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装饰中的玫瑰之美

我一直都很羡慕画家有将花朵跃然纸上的能力。人类描绘植物的欲望历史悠久，就像他们栽种植物的欲望一样。克里特出土的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花瓶上就装饰着玫瑰图案。最早的草本植物志是迪奥斯克里德斯（约40—90年）的《药物论》，被后世的植物学家们传抄了几个世纪，里面精美的木刻植物画包含有一枝玫瑰。然而，自从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以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艺术中竟鲜少发现玫瑰。

在世界的另一边，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国商朝的写实绘画中即有玫瑰的形象存在。其他早期的玫瑰形象包括10世纪黄筌所画的宫粉月季，而且在大约1000年的赵昌的画非常有可能描绘的是重瓣玫瑰。从9世纪初期到12世纪中期，诸多中国画家笔下的花鸟故事的意象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玫瑰图像。玫瑰也成为波斯和奥斯曼时期视觉文化的重要部分，也存在于许多伊斯兰装饰艺术例如瓷砖和地毯中，但是很显然并没有明确的宗教意义。在伊斯兰世界里，“玫瑰”一词也用来描述常在清真寺圆顶上发现的精致的圆形马赛克。

在西方，中世纪早期，艺术逐渐复苏，花朵具有强烈的宗教象征意义。没有其他花朵，哪怕是百合与鸢尾也未能像玫瑰那样如此经常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的绘画、建筑、石雕中，尤其是在教堂的圆花窗上。当12世纪玫瑰形圆花窗初次出现时，玫瑰已经与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虽然在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建有很多圆花窗，但数量最多的是在法国，且大多是在巴黎及其周围，代表性作品包括有沙特尔大教堂（1216—1226年）、巴黎圣母院（约1220年）、兰斯大教堂（约1270年），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后来被称为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大爆炸时期。

当第一眼看到圆花窗时，“花瓣”内运用的引人注目的色彩或彩色玻璃使自然光线从外面倾泻而入，这会令当时的礼拜者眼花缭乱。1144年，当阿伯特·苏歇——它的赞助者第一次走进刚刚完工的具有开拓性的哥特式修道院教堂圣丹尼斯时，他感觉自己进入了“宇宙中一个奇特的地方，一个无论是在浑浊的地球还是纯净的天堂里都完全不存在的地方”。但是最终，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玫瑰花窗消失了，与其他的哥特式风格一样，它“萌芽于12世纪，繁荣于13世纪，消逝于14和15世纪的火焰中”。

14世纪建成的亚眠大教堂的玫瑰花窗，让礼拜者眼花缭乱的设计

与之相反的是，到15世纪时，玫瑰频繁出现在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中。人们可以从画中找到当时种植了哪些品种及怎样种植玫瑰的线索。斯特凡诺·达·泽维奥的《玫瑰园中的圣母玛利亚》（约1435年）中攀爬在格子架上的玫瑰被鉴定为白色和粉色的重瓣白蔷薇。

春天女神左手臂中环抱着的玫瑰花，桑德罗·波提切利，《春》，1481—1482年

它们沉浸在象征主义中，例如，玫瑰的方格架代表着封闭的花园，另一个提示来自《雅歌》（第四章，第十二节）：“封闭的花园是我的姐妹，我的伴侣。”然而现代的观众偶尔会发现它们是深红色的单瓣法国蔷薇（虽然那时这品种很少见），受过教育的同一时代的观众可以解密不同颜色的玫瑰与基督的鲜血的关系。白蔷薇与纯洁和童贞相关，反复出现于诸如贝纳迪诺·路易尼《玫瑰园中的圣母玛利亚》（1510年）之类的绘画作品中，而且甚至出现在保罗·乌切罗的《圣罗马诺的溃败》（1438—1440年）这种不太可能的战争场景中。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玫瑰画作当数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1483—1485年）。从水面缓缓升起，（维纳斯）女神在白蔷薇的嫩枝和叶子环绕中（可能是“少女羞红”）出现了。偶尔也会有法国蔷薇出现，比如在波提切利的《春》（1481—1482年）中紧扣着花神的那枝写实的玫瑰。丢勒的《玫瑰花环节的源起》是1506年绘成的祭坛画，可能是为了庆祝同年在威尼斯成立的念珠祝福协会得到承认，那些胖乎乎的小天使手持淡粉色的玫瑰花环。

对于幸运的少数人来说，每次打开一本祈祷书时，彩绘的手稿中都会有玫瑰出现。在《伊莎贝拉祈祷书》（1490—1497年）——一部关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女王一世的诗篇中有一幅画像是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妇人在花园里祈祷，她的身旁环绕着红玫瑰。文字和图片边缘饰以精致的白色玫瑰，有的是花蕾，有的在盛开，蝴蝶和毛毛虫正在玫瑰的茎上爬着。同样，一本《时间之书》（1500—1515年）在它的开篇页上也有蜜蜂和蝴蝶。许多都铎王朝的贵族，尤其是妇女都拥有这样宝贵的书籍，并且里面展现给她们的玫瑰图片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图案。

到了16世纪中期，宗教和植物学花卉绘画之间出现了分支，那就是为了证明植物的药用价值而绘制。这些主要是木版画，可以比手工绘制更便宜更可靠地复制再版。其中最知名的一部是1543年莱昂哈德·富克斯所著的《新草药学》。虽然文字部分是根据1世纪迪奥斯克里德斯的著作复制了很多内容，但富克斯的插图却为后世的植物学著作诸如1597年杰拉德的《植物志》设定了标准。而反过来，木刻作品则因蚀刻和金属雕刻技术的进步而黯然失色。

鉴于红白色都铎玫瑰的象征意义，亨利八世（1491—1547年）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大多数画像中都有玫瑰，或是拿在手上，或是更多时候作为他们衣服刺绣的一部分。伊丽莎白一世喜爱精致的服装，据记载，1578年她穿了“一件金色的绣着玫瑰和金银花的衣服”。对伊丽莎白一世来说，玫瑰不仅仅是皇室的徽章，尤其是多花蔷薇代表的是“童贞的荣誉”，而伊丽莎白一世自己当然是“童贞女王”。

尼古拉斯·希利亚德，《玫瑰花丛中的青年男子》，约1585—1595年，细密画

杨·戴维茨·德·希姆，《静物画·玻璃瓶里的花》，约1655年

在尼古拉斯·希利亚德与罗兰·洛克在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宫给女王画的肖像画（约1599年）中，她被玫瑰花状的珠宝环绕着，旁边的椅子上绣着玫瑰，她的褶皱领上也别了一朵玫瑰鲜花，在她的底裙和紧身衣上绣着玫瑰和其他花卉以及动物的图案。技艺高超的刺绣工比如她的朋友哈德威克的贝丝，甚至会利用前两年出版的杰拉德的《植物志》作为刺绣图案的来源。

也许这个时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肖像是希利亚德神秘的细密画《玫瑰花丛中的青年男子》（约1585—1595年），画中的年轻人几乎被一株多刺的开白色小花的玫瑰所完全包围。是不是会像一些玫瑰学家所说的那样，包围年轻人的是旋花蔷薇？又或者，尽管它是白色的，但因为它的象征意义，正如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多花蔷薇？考虑到伊丽莎白女王酷爱多花蔷薇，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对这幅精美的细密画做出更多解读，并将这幅画转化为为皇室献身甚至是爱情的信息。

油画中花卉的分界线是根据宗教和国家划定的。到1600年新教荷兰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商人阶层渴望展示自己的财富，虽然玫瑰从未与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狂热者”有相同的地位，但是玫瑰在荷兰人的绘画中特色鲜明，表现突出。自老扬·勃鲁盖尔（1568—1625年）开始，荷兰和弗拉芒地区的画家们以他们绘画的写实性震惊了世界。特别是扬·梵·海以森（1682—1749年）的花卉看起来“如此真实，感觉仿佛你可以把它从画布上摘下来”。

艺术史学家们已经证实，这些巨大的溢满画面的花束是想象出来的，是在仔细研究了每一朵花盛开的样子后画下它作为参考创造出来的，为了保证速度和准确性，很可能是以水彩画成的。遗憾的是，这些水彩画通常被遗弃，传世的很少。也有很多静物画刻画的是缺憾和生命的脆弱——凋谢的玫瑰花瓣、昆虫咬噬出的破洞以及虫子本身。尤其是杨·戴维茨·德·希姆（1606—1648年）这个可怕流派的大师。

荷兰和弗拉芒地区的艺术家们经常拜访伦敦，可以看出他们的作品一定也影响了英国植物学家、画家亚历山大·马歇尔，他在17世纪晚期的《花谱》中所绘的凋落的奥地利铜蔷薇（双色异味蔷薇）花瓣展现了玫瑰的脆弱。

这些花卉绘画中大多都有精致的细节，而且人们也经常试图辨识画中是哪种玫瑰。格拉汉·斯图尔特·托马斯得出结论，在梵·海以森和其他画家的画中常见到的白色大朵的玫瑰一定是白蔷薇“马克西玛”。托马斯已证明百叶蔷薇，或称包心蔷薇与大马士革蔷薇和红色法国蔷薇是后来的低地国家的花卉画家们最喜欢画的品种。奥地利铜蔷薇是很受丹尼尔·西格斯（1590—1661年）喜欢的品种，西格斯因他的花环画而闻名，这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中的一幅雷切尔·勒伊斯（1664—1750年）的作品中也有。西格斯只画花卉很少见，而勒伊斯作为一个女性画家能有如此漫长而成功的事业生涯更是难能可贵，她嫁给了肖像画家尤瑞安·普尔并共同养育了10个孩子。

到了18世纪，玫瑰已经失去了纹章学的象征意义，画家们也基本从宗教主题上转移开来，这时的玫瑰最经常作为女性气质的象征，有时甚至是性感的象征出现。让-霍诺尔·弗拉戈纳尔（1732—1806年）是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里夫人画了一系列玫瑰色的画，而弗朗戈斯·布彻（1703—1770年）经常把玫瑰放在画里来取悦他的赞助人——路易十五的首席情妇蓬巴杜夫人。

1730年，第一份图解植物清单《植物目录》由6年前在伦敦成立的英国园艺协会出版。这本画册上有扬·梵·海以森的弟弟雅各布制作的木版画，雅各布于1721年定居英国。他的绘画风格与他哥哥的相似，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更为放纵——也许这是他离开荷兰的原因。尽管如此，他还是绘出了几种当时流行的玫瑰品种的精确而迷人的插图，其中包括当时的奥地利玫瑰（蔓生法国蔷薇）、红色普罗旺斯玫瑰（白蔷薇）以及重瓣黄蔷薇（硫黄蔷薇）。

亚历山大·马歇尔，《德尔夫瓶里的花》，1663年(www.xing528.com)

在这之后不久，另一位年轻的天才植物学家乔治·狄奥尼休·埃赫雷特（1708—1770年）从海德堡来到伦敦。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都是有关英国的植物“猎人”带回来的最新充满“异国风情”的植物，例如约瑟夫·班克斯，特别是波特兰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本丁克（1715—1785年）这样的收藏家，据说“波特兰玫瑰”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埃赫雷特为玫瑰插图设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只有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超越了这个标准。

大马士革蔷薇（约克和兰开斯特玫瑰），摘自玛丽·劳伦斯的《自然玫瑰集》，珍贵的玫瑰书之一

雷杜德出生于比利时的阿登，成为1780年被任命在巴黎植物园工作的弗莱斯教授杰拉德·范·斯潘登克的学生，范·斯潘登克与雷杜德都深受扬·梵·海以森风格的影响，他们绘制华丽的花卉并一丝不苟地展示植物学细节。雷杜德最著名的作品是1817至1824年间出版的3卷《玫瑰图谱》。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他很明智地选择了与他的前赞助人约瑟芬皇后保持距离，尽管他的确提到了他为小蘗叶蔷薇绘制的插图是“几年前画的，一种栽种在梅尔梅森城堡花园里的生长得非常旺盛的植物”。他所画的玫瑰来自许多不同的花园，目的就是要囊括法国当时所有的玫瑰品种。

除了这些画作，雷杜德还增加了一个丰富的索引，列明了前人所著的作品，包括英国画家玛丽·劳伦斯的《自然玫瑰集》（1796—1799年），这本书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罕见的玫瑰书籍，以及亨利·查尔斯·安德鲁斯的《玫瑰或蔷薇属专著》（1805年）。安德鲁斯与约翰·肯尼迪的女儿，即约瑟芬皇后的前英国供应商结了婚，所以他有足够的机会来获得植物素材。

尽管雷杜德直到他1840年去世之前一直拥有成功的事业，但是他后来的作品没有一部能超越《玫瑰图谱》，你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他的插画。

18世纪也是丝绸织造的顶峰时期。斯皮塔佛德的丝绸设计师安娜·玛丽·加思韦特（1688—1753年）为时尚的宫廷礼服制造了华丽而逼真的面料，包括为后来与乔治·华盛顿结婚成为第一夫人的玛莎·丹德里奇提供礼服面料。男士背心也精心地绣上了花卉图案。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玫瑰面纱（源自阿拉伯语的“弥撒”或“面纱”）是由贵族妇女穿戴的著名的印度风格的印花布披肩，以玫瑰树为装饰图案的主题和花边。

玫瑰也是很受欢迎的刺绣主题。这个领域里最熟练的业余爱好者之一是玛丽·德拉尼。她以精美的纸花拼贴画而闻名，作品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她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针织匠。1759年，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中描述了她是如何用雪尼尔线刺绣椅套的：“我的图案是一个由橡树枝和各种各样的玫瑰（黄色除外）组成的花坛，绣的时候没有参考图，只是依照脑海中想到的样子。”德拉尼能够在没有参考图的情况下工作很不寻常，大部分的女性都要利用参考图来提高她们的刺绣和绘画技巧。在18和19世纪，植物绘画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女性才艺，年轻的女孩们都非常熟悉由一些技艺高超的植物画家所著的“入门”书籍，例如詹姆斯·索尔比的《大自然花卉画法入门》（1789年）。

亨利·方丹·拉图尔，《芙蓉玫瑰》，1864年

当优雅的年轻女士正在从索尔比的书中学习如何画玫瑰时，一个新的画家群体以更浪漫、更轻松的绘画风格而闻名。亨利·方丹·拉图尔（1836—1904年）因他对甜美的茶香玫瑰的描绘而最为知名。他说：“它色彩闪烁，好似光线穿透花瓣。”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人们用一款杯形粉色玫瑰“方丹·拉图尔”来纪念他。这是一株20世纪30年代由爱德华·邦亚德偶然发现的幼苗，并于1945年由希林斯的格拉汉·斯图尔特·托马斯育种园引进，它有着百叶蔷薇的样子，但是却被划分到现代灌木玫瑰组。

悬挂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亨利·佩恩的壁画《在圣殿花园采摘红玫瑰和白玫瑰》，1910年，表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玫瑰战争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花卉绘画经历了从花哨到戏剧性风格的变化，例如亨利·A.佩恩为议会大厦东走廊绘制的壁画《在圣殿花园采摘红玫瑰和白玫瑰》（1910年）。同样地，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在《赫利奥加巴勒斯的玫瑰》（1888年）中用成千上万的玫瑰花瓣，以及在《夏日赐予》（1911年）中用粉色和白色的玫瑰花束来挥洒他的主题。他所展现的罗马日常生活的场景给他带来了“激发好莱坞灵感的画家”的称誉。

对我来说，这是在2017年伦敦的一个展会上得到证实的，展会将他的作品与电影剧照进行了对比，包括塞西尔·B.戴米尔的《十诫》（1956年）和雷德利·斯科特的《角斗士》（2000年）。但是早在1911年，阿尔玛·塔德玛去世的前一年，法国的电影制作人路易·费雅德就说过他的短篇电影《罗马的放荡》（1911年）灵感来自于《赫利奥加巴勒斯的玫瑰》，悬挂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亨利·佩恩的壁画《在圣殿花园采摘红玫瑰和白玫瑰》（1910年），表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玫瑰战争。

从法国南部定期送达的一篮篮玫瑰花瓣有助于阿尔玛·塔德玛·劳伦斯爵士创作《赫利奥加巴勒斯的玫瑰》，1888年

尽管在那个黑白电影的时代没有以粉色作为主色调。玫瑰不止出现在阿尔玛·塔德玛的第三幅古典绘画中。我很幸运能够在它回到它永久的家——墨西哥的佩雷斯·西蒙基金会之前在伦敦观赏了阿尔玛·塔德玛的《赫利奥加巴勒斯的玫瑰》。劳伦斯爵士创作这幅画的时候，让人每周从法国南部运来一篮篮的玫瑰，持续达4个月之久，以保证他总能捕捉到新鲜的玫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每一朵玫瑰花瓣的精准上，还体现在有茎的花蕾和整朵玫瑰上，只可惜在这幅画的数量巨大的花瓣中很难辨识出来。

阿尔玛·塔德玛是百老汇艺术家团的成员，他曾在另一位成员的家中与阿尔弗雷德·帕森斯（1847—1920年）相识。帕森斯也画玫瑰，但是是以一种与被人称为劳伦斯爵士的“超级甜点”风格大不相同的风格来画的。作为19世纪末著名的水彩画家，帕森斯被介绍给富有的女植物园主艾伦·威尔默特。在众多的园艺附加协议中，她委托他为她的书《蔷薇属》画插图，这本书是为了涵盖所有已知的玫瑰原种，不包括杂交种和栽培种。每一个阶段都有争论，尽管到1901年帕森斯已经完成了40幅，这本著作直到1914年才出版，对于一个如此昂贵的出版物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机。虽然它现在是备受追捧的收藏品，但当时直到1920年的时候才售出不到总数1000本的四分之一。尽管威尔默特在30岁的时候继承了一笔财富，但她对出版和园艺的热情（她在埃塞克斯州沃利广场的家中雇了104名园丁）最终摧毁了她。

乔治亚·奥基夫，《玫瑰》，1957年

“苔藓玫瑰”，韦奇伍德最受欢迎的古典设计之一，1945年

在20世纪初，用写实手法描绘玫瑰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化描绘的新艺术流派以及琉璃艺术家们的作品，如法国的埃米尔·加莱和纽约的康弗·蒂芙尼。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因为每一个郊区花园里都种着杂交茶香月季和丰花月季，玫瑰也不再受专业画家的青睐了。尽管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尼·马格利特在他的典型又神秘的画作《潘多拉魔盒》（1951年）里描绘了一朵特别大的白玫瑰，乔治亚·奥基夫（1887—1986年）用巨大的花朵特写镜头把他的玫瑰画风格向前推进。这种风格由赛·托姆布雷的《玫瑰》（2008年）继承，罗伯特·梅普尔索普用他异乎寻常的黑白照片来研习玫瑰画法。

然而，在英国国内，玫瑰艺术并没有停滞不前。自18世纪以来，瓷器公司例如弓瓷、切尔西、德比、罗斯托夫特和斯伯德发现玫瑰成为他们最受欢迎的图案，罗斯托夫特瓷器被一种准确地说叫做“托马斯玫瑰”的图案装饰着。在欧洲大陆的梅森和宁芬堡瓷器品牌也经常以特色的玫瑰来装饰他们的产品。这个传统持续到今天，其中最稀有的收藏品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西·库珀“粉玫瑰”系列。韦奇伍德在1945年推出了“苔藓玫瑰”系列之后又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了大受欢迎的“海瑟薇玫瑰”系列。“苔藓玫瑰”在1699年德国园艺书籍中第一次被提及，但直到19世纪早期才广泛流行，成为面料和瓷器设计师们的最爱。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母很高兴能在婚礼清单上发现韦奇伍德的经典的“苔藓玫瑰”成套餐具。

在19世纪晚期的工艺品中，威廉·莫里斯的“多花蔷薇”面料设计的灵感来自《睡美人》的故事。他声称他偏爱简单的野生玫瑰比如多花蔷薇，反而对19世纪晚期引进的那些“犹如一个中等大小的卷心菜”的品种不予考虑。然而，莫里斯在克姆斯哥特出版社出版的插图版乔叟的《玫瑰传奇》（1896年）中的确画的是包心玫瑰。

《十月，茶香月季，真诚，纯真》，摘自《花语》的一幅插画，书中每个月份由一种花以及一种情感来代表

莫里斯设计的纺织品是经典的，至今仍流行的，但是花卉面料的流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的。在那个年代，几乎每家的客厅都有一个包心玫瑰图案的窗帘，墙上还挂着一张雷杜德所绘玫瑰的印刷图片，而招待客人们的是皇家阿尔伯特的印有“苔藓玫瑰”的骨瓷茶具。但是正如杂交茶香月季和丰花月季走下时尚舞台一样，室内设计师最终也抛弃了印花棉布。