻朱子为本”，谁就等于自寻死路。方东树如此严厉谴责江藩，不待说也在严厉谴责阮元。依清律，假如他控告江藩“攻朱子”的罪名得以成立，则曾替江书作序并引为知己的阮元，至少也得承受“姑息养奸”的咎责。但不知为甚么，方东树写成此书，并将它献给阮元，已在《宋学渊源记》刊行三年之后，恰值阮元奉调离粤赴云贵总督任之际［12］。仿佛他有意以此书替阮元变相左迁送行。这部书就是《汉学商兑》。

恕我寡闻，至今没有见到《汉学商兑》道光丙戌（1826）初刻本。我所见的最早版本，是道光辛卯冬（1831）的重刊本。江藩已在去岁死去。阮元仍在受反清的“野人”困扰。这时方东树已回到合肥依附安徽巡抚邓廷桢。邓廷桢号称“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13］，其实没什么学问，附庸风雅而已。那时方东树虚龄六十，在故乡已入桐城派活着的耆老之流，因而在此书的“重序”中，攻击“近世为汉学者”，越发没有顾忌［14］。

同江藩一样，方东树也没有想到，他们从正负两面评论清代汉学，主观意向都在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结果却殊途同归，恰好从两个极端，凸显了所谓汉学和所谓宋学，早在19世纪初叶，“欧风美雨”大举从海上侵袭帝国大陆前多年，便都已走向末路。他们其实是用极不谐和的音调，给中世纪式的“清学”，共同谱写了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