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英雄故事在当地实现。终于回到山西同胞身边的刘渊，发挥了完美的指导者姿态。“轻财好施”等品德，与其说是表现气派大方的领导者风范，不如说是为了这一天而准备。
在刘渊身边，不仅有五部的俊杰，就连山西及今天北京一带的名儒秀士也都不远千里来这归附，《晋书》有以上的记载。虽然是既定的文字叙述，但应该可以这样思考：匈奴集团热情地期待久候的“统治核心”出现，而这也波及周边的汉族。
在继承武帝之后的惠帝（司马衷）统治时代，刘渊曾经一度被任命为五部大都督，甚至被授予汉光乡侯之封号，也就是晋朝政府正式承认刘渊为山西匈奴集团的首领。“汉光”这个封号，大多是意识到刘氏的汉族身份。
但是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末期（299年），匈奴部族群众发动反叛动乱并出塞。此处之塞，就是指长城。在匈奴部族群众之中，也有人离开山西，往北方蒙古高原而去。刘渊因此受罪而被削去官职。
在此，刘渊在形式上被惠帝政府解除其身为匈奴首领的地位。但是时代的风云出现了告急状态。惠帝之弟、成都王司马颖上表请求立刘渊为监五部军事。这是为了刘渊而出现的调停动作。
此时，在司马氏一族之间，身为屈指可数有力量者的成都王，驻守在太行山东侧要冲之地邺。实质上，成都王阵营是希望借由这个好不容易想出来、同样具有匈奴集团首领地位意义的别名，将关键人物刘渊拉拢进来成为自己人。
另一方面，惠帝真的是一位无可救药的笨蛋。在中国史中，死后被冠上惠帝的天子，原本就全部都是窝囊没用的人。在思考谥号方面遭遇到相当困难时，因为若是天子的话，只要具备该身份，在位期间最少最少都应该会施恩于民吧！基于这样的原则就用惠帝之称。
再加上，不知是讨厌惠帝还是其他原因，皇后贾氏一族及同党就将笨蛋惠帝作为傀儡掌握政权，并且毫无节制地放肆作为。赵王司马伦（武帝的叔父）终于挺戈而起，对外戚干政发动反叛战争，此时正好为公元300年。
从此开始，司马氏同族变成家族相战的大动乱源头，也就是所谓的八王之乱。在此就不对动乱的过程逐一详述。因为没有间隔段落，而且显著地乱七八糟（详细经过请参见福原启郎《西晋武帝：司马炎》，白帝社，1995年）。
此时，刘渊将上表举荐自己的成都王视为贵人，为了回报其恩德，于是演变为被挽留在其驻守地邺城的形式。这样的动作应该就相当足够了吧！当然从成都王阵营的角度来看，因为已经进入了军事力量会说话的动乱时期，能将匈奴集团的象征刘渊持续掌握在手中所代表的意义，就更不用多说了。刘渊再次成为“囚人”。
然而，司马氏王族的动乱，对于长期被逼出关外的山西匈奴集团来说，可是个恢复独立的绝佳机会。正是期待已久的时机。
根据《晋书·刘渊传》记载，此时身为刘渊大叔父的右贤王刘宣及山西匈奴群众，聚集在一起并说了以下的话：
“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
由此段话可清楚地得知其欲表达之意。仿佛亲耳听见匈奴族领导阶层的声音。这可说是经历匈奴王室及汉朝王室长期共存的历史，但在魏晋两朝却受到相当屈辱待遇的匈奴王族的自尊呼喊。
于是，匈奴一族决定采取自立行动并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因此派遣名为呼延攸的人前往邺，向被挽留在成都王麾下的刘渊秘密传达此消息。
担任使者的这位呼延攸，并非一般人物。是前述三个匈奴贵族之首的呼衍氏。衍及延只是同音异字而已。而且根据纪录，刘渊的母亲及妻子都是呼延氏（由此事也可以得知，对于匈奴王族挛鞮氏来说，呼衍氏是成为外族联姻对象的姻亲集团。就如同后世，蒙古帝国时代的成吉思汗王族与弘吉剌姻亲集团的特殊关系）。不仅如此，呼延攸还是刘渊妻子的兄弟。被任命留守在山西匈奴集团的刘宣所派遣的这位担负命运任务的秘密使者，除了原本就是匈奴中少数的传统贵族之外，对于刘渊来说还是母系亲戚的姻亲兄弟。
听到传话后的刘渊，立即以参加葬礼为由，提出返回故乡山西的请求。但是成都王没有答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没有办法之下，刘渊就派遣呼延攸先行回乡，并且转告刘宣，立即召集五部匈奴并宣称是为了呼应成都王的行动而共同引进宜阳诸胡，但事实上却是为了反叛（总之就是为了独立运动）所做的准备。
在此所言之宜阳，位于邻接东汉以来历经魏晋两朝皆为首都的洛阳西边。在从西到东流过并贯穿洛阳的洛水之稍微上游处，以直线距离来说顶多只有70公里之处。
对于成都王来说，现阶段是敌人中敌人的东海王司马越（与武帝司马炎同一辈分。总之，是惠帝及成都王的上一代长辈。稍后会出现的东嬴公腾之兄长）挟持惠帝作为傀儡并占据洛阳，可说是位于背后的威胁性存在。但在洛阳不远处则有诸胡的存在，这是一个具备移动性、集团性及军事力量的非汉族集团。
顺带一提，此种景象是当时的真实状态。不仅如此，事实上直到现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若试着在洛阳周边的山野林地间漫步，经常会遇到追赶着羊群而逐渐趋近的穆斯林牧民。他们不住在城镇街道上，而是居住于山野之间。
洛阳周边一带正是中国本土的中央部位。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就把洛阳当作“中土”——也就是大地的正中央——思考，故能在此定都者就是真正的中华王朝。
即使在货真价实的中华之中的中华也是如此。若以现在的省来说，甚至是河南、山东及山西，广布于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山野林地，经常都是牧民世界。在中国本土，一边是汉族的文明世界，另外一边则是长城之外由沙漠与草原交织而成的牧民质朴世界——这样单纯的二分法，就如同已经重复说过许多次般，真的是很奇怪。
扼要地说，刘渊为了对应变动频繁的情势，所以让山西匈奴集团采取作战体制，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进行独立行动。与此相伴的就是命令目前假装是从背后威胁首都洛阳的异族集团也起而呼应，表面上是站在成都王阵营这一边给予声援。这当然是为了让自己能平安无事地脱离成都王麾下所做的准备工作。
时间来到了永安元年（304年）七月，自立为大都督的东海王司马越，以拥戴惠帝之名义从洛阳发兵，进行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征战之旅。一路上号召征兵共同参与的结果，就是军队势力扩张到10余万，一直延伸至司马颖所在地邺城之南的荡阴。队伍前后距离长达约40公里。
史称荡阴之战的战斗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展开。仅一天的会战，政府军就完全崩解。而且连具有大义名分的惠帝也都被成都王所擒，并将其迎入邺城内。这一幕让被称作“八王之乱”、激烈反复且乱七八糟的动乱出现逆转。
此时，成都王任命刘渊为辅国将军，负责北城防御。不仅没让他到前线作战，还让他担任离战场最远、邺城北方之守卫。恐怕是担心刘渊会叛逃到乱军之中。
紧接着，击破东海王部队、于此时得到正统政权之名的成都王，甚至将刘渊从冠军将军封为卢奴伯。这可说是破格提升的待遇。因为这次的任命是以惠帝之名义进行，故刘渊成为晋朝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作为。对于连作战都没有参加的刘渊之礼遇，是以礼遇之表面形式让其继续留在身边的手段。“人质”是刘渊无可避免的宿命。命运在离开刘渊之处，又自动地回到刘渊身上。
但是这并非最后结果。这次换从邺的北方开始，一股强大的军事势力逼迫而来。
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联合安北将军王浚，以打倒成都王邺政府为名而发兵。所谓并州，就是以太原为统治机构所在地而管辖整个山西北半部地区。也就是说，与山西匈奴集团主要根据地，几乎完全重叠。司马氏一族的最后支流司马腾为该处的刺史，也就是当地行政长官。
另一方面，王浚则为以现今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幽州一带的军事司令官。从以前开始就与邻接的邺之成都王阵营不合，而成都王就以象征正统性的惠帝为后盾，开始进行剪除王浚的动作。对他们来说，此时已刻不容缓。
若从晋朝的立场来看，这两方势力都是为了防备北方边境所安置的军团。而这两个却同时相互发兵进攻。情势可说是更加混乱。
若从司马腾及王浚的立场来说，为了防守北方边境，即使在八王之乱越加深刻之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否能简单地将此行动当作是为了观察情势变化呢？若当他们也出动军队的话，对于已经在长城线内外大张旗鼓的各种非汉族集团来说，就会出现眼前的墙壁消失之局势，必定会让变动更加惊天动地。
但是，当局势变得差点连自己都无法保全时，早就已经不是可以谈论长久未来之事。司马腾及王浚双方都认为个别单独采取行动将会不利，故联合双方的边境军团，并认为若能以其威力介入帝国内乱的话，应该可以握有对局势之决定性一票。
在此之外，这两个军团还有一个无法轻易忽视的重点，那就是其中包含有游牧民骑兵部队，也就是司马腾所率领的并州军团中的鲜卑拓跋部，王浚所率领的幽州军团中的鲜卑段部及以羯朱为首领的乌丸部队，都分别参加其中。总之，这两批军队都是跨越汉族及非汉族框架的混合部队。
关于鲜卑的两部及乌丸，将于别处进行说明。但同样都是突厥·蒙古人，尤其是鲜卑拓跋部，将成为背负下一代使命的集团。八王之乱不仅是单纯皇室内乱的分歧点，更可说就在这个时刻，虽然一部分看起来是以下犯上，但更接近现实来说，混合了草原及中华、汉族及非刘族的时代，就在这之后，以清楚的姿态出现。
在1世纪中期，匈奴国家“南北分裂”之后，在蒙古高原出现两个来历非常相似的集团，即鲜卑与乌丸（或是乌桓）。不论哪一个都是继承了过去匈奴帝国成立初期时最强敌手势力的东胡血统，即与东胡同源。
东胡就如同其名，是以蒙古高原东边界线的大山脉兴安岭一带为根据地。其后裔的鲜卑及乌丸也都相同。西拉木伦河（蒙古语为黄色河流之意，指辽河）流域的大草原以北为鲜卑，稍微南边的老哈河流域（也就是清代以后所谓的热河地方）则为乌丸所在地。
可能这个所在位置的差异，就是带给这两个可说是近族集团命运大不同的要因之一。也就是说，鲜卑享受到时代的光芒，但乌丸却是受到时代阴影的逼迫。(www.xing528.com)
鲜卑是区分成数个集团的庞大势力。在汉字文献里是以“部”来表现这种集团。但是，他们长期以来却无法整合成统一集团。
鲜卑族在2世纪中期左右，出现名为檀石槐的英雄，将北匈奴的一部分合并，聚集高原各种势力，实现东从满洲西至准噶尔盆地的庞大版图，史称鲜卑帝国。
但是由檀石槐进行的草原世界重组，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之事。伴随着他的死亡，鲜卑帝国也就一口气地瓦解。好不容易才被合并的鲜卑系各集团也在这之后，分别选择了各自的道路。依据汉字的“部”为单位，各自出现了世袭王朝。
在此之后，东汉也崩解了。3世纪开头，就在由董卓、袁绍、袁术、曹操等群雄进行的中国再整合主导权争夺战日渐扩大之际，即使在高原地区也同样相继出现由鲜卑族中的步度根及轲比能等权势者进行合并的运动。草原及中华，就算是草原的起步较早一点，但两者几乎是以相同方式变动。
然而不论是步度根或是轲比能，两者皆是汉字音译名字，多少也可以用其推测出原本的突厥·蒙古语名字，但也不过是一种推测。
顺带一提，关于以鲜卑为首的多种族，若要进行确认其为突厥系或是蒙古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概念的行为。不可能有人种方面的确切证明。在语言方面终究也鲜少能有突厥·蒙古语这种暧昧的解释方式。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在蒙古语正式成为可被判定的一种语言的蒙古时代以前，原本这两种语言之间到底有没有有可能划出清楚分明的界线，或是甚至连这条界线根本都不存在。
在晋朝面临崩灭问题的3世纪后半期，鲜卑族之拓跋、宇文、慕容、段及乞伏等各“部”，都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南下出击。在这一段时间，若以广义的角度观看整体时间流动，从匈奴及汉朝这两个时间悠长的大帝国时代开始，经历过鲜卑、魏晋的短暂统合时期，更加庞大的分裂、再组成、统合漩涡已经席卷了整体的草原及中华。
另一方面，乌丸则不像鲜卑形成一个庞大集团，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居住地实在太接近中国本土。老哈河流域几乎就在现今北京地区的内侧。
乌丸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随着匈奴国家的动摇，经历过隶属于匈奴及汉朝两国时期，更进一步地归属于东汉。终于在东汉末期的群雄争霸时期，出现名为蹋顿（这也是汉字音译）的英雄豪杰，成功地合并近大半的部众。
然而这样的局势变化，对于迅速升起成为华北霸主的曹操而言，却是相当危险之事。因为蹋顿和曹操的敌人、河北之雄袁绍结为同盟。
在曹操思考霸业时，有一个重点是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对于乌丸的攻击行动。曹操抱着必死之决心对抗这个岂止是眼前毒瘤，甚至已经成为重大军事威胁的乌丸。其军队攻进了乌丸主要根据地的柳城，而乌丸首领蹋顿也在此役中战死。
不论是对曹操来说或是对乌丸而言，这都成为一个分歧点。乌丸联盟就在正要从自立朝着发展茁壮之际崩解。大多数的乌丸族都被编入曹操势力组织中，变身成为其机动部队，也就是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乌桓突骑”。
关于山西匈奴集团也是同样状况，很容易就忽视这些游牧民骑马战士存在于曹操的军事力量之中，实在是件很可惜之事。如果换一个角度重新观看，相信“三国志”这个历史会有更不同的呈现。
至于乌丸的残余势力在鲜卑族逐渐南下的波潮中继续生存一事，就如本篇所述。但是，对于已经失去大半势力的乌丸来说，要在纷乱的时代中以一己之力建立地位之路，几乎没有被留下任何空间。
回到之前话题，面对屡次袭击而来的庞大军团，成都王感到相当困惑并找刘渊商量。此时成都王与刘渊的对话，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想要回归山西的刘渊，话中有话地向司马颖说。
对话内容：“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
但是司马颖没有同意。
对话内容：“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
面对完全感到胆怯甚至连逃亡计划都想好的成都王，刘渊持续进行争论。
对话内容：“殿下武皇帝（指司马炎）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小家伙之意），东嬴疏属（王族的末流），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也就是书面之征兵文），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
成都王轻易地就被说服。他非常高兴地任命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在此处可见到成都王毫无自尊，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从认为只要逃入首都洛阳就总会有办法这一点来看，他终究也不过是个傲娇的年轻王子。而这般货色都被认为是八王之中最具权势者，可以想象司马氏一族的状况。成都王能有今日成就，是托至今为止都不错的运气以及麾下有优秀的参谋幕僚这两点之福。然而，在内部暗斗之下他已经失去了支撑的参谋幕僚，而且好运也急速消失。当回到什么都没有的处境时，他也就成为堪比其兄弟惠帝的蠢材。
但在此时此刻，这已无关紧要。应该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成都王或是刘渊都清楚地共同认知到五部匈奴的精实以及位于其后方的鲜卑、乌丸之恐怖。
只要有“劲速如风云”的鲜卑及乌丸在敌方阵营，五部匈奴就不会轻易地草率行动。即使行动了，鲜卑及乌丸的骑兵军团就会从背后袭击。而且会更进一步地进攻到邺城吧！——就算是愚昧如成都王，也知道这些状况。或许不如说是对于鲜卑及乌丸的强劲骑兵有相当程度的恐惧。
相对于此，刘渊的回答就相当有趣：“不对，鲜卑及乌丸者，终究也不过是过去的东胡，绝对不是我们五部匈奴的对手。”当刘渊自信满满地说出这些话时，接受这种说法并且感到高兴的成都王也是相当有趣。
刘渊故意提起过去的事情并表示顶多不过是东胡罢了的这想法，应该是意识到匈奴帝国的光荣历史而说出的话语。也就是我们自己匈奴可是主人，身为仆人的东胡怎敢做出违反情势的这种气度。
事实上，这一点出乎意料地重要。也就是说，在这之后当山西匈奴集团开始采取打倒晋朝并自行建立帝国的行动时，不论是鲜卑各集团或乌丸都静观不敢出声。当然，应该也有观望的成分。但应该是因为他们对于旧匈奴帝国仍然记忆深刻，并且残留着尊重挛鞮氏血统的氛围。
以中华方式统称为五胡十六国的这个大分裂时代，为何会由匈奴集团扮演其开幕角色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除了考量现实上具备的杰出军事能力之外，也不可忽视非汉族群体们的共同意识。
总之借由这些话语，刘渊博取了成都王的愉悦，进而离开邺城并回到思念已久的主要根据地山西左国城。该处是东汉时代以来南匈奴单于的王朝所在地。刘宣等人恭奉刘渊称号为大单于。在短短的20天之内，集结了5万人的匈奴军团。
另一方面，幽州的王浚命令将军祁弘率领鲜卑骑兵军团进攻邺城。此为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袭击行动。成都王无法沉住气，就只带领少数的随从而与兄长惠帝一同以洛阳为目标落荒而逃。采取了刘渊说绝对不可行之行动的成都王的命运，也就瞬间急速下滑。
接到邺城已经沦陷之通报的刘渊，不屑地说出“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也就是说真是个混蛋的意思。虽然口中那么说，不过刘渊认为约定就是约定，故预计前往救援。分派给右于陆王刘景及左独鹿王刘延年两万步骑兵，命令前往讨伐鲜卑。由这一点可以知道刘渊是相当重信重义，或是当时仍未下定决心确定要打倒晋国。
此外，在此处见到的刘景及刘延年，因为以刘氏为姓故应该是挛鞮氏。而其王号也正是以左右两翼并列。
相对于此，担任山西匈奴集团整合角色的刘宣，态度坚定地进行谏言。《晋书》中以戏剧性方式记载刘渊与刘宣的对话。
刘宣说：“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
刘渊回答：“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于是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决定自立并登位称为汉王。更进一步地，在与晋国的对抗战争趋于有利状态并逐渐可以看到最终结果的四年后即永嘉二年（308年）时，刘渊宣告登基成为皇帝。这是由匈奴建立的“汉朝”。
到这个阶段，不管说是汉王或是“汉朝”皇帝，其所代表的意义应该不用再多加赘述。以过去悠远的历史及经过为背景，在某种意义上是该出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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