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物与考古学：历史的见证

1910年之后不久，随着对考古学资料越来越熟悉，美国开始接受文化—历史研究取向。长期连续的研究揭示，时间上的变化不能简单地按照一种特定的人群被另一种特定人群所代替的方式予以解释。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确认了古印第安人的遗物，人们开始意识到土著居民在北美的居住历史远比此前大多数考古学家所预想的要更加久远（Willey and Sabloff，1980）。这些发现应该在美国人类学的通则性发展的情景中予以解释。博厄斯学派人类学是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民族文化”和作为解释文化变化的最主要动因的“传播”等理念广为流行。此外，博厄斯坚持不懈地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坚决反对种族主义，都鼓励印第安人是具有变化能力的观点。

19世纪美国考古学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考古学资料中所宣称的文化的地理情景，特别是在美国中部，对于土墩建造者的兴趣导致了众多考古活动的开展。1890年，G.P.斯拉丝顿（G.P.Thruston）在田纳西定义出一种史前石器时代墓葬“种族”。他认为，这正是一个单一部落或者一群相互关联的部落的遗存（Thruston，1890）。文化这一概念首先被用来指俄亥俄河谷地区有显著同一的器物组合的一系列遗址。1902年，威廉·米尔斯（William C.Mills）确认出古代要塞和霍普威尔文化，1909年，W.K.摩尔海德（W.K.Moorehead）确认出冰川纪，坎姆文化（Glacial Kame）。随后不久，H.C.舍顿尔（H.C.Shetrone）注意到这个地区存在着多个这样的单位（Shetrone，1920）。这些考古学文化看起来与欧洲文化和美洲晚期文化截然不同，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直到1936年，考古学家才准确地推断霍普威尔文化早于古要塞时期。(www.xing528.com)

1913年，民族学家贝斯霍·德劳福尔（Berthold Laufer）准确诊断出美国考古学中最显著的缺陷在于缺乏编年控制。这是一个美国考古学家早已发现并开始纠正的问题。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地层关系清楚的发掘的记录不断增多。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技术没有得到有规律地应用，尽管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众多重要的结论可以从中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